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脖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②
　　攻破南京后，曾国藩被朝廷封侯爵，幕僚赵烈文与他打趣说：“此后当称中堂，抑称侯爷？”曾国藩笑道：“君勿称猴子可矣。”①
　　“这一面”加上“另一面”，似乎才是一个完整的曾国藩。这个和蔼的、作弄幕僚的、爱开玩笑的老人曾国藩，一下子变得可爱起来。他走下了圣坛，贴近了众生。
　　在曾国藩下令疏浚修复的十里秦淮河上，夫子庙一带尤属繁华之地。夫子庙有一副著名的对联：
　　都是圣人，且领略六朝烟水；
　　暂留过客，莫辜负九曲风光。
　　人生九曲，风光无限。进以修养身心道德，退以怡享常人之乐。我们愿以此揣测于曾国藩，寄望于后来人。

　　智足以定危乱，而名誉不并于时贤；忠足以结主知，而褒宠不逮于生前；仁足以周部曲，而妻孥不获食其德；识足以祛群疑，而文采不能伸其说。呜呼予季！缺憾孔多。天乎人乎？归咎谁何？矢坚贞而无怨，倘弥久而不磨。③
　　又为他写下一副挽联：
　　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
　　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④
　　曾国藩连丧两弟，为他们写下饱含深情的祭文。他自己的祭文，却要由另一位弟弟曾国荃来为他写了。曾国藩去世后，曾国荃写下了堪称当时所有祭文中最长的一篇，深切缅怀乃兄的不世业绩，追思“兄弟怡怡”的悠悠往事，不胜生死别离之痛。其中写道：
　　自闻兄讣，今逾三月。哭不成声，恸斯次骨。……哀我父母，生我五人。弟性顽顿，兄志如神。爱怜诸弟，白首若新。……死休生阔，谁其我知？放声一哭，奠此哀词。①
　　这位“九帅”②，是曾国藩的几位弟弟中教诲最为用心也最让他费心的一个。在《曾国藩年谱中》，曾国荃（沅甫）的名字出现83次之多，仅次于鲍超的84次，居第二位③，在《曾国藩事略》中则出现70次，远多于鲍超的33次④，同时曾、鲍两人远远多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曾氏兄弟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早就看好这位很有天赋的九弟。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曾国荃离开北京，曾国藩送到城外卢沟桥，作诗为别。诗中写道：“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⑤因为曾国潢生于庚辰年，曾国华生于壬午年，曾国荃字沅甫。东汉末年马谡兄弟五人，字里均有一个“常”字，其中一位白眉毛的最为优秀，所以当时人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曾国藩此诗，对“老沅”的鼓励与喜爱之情洋溢行间。
　　曾国荃不负所望，虽比幼弟国葆涉身军旅晚得多，但一鸣惊人，迭克名城，成为湘军后期的得力大将。他招募的一支湘勇从攻打江西吉安府开始，所以称为“吉字营”。攻吉安、克安庆，曾国荃率部下立首功，特别是安庆一战，关系全局，中外瞩目，陈玉成亲自率军救援，也未能打破曾国荃包围安庆的营垒。曾国荃如铁桶一般的围城战法，为他赢得了“曾铁桶”的称号。随后曾国藩主持全局，六路进军天京，当其他五路行动迟缓或者顿兵坚城的时候，曾国荃已经孤军深入，“风利不泊，径抵石头”。①
　　“风利不泊”的典故出自西晋王。他率水军从上游出发讨伐东吴，“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当其他将领要求他停船靠岸、会师以后再协同继续进攻时，他以风向有利不宜停泊为借口，置之不理，一鼓作气直扑建康（又称石头城），“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②，夺得了首功。曾国荃虽然有王的进军速度，却没有王的幸运。他在天京城下顿兵两年之久，“降幡”一直没有挂出城头，却迎来了李秀成、李世贤等率几十万大军暴风骤雨般的轮番进攻，特别是著名的四十六天鏖战，湘军死伤惨重，营垒几经易手、失而复得；随后又赶上瘟疫流行，全军战斗力下降，能战者寥寥无几。不过“曾铁桶”再一次显示了他治军的有方和围城的有力，在天灾人祸面前坚挺不倒，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同治四年（1864）六月，曾国荃率所部湘军攻入天京城，克复了这座“东南第一大都”，曾国荃也因此“首功”与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样被封为伯爵。
