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我，一个刚刚毕业的懵懂少年，四处碰壁，找工作无门，正在愁肠百结之时，突然从遥远的广西传来佳音。原来是一个老乡校友在广西混得不错，并且积极招募我过去。我当然欣然往之。
长途跋涉之后，达到目的地，我渐渐发现有些不对劲。老乡从事的不像是个正经行当……

组织里的同志们都很友好，我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有一个叫黄志玮的老乡跟我一见如故，聊得很投机。小伙子头发有点少，胸肌有点鼓，皮肤有点黑，有很高的“战斗值”和很强的爆发力。如果在战争年代，一定是个打头阵的前锋。在学校，他也是个前锋，踢足球的前锋。

中专毕业后，同学们如鸟兽四散，各奔前程了。1998年开始取消分配，我们1999年才毕业，很悲催。其实包分配更悲催，不知道塞到哪个迟暮的单位去虚度青春，静静等待下岗。
大家都忙着找工作了，联系就很少了。我也一样，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那时候通讯不发达，BP机对于我来说尚属新鲜玩意儿，联系很不方便，我便和那个踢前锋的黄志玮断了往来。

我在四处碰壁后，心情很低落。一天，一个中介所拿走了我身上仅有的五十块钱，又指点我走了大半个合肥，我还是没找到工作。我回去找中介所要求退钱，那个慈眉善目如同弥勒佛一般的老板突然脱掉了上衣，露出一身花花绿绿的文身，甩着一脸横肉，瞪着眼睛对我说：“你再讲一遍！”我也是个桀骜不驯的人，更何况毕业于一所学风彪悍的学校，我可不会那么听话，他叫我再讲一遍，我当然不会再讲。我立即昂首挺胸地回到了同学“老二”租住的那间十万平方厘米的小屋。

晚上，吃完老二做的“裸体面条”（裸体面条就是清水煮挂面，除了盐外没有任何调料，我们戏称为裸体面条），我跟他借了五块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家里没有电话，我得提前二十分钟给村部打，请住在村部的光棍文书去我家喊一声。
电话接通后，我老半天没说话。老爸说，电话费挺贵的。我还是没说话。老爸说，正好家里农忙，找不到工作你就回来帮帮忙吧！

于是，第二天，我又从老二那里借了四十五块钱（加上之前的五块正好凑个整数），踏上了归途。说是回家帮忙，我却每天睡到日上三竿，老爸很惭愧不能为我谋个好的出路，总是有意无意地躲着我。
我浑浑噩噩地过了一段时间，忽然盼来了曙光。如同一道闪电划破死寂的夜空，一封电报激活了我沉闷的人生。和我一起光屁股长大的伙伴，撅着屁股踩着自行车，屁股像着了火一样给我送来了一封电报。电报上，寥寥几个字：速回电。

后面是一个陌生的外地电话号码，落款人是黄志玮。我曾经在黄志玮的毕业留言册上留下了华丽的字迹，所以他知道我的地址并不奇怪。我奇怪的是他找我有什么急事。我骑上自行车，也像屁股着了火一样赶到了乡里的邮局，那里有全乡唯一的公用电话。路上，我的自行车不幸碾过了一摊黑乎乎的东西，那到底是一摊牛粪还是一坨狗屎，成了困扰我多年的谜题。

赶到邮局，我拨通电话，心跳得很快，一是因为长途电话费很贵，二是我预感到自己有好事来临了。我猜路上碾到的就是一坨狗屎，我这种人，向来只有“狗屎运”。电话那端传来一个甜甜软软的女声，带着浓浓的广东腔：“你好，你找谁？”我说找黄志玮，对方让我稍等一下。这一稍等，足足让我等了五分钟，等得我冷汗直冒。在我口袋里的零钱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黄志玮终于来了。

黄志玮听到我的声音很兴奋，忙不迭地问：“兄弟，最近过得怎么样？现在在哪里高就？”我说：“高就谈不上，我正等着人搭救呢！”黄志玮更兴奋了：“不如你来我这边吧！我现在广西的一个企业上班，公司正在招策划人员。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刚过来工资不高，也就三千多块吧！不过，以后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999年的时候，合肥很多公司招人的标准基本工资只有三百块。这个不高的三千多块工资结结实实地把我吓了一跳，我马上回答：“我不介意工资低点，只要有提升空间就好。不过，我能行吗？去了，肯定就能上班吗？”

没有人啊本屌没有更的动力了

好吧先去来一发再回来看看

回家的一路上，我都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畅想中。我想过，在宽敞明亮的办公楼里，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在键盘上敲打我惊世骇俗的创意；我想过，在翠绿的芭蕉丛中，我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壮族姑娘，她和我嬉戏奔跑，清脆的首饰碰撞声和银铃般的笑声散落在南国澄净的空气里；我甚至还想过，那个接电话的声音甜美的女同事，会长着一副如何甜美的面容？不要说我浅薄，浅薄不是我的错，谁叫我那时候还没女朋友呢？

不要说我愚蠢，愚蠢不是我的错，谁叫那时候传销才刚兴起呢？我想了很多，心情大好。走到村口，我第一次发现村里那只缺腿的母狗，居然像断臂的维纳斯一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残缺之美。回到家中，我迫不及待地向父母传达了喜讯。母亲是个基督徒，不停地感谢着上帝对我们家人的眷顾。而父亲则长出了一口气，他儿子的就业问题，一直是他心头最重的包袱，现在终于可以卸下了。
母亲的叮咛、父亲的交待均略去不表，第二天，我揣着父亲连夜借来的八百块钱，踏上了南下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