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美国注意到欧洲向非洲进军的后果并对其作出相应的反应。2007年2月，也就是欧盟批准地中海计划，准备进军北非的前一年，美国抢先批准组建非洲司令部的计划，逐渐接手全部非洲军事事务[183]。2011年10月14日，奥巴马致信国会称已授权“在中非部署一支小规模美国部队，携带作战装备”，协助这一地区国家打击约瑟夫？科尼率领的圣灵抵抗军。据称，2011年6月，五角大楼曾向乌干达和布隆迪提供了4500万美元军事援助，包括4架无人驾驶飞机、防弹衣、夜视装备和通信器材。首批美军人员10月12日抵达乌干达，其余人员定于下月进驻，最终部署大约100人。除乌干达，一旦获得南苏丹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批准，部分美军将进驻这些国家[184]。

这说明，美国并不准备与欧洲分享非洲。至此，笔者想起19世纪末英法在非洲发生的“法绍达事件”（Fashoda Incident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当时法国为了应对英国的非洲战略，制定了一个贯穿非洲东西的宏大目标，这与英国的打通南北的殖民计划相矛盾了。1898年7月，两个国家的殖民军队终于在苏丹法绍达村爆发了“法绍达危机”，两军对峙，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最后双方达成不利于法国的妥协，以尼罗河和刚果河为界，英国占领苏丹东部和尼罗河流域，法国占领苏丹西部。尽管如此，法国的这次让步却为16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同样的苏丹已于2011年2月分离为南北苏丹，但昨天在这里的英法冲突，是否会是今天美国和欧盟冲突的前奏呢？果如此，已踏入北非的欧盟是否对已经变“老”的美国还会有耐心？这确实需要今天的美国人好好思量。

如果美国人不愿动这个脑子，那就看看自1950年以来欧洲在所有重大事件中是怎样“支持”的。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时期除外，美国是拼着命且实打实地帮助欧洲统一，而欧洲对美国的支持只表现在美国发起进攻的时刻，尤其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上发起进攻的时刻。一旦把美国送上战场，欧洲人接着就抽掉梯子并溜之大吉。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场，欧洲是这样；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对中国全面禁运中，欧洲也是这样；21世纪伊始，美国冲上阿富汗、伊拉克战场后，欧洲更是口惠而实不至，在美国最困难时抽板。笔者相信今后在美国冲向中国时，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抵制面前，欧洲利用和消耗美国、壮大自己的策略并不会因美国以往的真诚而改变。

利比亚战事发生后，美国人似乎明白了许多，。6月10日，盖茨在布鲁塞尔批评说，在过去10年间，欧洲国家国防开支下降近15％，但却要求美国承担更多任务。[185]随后《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直率批评现在北约里的欧洲国家纯粹就是“搭便车一族”。要办什么事只要等美国出马就水到渠成。在阿富汗的驻军就更不用说了，虽说是北约联军，可这些部队中美国人有将近10万，其他北约盟国加起来只有4万人。这4万人还受限于各种繁文缛节，只能驻扎在营房，想要执行任务那是难上加难，对于作战任务更是没人想往前冲。目前“搭便车”的欧洲盟友国家虽多，可分摊的“油钱”却越来越少。冷战时期，欧洲基本能分担北约组织一半的军费开支，而现在75%的开支都是由美国负担。这个现实导致北约执行作战任务只能让美军当主力。文章说：盖茨对这个现象非常不满，表示欧洲不用出工出料，却能自诩为人道主义者、和平卫士和真正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的翩翩君子，美国成了挥着棒槌，见谁打谁的山姆大叔。[186]
　　从盖茨及美国媒体日益尖锐的批评中，有少数美国政要似乎认识到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美国人确实把火玩大了。在勃列日涅夫的追打下，美国本意是强化欧洲，但苏联的解体却打破了欧洲间的力量平衡。结果美国将再次为失去相互制衡的欧洲所伤害。

时至8月，西方经济形势秋风乍起。8月4日，道指跌幅达到4.3%，标普和纳斯达克分别下跌4.78%和5.08%。德国、法国、英国的股指跌幅均在3%～4%之间。8月5日，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评级展望负面。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失去AAA信用评级。8月6日晚，伦敦爆发的大规模骚乱，到9日已经蔓延到其他3个主要城市。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所发生最严重的骚乱事件。伦敦警方证实，已有239人被捕，45人因攻击罪遭到起诉[189]。8月8日，全球股市遭遇了“黑色星期一”[190]，欧美股市再遭重创。截至北京时间9日1时，美国道琼斯指数再度暴跌311.89点或-2.73%，纳斯达克指数暴跌95.82点或-3.78%，欧洲股市也难逃厄运，跌幅达3%～5%。而这一切的导火索，正是美国主权评级的下调。