　　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曾国藩虽然以公允自许，但在军事上对自己的弟弟却有诸多偏向。比如在发饷上吉字营待遇向来较其他部队优厚③，对此彭玉麟、鲍超等将领都极为反感，甚至提出抗议。
　　再如，湘军攻克安庆以后，胜利大局已定，当时李秀成军进逼苏南、上海一带，当地士绅多次派人到曾国藩处求救兵。苏南一带饷源充足，条件优越，曾国藩想派曾国荃带兵前往，清政府也在上谕中点名要“屡建奇功，威望大著”的曾国荃前去。但曾国荃意不在此，他早就盯上了天京—克复天京可是“首功”。表面上他说“金陵为贼根本，急攻金陵，贼必以全力援护，而后苏、杭可图”，曾国藩“壮其谋，因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①。依曾国藩的性格和作风，如果部下敢如此不听调遣、违抗军令、自行其是，早就严厉弹劾罢之不用了，像王、李元度就是。但因为是自己的弟弟，也就百般回护，遂了他的心愿。这样说来，李鸿章能有机会建立淮军，进军上海，还是靠了曾国荃的成全呢！

　　也许中庸一点的诠释会更贴近于实际的情况—曾国荃应该不会真是“老餮”，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不会太明目张胆，曾国藩也不会坐视不管（他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不会把两只眼睛都闭起来）；但银钱不会从天降，若说他带兵时不贪污、破城后不掠夺，史迹斑斑，人言凿凿，谁会相信？王闿运的《湘军志》以及许多当时人的记载，哪能都是凭空诬蔑？又有何必要唐突九帅？空穴来风，必有渊源，为曾九完全平反，实在太难。
　　对于羽翼丰满、强梁硬气的曾国荃，曾国藩已经不能以自己节俭、廉洁的那套理论对其进行约束了。曾国荃在祭曾国藩文中写道，“辜负教训，四十九年”，表示后悔“昔我乘气，自谓无前”②，但这只是面子上的话，内心是深处应该还是“兄裁以义，翻不谓然”③吧？
　　虽然兄弟情深，一整套修身齐家的理论却不能督促弟弟们成功践行，强按牛头不喝水，不如退而求其次，曾国藩只有寄希望于在自己的小家庭中耕读课子、传之久远了。

　　“求仁则人悦”。外国人研究孔子学说，认为其理论归结为一个字，即“仁”，所谓“仁者爱人”。曾国藩则把追求“仁”作为赢得人们真诚信任和拥戴的条件。他指出，每个人都是“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百姓与世间万物，均同出一源，如果只知自私和利己，不知为他人着想，不知仁民爱物，则违背了天性人情。至于为人“父母官”者，肩承拯民溺、济民困的职责，更应汲汲以求仁、教人以求仁，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命，方能不负圣贤教化、君王信用。如此，则能虽成事显达，而任劳任怨，天下人众望所归，谁会不拥戴他呢？
　　“习劳则神钦”。这是说，习惯于劳作，耐得住辛苦，连神仙都要钦敬。古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又说“成由勤俭败由奢”，一勤天下无难事，莫向光阴惰寸功。若为自己着想，则一定要操习技艺，磨炼筋骨，遇到疑难困惑则努力学习和实践，而后才可以“动心韧性”，长于才识，“增益其所不能”。为天下着想，则一定要吃苦受累忍饥挨饿，以普及勤劳习性和教化广大民众为己任，极勤以救民，极俭以奉身。所以君子欲成为人神信赖之人，关键一着莫过于勤劳。
　　曾国藩这四条齐家之道，与他一贯所主张的“八宝”、“五箴”、“十二日课”等的内核是一致的，无外乎勤、俭、敬、恕等内涵。他要求以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以期有成焉”。相似的，曾国藩还说，吾教子弟不离“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纸上得来终觉浅。曾国藩不仅在书信中指点曾家子弟不忘修身齐家，更是在实践上模范带头，并时时监督子侄们的落实情况。他告诉儿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①；又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②；又叮嘱主持家事的二弟曾国潢，“吾家子侄，人人须以勤俭二字自勉，庶几长保盛美”③。曾国藩在前线，惟恐其弟在家为他买田置屋，“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并特意给国潢交代：“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①1867年，当他听说家中修整宅第用度铺张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接腊月廿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淫逸者，忧灼曷已！”②
