徐湘林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国对官员的考核标准逐渐形成,定期考核的初衷不错,但后来陆续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指标单一,单纯追求GDP、财政收入、形象工程。 进入90年代后,对官员和政府的绩效评估体系开始多元化,对政府部门相关官员的督促和考核也更全面。他指出,从这个角度讲,形成细致的指标评价体系是进步,“但最终能达到的程度不好说”。徐湘林补充道,要防止指标监督变成官员对指标政绩的追求。 他补充,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地条件不同,指标也应该相对灵活,防止一刀切地去迎合指标,导致报假数据、不计成本、突击治理等情况的发生。他同时指出,指标给参照性的就可以,应防止过于细致,过度量化而缚住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