这突如其来的变局瞬间打破了各方利益平衡，它出现了既不利于卡扎菲，同时也可能不利于北约的形势。与利比亚反对派的目标不同，北约开战的目的是在地中海南岸打开缺口，实现——与古罗马帝国崛起的路径一致——对地中海南岸形成绝对控制；而要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并不是消灭卡扎菲势力，而是控制利比亚；而要控制利比亚的前提不是实现对利比亚的全面占领——不是不想而是目前实在没有能力消化这样的战果——而是促成利比亚的实际分裂。北约知道，利比亚内战双方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不愿分裂国家，利比亚内战任何一方实现国家统一的结果必然是调头反对北约的干涉。于是，与萨达姆和拉登的命运一样，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欧洲需要有意保留“卡扎菲势力”悬念、扩大利比亚部族势力以保持对班加西政权必要的政治压力，与1945年美苏双方力促“国共和谈”的目的一样，使利比亚各派力量保持可控比例的冲突，北约——首先是英法——在这种冲突中可现实对利比亚的控制。
　　目前利比亚存在着两种前途和命运，一是利比亚获得真正的统一和独立，另一是北约各国为实现各自利益通过其在利比亚的代理人使利比亚“伊拉克化”。利比亚新政权已开始防止这后一种趋势出现。8月31日联合国利比亚问题特使马丁透露，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拒绝联合国向该国派驻军事人员。马丁说，联合国曾考虑向利比亚派驻军事观察员。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称维护利比亚安全不需要外援。利比亚在联合国的一名外交官说，利比亚发生战斗并非内战，而是人民针对独裁者的自卫行动。他表示卡扎菲被击败后利比亚将无须外部武力协助。[196

鉴于北约一开始就对班加西武装力量实行限制，这使得第一种前途与利比亚还有相当的距离；而与第二种命运却非常接近。其结果是北约内部，首先是欧美之间在非洲“法绍达”式的利益冲突日益明朗化。当然这并不妨碍它们在面对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面对象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时仍会“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197]。
　　欧美之间的矛盾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相当深刻。对此论述最深刻的是列宁。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欧洲就有人提出“欧洲共和国联邦”——这比丘吉尔提的“欧洲合众国”早30多年——口号，列宁明确指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种瓜分基础，另一种瓜分原则。亿万富翁无论同什么人瓜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都不能有别的分法，只能“按比例”（而且还要附加一点：最大的资本要得到比它所应得的更多）。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鼓吹在这种基础上“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便是市侩和庸人的痴想。只能“按实力”大小来瓜分。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进程而变化的

当然，资本家间和各个强国间达成暂时协议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欧洲联邦，作为欧洲资本家相互之间的协议也是可能的……但这是什么协议呢？这只能是怎样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反对日本和美国，因为日本和美国在现今的殖民地分配情形下是极委屈的，它们的实力在最近半个世纪来加强的速度要比落后的、君主制的、开始老朽的欧洲快得无可估量。整个欧洲，与美国比较起来，可以说在经济上是停滞不前的。在现代经济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组织反动势力去阻碍美国较迅速的发展。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关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8]

由此，列宁提出著名论断：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99]
　　“绝对规律”基于绝对矛盾。列宁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斯大林同志由此得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少数甚至一国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认识。无疑，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从列宁揭示的这个规律中得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少数甚至一国社会主义也可获得独立发展的认识。

即使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发展机遇，在任何时候也是通过最坚决的斗争赢得。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面前，他们可以“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但条件是这个对手必须是软弱的。如果当他们感到对手无法战胜时，他们内部就“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的特征。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整个西方世界都以苏联为敌，试图通过将德国纳粹“祸水东移”苏联的方式来缓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日益白热化的争夺资源空间的矛盾。但在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会战（1942年）尤其是库尔斯克会战（1943年）的胜利、苏德战场胜负已成定局后，美国就率先抛弃实力比较弱小的英国，主动与苏联在同盟国中结成针对英国的“暗盟”。这样才有了后来苏联和美国联手建立的雅尔塔世界和平体系。同样，正是中国人民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誓死长期抵抗，才将与日本已接近达成“两国谅解”[200]的美国拉到中国抗战一边，这样才有中国参加开罗会议与英美共同签署《波茨坦公告》并成为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缔造国的事实。

能源是国家发展的基础，而能源价格又是国民财富分配格局形成的重要杠杆。1980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只有82.7万吨，到2008年进口量已迖2.392亿吨，增长了近300倍，年均增长近10倍，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进口量明显加快。1996年国内原油和成品油进口额分别为34.07亿美元和23.85亿美元；到2010年，该两项进口额增长了1351.51亿美元和223.43亿美元，分别增长了39.67和9.37倍。2007年中国国内需求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已超过50%。按照能源安全标准，当国家对国外石油依存度达到40%～50%时，当为不安全状态，超过50%则为危机状态。用这个标准衡量当前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经过高，存在一定风险”。[206]如果考虑到目前国际石油价格控制权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因此，这种能源风险在相当的情况下还会转化为金融风险继而政治风险。这种风险多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非石油输出国。

目前中国正在提高核电比例，以改变传统的以煤电为主的电力配置格局。与日本不同，在核电方面，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世界各国核电站总发电量的比例平均为17%，核发电量超过30%的国家和地区至少有16个，美国有104座核电站在运行，占其总发电量的20%;法国59台核电机组，占其总发电量的80%；日本有55座核电站，占总发电量的30%以上。中国现已投产核电装机容量约900多万千瓦，仅占电力总装机量的2%左右，比例很低。中国国家核电中长期的规划目标是：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达到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4%左右，力争2020年核电占电力总装机比例达到5%以上。[209]比较而言，中国核电发展不仅有后发优势，而且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未来中国能源自主因而决不能轻言放弃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