　　曾国藩特别注重对儿子的教育，在学业和生活上事事点拨、责望深切。在读书上，要求他们“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③。每当看到儿子在信中向他请教学问，就非常欢喜，并耐心地予以解答；还要求儿子在回信中对他的解答谈谈体会，如咸丰九年（1859）给曾纪泽的一封信中提到：“吾前一信答尔所问者三条，一字中换笔，一‘敢告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颇详，尔来禀何以并未提及？以后凡接我教尔之言，宜条条禀复，不可疏略。”④
　　但他的教育方式并不死板。两个儿子科举之路不顺利，连举人都未考中。曾国藩鼓励他们读有用之书，习有用之学，而不要一味沉浸于科举仕途之中。同时他鼓励体质不好的儿子多外出，在欣赏山水中增加历练、陶冶性情。毫无疑问，这在当时都是相当开明的。在这种开明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中，兄弟二人都学有专长，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曾纪泽学习英文，钻研近代科技，并于光绪四年（1878）出使英、法等国，又于光绪六年兼任驻俄公使，前后历时8年之久，“万国身经奇世界，半生目击小沧桑”，成为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在兼任使俄大臣期间，曾纪泽为收回伊犁与俄国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881年2月改订新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代替了前任使俄大巨崇厚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为中国争回了大片国土。这是曾纪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大成就。曾纪鸿则精通算学，编有《炮攻要术》、《电学举隅》，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之一。清末陈天华对此愤愤不平地说：

　　虽然用心良苦，但儿女们的婚姻并不如意想中的那样幸福。特别是几个女婿，有的彬彬弱质，英年早逝，有的小时候尚可，长大后成了纨绔子弟，有的婆母凶悍，虐待曾家姑娘—看来知识分子的家庭并不一定代表着妻贤子孝，又比如西方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也是一位著名的悍妇。囿于封建礼教及朋友关系，曾国藩常常爱莫能助。比如大女婿袁秉桢，婚后暴露出纨绔子弟的作风，曾纪泽“深以为虑”，写信给父亲述说其事。曾国藩在回信中也只能说“余即日当作信教之”，“将来或接至皖营，延师教之亦可”，反过来还要劝纪泽等人“于袁婿处礼貌均不可疏忽”，顾其体面以防自暴自弃②。这对于“袁婿”这样的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后来他怙恶如常，纪静不幸愈甚。曾国藩虽然气愤，却也无可奈何。当不堪忍受的曾纪静曾多次要求回娘家住时，却又遭到曾国藩的拒绝。无独有偶，《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其女婿不务正业，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回信中气极而写下“有婿如此，不如为娼”的出离愤怒之语，但愤怒之后也依然是无奈。
　　愤怒也罢，无奈也罢，都已经于事无补。这不是曾国藩的失德，可以看到，在对待子女的婚事上他比袁世凯之流要高尚和慎重。“曾国藩不是不疼爱自己的女儿，几个女儿的婚事都是他亲自挑选的，都是找一些门户相对的，或者是至交好友的家庭，他没有选错亲家。这对于当时的一名在朝廷任重职的大臣，这样关心和操心女儿的婚事，也要算是对女性的看重了”。①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自由婚姻离他那个时代太遥远，虽然当时西方早就大行其道—在此前后，正是《红与黑》、《简爱》等文学作品盛行的时代—而他生活在中国。他不能离开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太远。他超越了时代，体现着开明，却不能大踏步地前进，不可能完全脱离于生存环境。他徘徊于旧途，恋栈于老路，虽然用心良苦，终究难有突破，在许多事情上甚而至于涂上了悲剧色彩。
