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楼主授权

林清玄：路上的情书
我捡过一封诀别的情书。
情书上有这样看来普通的句子：“当初是我选择了你，心里明知与你不会长久，还是执著的选择了你。”
“这些日子以来，谢谢你陪我走过这一段路。”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一定会认识比我好上千倍的女孩。”
“由衷地希望在没有我的日子，你依然过得好。”
会捡到这封情书是很偶然的。有一天我在路上散步，刮起一阵强风，一个印刷十分精美的信封落在我的眼前，信封没有署名，也没有缄封，我就打开来看。
是一封很长的诀别信，看来是十七岁的少女写给十八岁的男朋友的信，显然她是要离开他了，于是找了许许多多藉口。
奇怪的是，这封信收信和发信的人都没有名字，写信的少女叫作“March’，她的男朋友叫作“Decenber”，是三月写给十二月的信呢！可以想见十二月收到这封信，脸如寒冬的样子。三月的信写得这么苦，心情也不像阳春的季节。
可是，这么重要的信为什么会掉在路上呢？
它有几个时间的可能，一是少女写好信不小心遗落的，二是她随手丢弃，三是男朋友收到后，非常生气，回家的路上就顺手扔了。
不管如何，这封没有地址与署名的诀别信，一定是亲手递交的，可见这个少女非常有诚意，又写诀别信、又亲手交托。不像我们年轻时的感情事件，对方离开时的理由到如今都还是谜一样。
三月在信里说：“在你十八岁生日时，无论我在不在你身旁，一定会送你一枚银戒指，传说在十八岁生日时收到银戒指，此后将会一路顺畅平安。如今，这段甜蜜的过去就要放弃，明知你是真心爱我，December，回头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就好，珍重！再见！”
这结尾写得真不错，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读着路上偶然捡到的情书，想到少年时代我们的情感都是如此纠缠的，因为不能了解一切都只是偶然。
银戒指何必等到分手之后再送，今天送不是很好吗？明天的事，谁知道呢？
不知道后来三月找到四月，十二月找到一月没有？
那信纸也选得很好，是一个背着行李站在铁轨交叉点的少女，不知道走哪一条路好。
“不管怎么走，都会有路。”我把诀别的情书收好，想起这句话。

胡适：人生有何意义
答某君书
……我细读来书，终觉得你不免作茧自缚。你自己去寻出一个本不成问题的问题，“人生有何意义？”其实这个问题是容易解答的。人生的意义全是各人自己寻出来、造出来的：高尚、卑劣、清贵、污浊、有用、无用，……全靠自己的作为。
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可说？一个人与一只猎，一只狗，有什么分别？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何以有生，而在自己怎样生活。你若情愿把这六尺之躯葬送在白昼作梦之上二那就是你这一生的意义。你若发愤振作起来，决心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去创造自己的生命的意义，那么，你活一日便有一日的意义，作一事便添一事的意义，生命无穷，生命的意义也无穷了。
总之，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他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作点有意义的事……
　　为人写扇子的话：
　　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
　　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
王荆公小诗一首，真是有得于佛法的话。认得人生如梦，故无所求。但无所求不是无为。人生固然不过一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岂可不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岂可糊糊涂涂懵懵懂懂混过这几十年吗？

《办公室是一座疯人院》胡晴舫
世界上没有伟大的办公室文学。
大部分的作家不是拒绝上班，厌恶上班，就是压根儿瞧不起上班这件事隋。他们可以同情堕落的妓女，与滥嗑药品的醉鬼共鸣，对失去理想性格的政客感到好奇；即便过着优渥的布尔乔亚的生活，他们还是能写出歌颂广大农民工人的美丽诗篇。唯有遇上了灰色单调的现代力公室，看见一大群中午时间从各个大楼涌出来进食的制服乌鸦，听见那些人谈论房屋贷款和休假规划的对话，他们的想象力只能一片空白。
如果作家上了班，他很可能会写不出东西来，这是普遍的说法。因为生活的机械化，周围缺乏富有智力的谈话，作家的创造力将为了赶上进度、完成工作而衰竭，而贫乏，而枯朽。就算有—些异质天赋的作家挣脱了这套陈腔滥调，证明—个人可以—边上班—边写作，他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关于一个人如何早上起床发现自己蜕变成一条巨虫的故事，就是充满激情地抨击官僚制度的腐化与人性的险恶。
谁说上班会让一个灵魂变得“正常”。上班，只会让人不正常。太不正常。可是因为这个世界大部分的人都被迫如此朝九晚五地上班，不正常的人占据了大多数的人口，不正常于是变成了正常，而，少数的正常只能被当作不正常。
有时候，我看着那些艺术家朋友，他们为自己飘忽不定的生活形态、捉摸不定的性格举止而哀叹，他们以为自己的灵魂畸零而残破，因而在这个世界无法舒服地生存。他们坐在咖啡馆里，抽烟，喝烈酒，嚼着小菜，大声宣传自己终身难以正常。我真想建议他们到我的办公室走一趟。
不用去咖啡馆，我坐在我的办公室里，环顾，我看见的净是不正常的灵魂。譬如，—个所谓的正常人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大老板出现在办公室时，平常苍白削瘦的社长竟然可以用微笑把脸蛋撑圆；为什么行政助理总是要为了一两只回形针不待在她预期的位置，就能在大庭广众之前歇斯底里地哭泣；为什么会有同事宁可你的工作成果失败，也不愿你为公司带来利润，只因为他不希望你比他表现好，即使你们两个部门丝毫没有关联；你的上司看见你的弱点，他的直接反应并不是与你面对面检讨，而是去跟你的下属抱怨你如何难以管教；如果你是—个所谓的正常人，你就更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市场推广经理一定坚持要在办公室穿拖鞋，喝枸杞药茶，而我们的公关经理必须将他的办公室布置成一个小佛堂，摆满各式神像，还不准别人进他办公室时随手乱动那些小雕像的方位。我们的创意指导不说黄色笑话时，便觉得天空是黑色的，全世界都对他不友善。
这些人的不正常就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不正常。他们之所以不正常，因为他们太努力要正常。不像我的艺术家朋友，一开始就放弃去符合某种规范，他们是无人草原生自由奔驰的野地动物，勇敢，强壮，迷人。身心健康得不得了。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们自信地认为，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他们，只因为他们是他们自己。
我的同事不是。因为长期工作，他们身体衰弱，精神不易集中；由于压力，他们经年惊惶失措，极度缺乏安全感。随便一句话，一个反应，一件事，如果不是从他们期待的人口中说出、或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发生，就能叫他们精神崩溃，愤怒失控，完全不能自己地难受好几天。他们从来不确定自己存在的必要性。他们的生命可以实实在在用金钱计算出来：一天两百元，一个月三万块，一年八十万。没有浪漫遐想。没有。他们可怜兮兮地觉悟，世界，不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玩乐的场所。他们就是让“母体”运转的电池。从一出生，“母体”便灌输他们所谓“幸福”的幻象，所以他们会心甘情愿地贡献出自己碳水化合物的身躯，任其吸干用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
不，作家不会描写这类故事。因为整件事简直残酷得有点愚蠢。我观看我的总经理像一只志得意满的蝴蝶在办公室盘旋，来回舞动，同事们带着固定到有点呆滞的笑容跟在他身后，我不由得想，这已经是最伟大的文学主题了。就算萨德公爵有再多的疯狂才华，他在疯人院导的戏也不能比这个更好。
因为，办公室是一座浑然天成的疯人院。我们每一个在里面工作的人都是疯子。
我喜欢这篇~