　　难能可贵。凡事因其难能，才显可贵，曾国藩的修身、齐家就是这样。正如他以一介儒生、文职官员，而能墨绖出山，建立起一支“特开生面”的军队，并靠着这支后来被称为“湘军”的勇营武装扑灭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身已修，家已齐，曾国藩治平天下的事业，正是从组建湘军开始的。

　　“书生治军”是湘军的一大特色。根据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中统计，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占到58%，在统领一路乃至多路人马的高级将领中，这个比例更是达到了67%。
　　就是这样一群书生联手创建了湘军。不过当时的“湘军”与今天所说的“湘军”，意义不尽相同。郭嵩焘称咸丰四年（1854）“立水陆各十营，号曰湘军”，认为一建军便称湘军；胡林翼在咸丰九年致李续宜的一封信中称“湘军万人循固始、商城，出六安”。在这期间，湘军各主要领导人对所统之军尚无统一和公认的名称，他们所称的湘军只是今天意义上的湘军中的一支。至于把曾、左、胡等人所统之部队概称为湘军究竟始于何时，尚待进一步探求，但王闿运在光绪初年撰写《湘军志》时，确已这样做了①。湘籍学者梁绍辉认为，“湘军”之名，始于《清代大事年表》所记载的“咸丰三年七月，曾国藩遣湘军驰援江西”，也就是说湘军因为出省作战，为了区别于他省军队，才被称之为“湘军”②。
　　曾国藩在后来的奏折中叙述这次出省作战的经过说：“（咸丰三年）五月十八日，江西省城被围，前安徽抚臣江忠源招募湘勇二千，楚勇一千，配以三厅兵八百人，赴江救援。其监护军行者则有夏廷樾、易良干、罗信南、康景辉、杨虎臣等，而罗泽南亦自带一营。七月二十日，军至南昌。二十四日因进兵太锐，先胜后挫，谢邦翰、易良干及罗信南之弟罗信东等同时阵亡，此湘勇出境剿贼、带勇绅士力战捐躯之始也。”③
　　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瓜儿苦后甜。湘军一起步就遭受了这样的损兵折将。靠舞文弄墨起家的湘军统帅们，凭耕刨犁耙养家的湘军勇丁们，要想成为大厦将倾的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显然还需要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磨炼。

　　合理编制。兵员和武器装备一经确定，编制就成了主要问题。简而言之，编制就是官兵和武器的排列组合，优化的组合是战斗力的倍增器，可以创造以少胜多、“八百破十万”的战争奇迹，混乱的排列只能集聚起一群乌合之众，即使兵多将广、投鞭断流，也难免风声鹤唳、仓皇北顾。湘军在衡州扩招后，各类兵丁达到近两万人，有陆师也有水师，有步兵也有马队，有刀矛弓箭等冷兵器，也有抬枪鸟铳等火器；如果不能合理编组，很容易折戟沉沙。曾国藩在湘军确立“营”为基本单位，每营的人数，由最初的360人改为衡州训练时的500人，设营官1名，营官亲兵60名，亲兵什长6名。每营4哨，哨设哨官1名，哨长1名，护勇5名，什长8名，正勇84名，另有伙勇42名；每营长夫180名，随营行动；营官有亲兵6队，即劈山炮2队，刀矛队3队，小枪队1队，共计6队；每哨有刀矛队4队，抬枪队2队，小枪队2队，共计8队②。水师编制则依据大型快蟹、中型长龙、小型三板的战船区分，编制大营和小营，初其以大营为主，后期则重视小营，以适应长江（内湖）水战的现实需要。湘军营制，重视武器装备的搭配，如冷兵器与火器的搭配，大小战船的搭配，以便在战斗中充分发挥各自长处，同时注意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和实战的需要而不断更新编制③，这也是它在同太平军作战中屡败而不溃、愈战而愈强的重要因素。
　　勤加训练。曾国藩曾自称“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也确实在湘军的训练上花了很大功夫。当时所称的“训练”并不同于今天所说的军事训练，而是分为“训”和“练”两个方面；“训”是思想政治教育，“练”是军事技术训练，所谓“自古节制之师存乎训练，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①。曾国藩注重训、练并举，并特别重视“训”的作用，自称“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②。曾国藩规定的“训”包括“训家规”和“训营规”两种，他认为太平天国以异国邪说迷乱士民，只有对官兵强化教育，使他们对朝廷忠心、对敌军憎恨、对民众爱护，并服从严明的军纪，才能使招募来的“朴实山农”都成为“尊上而知礼”的敢死之卒，才能对抗具有牢固宗教信仰的太平军。但是，他反对把思想教育弄成空洞无物、泛泛而谈的无聊说教，而要求各级将领以父兄教子的方式，以爱护士卒的姿态，结合勇丁的切身利害进行教育，比如“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③。对于“练”，曾国藩强调“治军以勤字为先”，要求各级将领和全体官兵勤于练兵，强化技艺、枪法和阵式。他曾专门访求武师和猎户，请他们帮助教授湘军勇丁军事技能，有时亲自组织单兵军事技能考核，并亲笔记下，某勇“善扒墉跳沟”，某勇“善打火毬”④。对于劈山炮等重火器，曾国藩更为重视，并曾写信给带兵的曾国荃，要求他“将各营亲口教之，亲眼验之，乃不失劈山炮之妙用也”⑤。他还亲自制定了《初定营规二十二条》、《营规》等，从招募、行军、扎营、训练都做了严格规定，使湘军的训练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制度化之路。
　　厚给奖赏。兼任过兵部侍郎的曾国藩知道，以往绿营兵饷，分为“行饷”和“坐饷”，其弊端在于，平时薪饷太低，不足以调动官兵的训练热情；而不敷养家糊口之用的月饷，又促使绿营士兵走出军营行商坐贾，以求自谋生路；战时薪饷虽然高出许多，但平时养成的低下的战斗力又非一时可以改观，虽有重赏却无真正能战之兵。湘军的饷章，考虑到了两种军饷形式的不足，顾及了湘勇“吃粮当兵”、“赚钱养家”的现实需要，采取了“厚薪养兵”办法，比如湘军正勇的月饷初定为4两2钱，虽然略低于绿营月饷与行粮的总和，但远高于其月饷，同时又是当时湖南一带农民种田收入的三四倍，从而吸引了大批青壮农民投入湘军。对于军官，曾国藩则采取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办法，既保证其高额薪水，又保证其立功后的升迁，不仅在战斗中有功的中下级将领升迁很快，而且像胡林翼、李续宾等人，仅仅几年时间便被保举到了巡抚一级的位置，超过了当时实为湘军主帅的曾国藩。对于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湘军官兵，曾国藩还要向朝廷请示为他们建昭忠祠，亲自为他们写记立传，歌功颂德，并给他们的家属以很高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偿付。这样，敢战者有优厚薪饷，立功者有光明前程，牺牲者有死后哀荣，三管齐下，使湘军的训练、战斗积极性非常高，湖南各地农民投军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真可谓“前仆后继”、源源不断。

　　别具特色的湘军就是这样练成的。它取经于成法（戚继光等人的经验）、脱胎于旧制，又能在实战经验的积累中不断发展革新，以适应战场需要。同时，它也有许多创举，比如独特的营制、行粮与月饷合并的饷章、定期进行集体政治教育（“训”）的制度等。为了避免绿营兵祸害百姓的恶劣影响，湘军中编制了为数众多的“长夫”，这是一个近似后勤保障部队的兵种，从而避免了骚扰百姓，提高了供给效率。这支部队从创建初期就注重把一些规定如营制、营规、饷章等问题规范化，用法规和章程的形式固定下来，所以后来湘军虽然分散作战，但都能保持曾国藩首创的基本制度和湘军队伍的特色。
　　而湘军的另外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统帅曾国藩长期处在“客寄虚悬”的尴尬地位。究其本质，就在于湘军是一支“体制外的军队”。这支出乎统治者意外而发展起来的军队，既以它在战场上的不断胜利给统治者带来了惊喜，又因它的日益壮大而成为统治者手中的“鸡肋”。在体制以外办事，始终难免各种麻烦，而曾国藩却能在数载风浪颠簸中始终不离湘军实际统帅的位置，因为他抓住了湘军将领的心，虽然他本身地位尴尬，虽然许多将领已经在远离他的地方作战，虽然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提升到比曾国藩还高的职位—曾国藩的驭将之道，确实值得研究。

　　当时的曾国藩身处难中，李续宾等将领却并不抛弃他，反而积极主动地替他奔走，为他的复出而努力。患难之处见真情，落魄之时见真心，曾国藩对湘军的控制力以及诸将对他的感情，显然不是一般的“乱世枭雄”可比的。