《故人无少年》蒋方舟
五年前的冬天，我坐火车来北京，在清华最老的建筑“清华学堂”里接受自主招生的面试。面试从早上持续到中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正午仍冷，呼出的白气依稀可见，我却从内往外冒着燥热之气，燥热是因为觉得自己面试得并不好。
高三的我，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洗脑成了一个贫乏而绝望的考试机器，少年成名的骄傲已经全部消失褪去，我残存的全部的内心世界，就是放在课桌左上角不锈钢杯子上贴的励志话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往校门外走，每走一步心就往下顿一顿、沉一沉，心想：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来不了北京怎么办？完全丧失了写作和思维能力怎么办？校园很大，路长得没有头。
半年之后，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在小城市的大酒店摆了酒席，和几十桌我不熟识、以后也许不会再见的人碰杯，听了很多“光宗耀祖”、“前途无量”之类的话。
不久之后，我收到《新周刊》杂志从广州寄来的聘书，聘我为特约记者，之后又成为主笔。我一到茫茫的北京，就有了个投奔的去处。
这一次，我踌躇满志又稳稳当当的。我爸说：“有几个年轻人能有你这样的机遇，要珍惜。”
整理自己来北京的几年，整理自己的光阴和作为，才觉得惶恐：不仅没有显示出任何“前途无量”的征兆来，应付琐碎人事的时间多，耐得住寂寞的时间少，甚至愧对“珍惜”两个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谈论的内容不再是当下，而更多的是拼凑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传递对风雨欲来的预测与恐惧；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开始用宏大的词汇说话，而不再只关心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俗世的乐趣，不再是常态，而是暂时逃避的去处。
而现在，写作对我来说越来越困难了。
自己的文章还是以批判为主。批判的对象，则是微博上那个水深火热的社会，新闻里耸人听闻的中国，口口相传的那个恐怖的怪兽。缺乏社会和生活经验，让我只能去想象自己的敌人。
作为批判者的写作者，我陷入了鲁迅那种尴尬的英勇的姿势之中，一方面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另一方面，攻击的对象却缥缈虚妄，自己陷入鬼打墙一样的“无物之阵”。
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真相是复杂而多面的。因此，当我写下“中国”、“社会”、“时代”、“人民”之类的词时，变得越来越心虚。
我暂时放弃了对中国的总结，而去观察个体，见微知著。我们每往前活一天，就进一步被遗留在“历史”的坟茔里，总有一日，都成标本。做标本的制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没有浮夸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的争论来得吸引人，可不讨巧的笨功夫，也得有人来下。
我和一个同级的建筑系同学聊天——我们高中时候就认识，那时候交流人生理想、江山社稷什么的，也会彼此感动和自我感动，他们理科生把这叫做“有人文情怀”。
前两天再和他聊天，被他一句话触动，他说：“这几年，我觉得世界上要改变的事情越来越多，可我越来越明白，自己能改变的只是一小件。”
他能做的，就是造好心目中的好房子，而不是花里胡哨投机取巧，或是和大部分同学一样考入体制内的设计院。
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德把这叫做“反政治的政治”：精英阶层为自己的权利和与之相伴的些许自由而奋斗，抛弃简鄙的宣传语言，尊重现在，而不是恐惧或梦想明天。
我听到同学这样说，脑海中浮现出贾岛的句子：“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实际上，我从未离开过故国，只是因为自己在长大，坐标在变化，坐标中的中国，也就随之变化着。中国人擅长相忘，我和中国倒是一路相望，不曾相忘。
2012年11月
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