　　湘军高级将领多为书生起家，如人们常说的“悍将”李续宾其实是罗泽南的得意门生，是一员典型的儒将，水师将领彭玉麟则能诗善画。文人之病，在于“相轻”，曾国藩能赢得他们的真心倾服，自然不是只靠严格的上下级控制关系。曾国藩在湘军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彭玉麟等人对他的感情，是在长期交往中逐渐培养出来的。
　　在湘军早期，堪为统帅者主要有江忠源、吴文镕以及曾国藩。江忠源虽然发迹较晚，但在官场上素有“知兵”的名声，蓑衣渡一战又使他一举成名，从而成为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在两三年间便升至安徽巡抚的高位。曾国藩在衡州练兵时，打出的旗号便是为江忠源补充兵源。可惜江氏“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到巡抚任上仅满3个月，就于1854年1月兵败自杀，验证了曾国藩早年对他所做的“当以节烈死”的预言。吴文镕是曾国藩的座师，在曾国藩初练湘军时他任湖广总督，是湘军的有力靠山，却于1854年2月战死于湖北黄州，这正是曾国藩率湘军水陆部队从衡州启程北上的时候。江、吴死难，不仅使曾国藩所率的湘勇成为两湖地区的主力部队，也使曾国藩成为湘军体系无可争议的头号人物。早在回籍守孝之前，曾国藩就在六部中的五个部任过侍郎，是和巡抚一样的二品大员，现在又是皇帝钦命的团练大臣，论资历，论声望，湘军之主都非他莫属。罗泽南、王虽然是湘勇的始作俑者，但其地位低、资历浅，显然难负重任。
　　1854年2月，当曾国藩坐在统帅座船上，率领17000余名湘军将士踌躇满志水陆并进迤逦北上的时候，他的职位其实是有点尴尬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非官非绅”。他有“前侍郎”和“现任团练大臣”的空衔，手中却没有实际的权力；他可以为手下的将领向朝廷请功请赏（他有向皇帝“专折奏事”的权力），但经常受到地方官员的掣肘，难以施展手脚。湘军是“体制外的军队”，像没娘疼的孩子，朝廷希望他们多打胜仗，又不愿意有所付出，在发饷等问题上寄希望于他们自己解决。这样，曾国藩实际上成了湘军官兵既得利益的保护者和将得利益的争取者。他利用“官绅之间”的特殊地位，积极筹捐办厘，保证了湘勇每月都能领到白花花的饷银；他利用“专折奏事”的权力，每次战后都向朝廷列出一份长长的立功者名单和奖励请求，使那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不怕死伤、奋勇向前的官兵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后来，不少湘军将领的官职都赶上了曾国藩，朝中也熟知他们的名字和战功，慈禧接见曾国藩时还向他问起鲍超等将领的情况。这样的统帅，哪个部下不愿意跟着呢？
　　前面说过，曾国藩读儒家之书，讲义理之学，却并不迂腐，往往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人性的特点。对于湘勇，他主张厚给薪饷，以激励斗志、吸引兵源；对于将领，除了付给高额的薪水，还遇功施奖，及时保举，从不吝惜钱财名器，“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①。对于牺牲的将领，一方面向朝廷请求封谥，厚待家属；一方面让他们入昭忠祠，并亲自为他们书写评价很高的碑文传记等，如《江忠烈公神道碑》、《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李忠武公神道碑铭》、《李勇毅公神道碑铭》等②。撰写挽联本是曾国藩的强项，《曾国藩全集》的《诗文》卷中收录了很多他为将领写的挽联，都能写出本人的生平特点，极尽褒奖之词。如《挽江忠烈公忠源》：
　　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
　　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
　　上联说江忠源的“武功”，下联叙述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由一个不知名的知县而升任地方大员的事迹。再如《挽李勇毅公续宜》：

　　曾国藩所部湘军计有水师5营，陆师8000人，大小战船40余只，在实力上占了优势。但湘军缺少实战经验，曾国藩也是第一次临阵指挥，反而被太平军以少胜多，打得大败。战斗一开始，太平军就从岸上用炮火猛烈轰击，又出动200余只小船，对湘军行动不便的大战船发起攻击，将这些战船或者击毁或者俘获，水勇纷纷上岸逃命，陆勇见状也纷纷溃退。曾国藩仗剑督战，立于一令旗之下，旗上书“过此旗者斩”几个大字，但勇丁们“皆绕从旗旁过”②。眼见大势已去，曾国藩羞愧无地，跳水自杀，被其随从章寿麟救起。
　　这是曾国藩出兵以来的第一次大败仗，虽然战斗规模不大，损失也不是很惨重，但他却很难接受。他痛恨绿营兵的“见敌即溃”、“败不相救”，这种现象却在他的军队中上演了。他身为统帅，初阵即败，又何以向朝廷交代、何以面对长沙城中的大小官员？这段时间省城的一些官员们也确实大为解气，他们忌恨曾国藩平时的越职侵权行为，眼见湘军之败，纷纷要求上报朝廷解散湘军。就在曾国藩内外交困、一筹莫展、写下遗折准备自杀之际①，湘潭方面胜利的捷报传来：塔齐布、彭玉麟、杨载福等大败太平军，其水军船只被毁，被迫撤退。湘潭大胜总算冲散靖港失败的阴影，挽回了湘军的体面，曾国藩也因此不再自杀，打起精神来迎接新的战斗。
　　湘潭的胜利也改变了统治者对湘军的看法，曾国藩捷报传到京师后，大臣们并不相信，“或指为妄”；咸丰皇帝专门召来湘潭籍翰林编修袁联芳询问，袁据实陈述了“湘军所以破贼状”，咸丰“大悦”，而“曾公之志以明”。②后来李秀成在自述中也认为太平军攻打湘潭失败是“天国十误”之一：“误不应发林绍璋去湘潭，此时林绍璋在湘潭全军败尽。”③
　　经历了靖港失败后的曾国藩，似乎运气有了好转。他率领湘军在岳阳地区与太平军作战，虽于7月9日败于城陵矶，但很快反败为胜，并攻入湖北，10月占领武汉，声名大噪，12月攻占重镇田家镇，次年1月，东征大军已经杀到九江城下。
　　战事是如此的顺利，湘军是如此的锐不可当，踌躇满志的曾国藩似乎已经看到了沿江东下、直取天京的胜利曙光。他没有想到的是，物极必反，骄者必败，在江西他遇到了太平军最优秀的统帅之一石达开，也迎来了一次更为悲惨的失败和一段更为困厄的时期。而此时距离他所盼望的最后胜利，还有10年光景。
　　太平军对九江、湖口之战作了认真的准备，翼王石达开亲自指挥，并将指挥部由安庆移至湖口。石达开在组织加强九江、湖口两城防御工事的同时，为弥补两城相距六七十里、中间被鄱阳湖入江水道隔开的缺陷，在湖口对面西岸梅家洲兴筑木城两座，由天国名将罗大纲防守，并加强了驻守兵力。这样就使三地联为一体，形成了可以相互支援的防御体系。同时，在与湘军水师作战中吃了大亏的太平军也开始大治水师，水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在战术指挥上，石达开等既注意加强内线防御，又不时以灵活的方式进行主动出击，并积极寻求和捕捉战机，以求抓住湘军的弱点取得战略性突破。曾国藩对于太平军的这些变化并没有很快意识到，湘军上下也都以为江西的作战会像在湖北那样顺利，“破竹势成，无难立堕”①。进攻甫一受挫，曾国藩又采取了不适当的分兵措施，留塔齐布继续攻九江城，抽调罗泽南、胡林翼军移攻梅家洲；水师则策应两处，并相机进入鄱阳湖追击太平军。1月29日，湘军水师中性能灵活的长龙、三板120余艘入湖追击时，被太平军封锁湖口，堵在湖内，湘军水师由此被分割为外江、内湖两支，外江水师多为不甚灵活的大船，受到太平军水师攻击后纷纷西撤至九江。与此同时，太平军对梅家洲的罗泽南、胡林翼大举反攻，迫其退回九江，并派军北渡抢占了小池口。在江面上，2月11日再次进攻外江水师，并围攻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在慌乱之中被卫兵救上小船，仓皇逃奔岸上，投奔罗泽南的大营。座船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湘军的文卷册籍，以及粮台的银两，全都落入太平军手中。曾国藩在罗泽南营中神思恍惚，羞愧无比，准备效法春秋时晋国元帅先轸，策马赴敌以求死，被罗泽南、刘蓉等人劝住。

　　太平军并没有给湘军喘息的机会。就在曾国藩收缩部署，集中力量进攻九江的时候，石达开已经在湖口之战的同时派出秦日纲、陈玉成、韦俊等人，趁清军后方空虚之机，由安徽宿松、太湖一带反攻入鄂，连克黄梅、广济、黄州，并于4月3日再次占领武昌，重新控制了湖北大片地区。太平天国的西征反攻达到了鼎盛局面，而湘军第一次大规模东征所取得的成果却丧失殆尽。
　　此时的曾国藩，既不能攻下九江，又不愿回援武汉，只能坐困于江西。采取了几次军事行动，又都不能打开局面。8月30日，塔齐布病死于九江城下，不久罗泽南又率5000陆师精锐西援武汉，曾国藩在江西的形势就更加困难。罗泽南率军西行时，刘蓉对曾国藩说：“公所以赖以转战者，塔、罗两君。今塔公亡，诸将可恃独罗公，又资之远行，脱有缓急，谁堪使者？”曾国藩说：“吾固知其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犹可为，吾虽困犹荣也。”在送别罗泽南时，刘蓉又对罗说：“江西三面距贼，此军去，必不能支，计将安出？”在一旁的郭嵩焘说：“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其视此身如鸿毛，不自今日始也。”罗泽南则说了一句无关痛痒的话：“天苟未忘本朝，此老必不死。”①一个“死”字出口，可以想见当时处境之艰难。此时曾国藩的心情应该是非常复杂的，罗泽南的西行是主动要求的，他已经看出大家坐困江西毫无打开局面的希望，便要求以援助胡林翼的名义率军西征。曾国藩虽然也知道罗泽南的心思，但江西大局如此，也没有好的办法。王定安敏锐地指出，曾国藩“内心深处，亦抱怨罗之他去”②。
　　塔死罗走，屡受挫败，坐困江西，曾国藩与他的湘军似乎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诉说当时的情形是：“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③直到1857年3月，曾国藩因父亲病故，离开江西军营回籍奔丧，才算离开了江西这个是非之地，喘了一口粗气。而到次年的5月李续宾攻克九江，湘军才走出了底谷。
　　1858年7月1日，曾国藩再度出山，相继迎来了事业中最为辉煌的时期。1860年6月10日，咸丰皇帝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满足了他多年的愿望。8月10日，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办理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各军均归节制。在此前后，曾国荃等部湘军围攻安庆，负责打援的多隆阿、李续宜等部湘军也分别到达指定位置，湘军在对太平军的战事中逐渐取得了主动。然而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曾国藩又一次陷入了困局之中。
　　1860年7月28日，曾国藩留曾国荃等继续围困安庆，自己率湘军万余人渡长江入皖南，进驻祁门。9月下旬，太平天国发动了以救援安庆为目的的第二次西征，所采用的策略仍然是“围魏救赵”：由陈玉成部在长江以北西进，李秀成等部在长江以南西进，两军并进，直指武汉，以迫使湘军从安庆地区撤军回救。9、10月间，南路部队杨辅清、李世贤部相继占领宁国府、徽州府城。11月，忠王李秀成的主力部队由江苏进入皖南，兵锋直指祁门地区，大劫难的阴影笼罩在祁门大营上空。
　　曾国藩集结在祁门附近的部队，有鲍超一军6000人，朱品隆和唐义训部2000人，杨镇魁部1000人，以及从湖南调来的张运兰部4000人，共计13000余人，兵力远少于在皖南的太平军。而此时在他身边的仅有3000人，因此祁门大营中的人们免不了一夕三惊。果然，很快就传来了消息：李秀成的部队攻占羊栈岭，攻克了距离祁门只有80里的黟县，只要一天路程就能打到祁门。曾国藩的幕僚们已经开始收拾行李，随时准备逃跑；曾国藩也写好了遗嘱，但他还是故作镇定，对大家宣布，凡有想离开祁门的，他负责发给路费，等危险过去了可以再回来。人心惶惶之际，接到曾国藩命令的鲍超与张运兰部赶来了，在黟县与李秀成部大战并将太平军击败，李秀成撤兵南下，进入浙江。

　　曾国藩坚持自己“治乱世，用威典”的办法，认为即使“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②。客观说来，他的这些措施确实成功地扑灭了太平军过境湖南时所掀起的革命热潮，为湘军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基地。
　　中国历来有珍视生命、反对杀戮的思想传统，主张推行仁义、兼爱及人，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则强调天下“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③；同时又有“杀人安人，杀之可也”的说法。曾国藩能够滥施杀伐而心安理得，就是“杀人安人”思想在起作用；他认为这种“霹雳手段”包含了“止暴”之意，所以他自称为“以菩萨心肠”行事。在北京期间每日读书写字修身养性的曾国藩，可能连一条狗也不敢杀；而到了审案局却能一季度杀50多人犹嫌不足，后来到了万马千军中，这个数字更是以“万”计算了。
　　铁血手腕的斯大林说，杀一个人是犯罪，杀100万人则只是一个统计—人们对太大的数字常常麻木。战场上的狙击手被认为是最冷的杀手，有的狙击手在生活中连见到鲜血都眼晕，却能在战斗中射杀几十上百的敌人，因为在远距离上他们看不到死者的鲜血和痛苦—人们对间接的伤害常常麻木。国外一位著名的女航天员在陪小女儿玩过山车时吓得大呼小叫，却可以异常镇定地巡游于太空，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人们对职业的危险常常麻木。同样的道理，作为湘军主帅的曾国藩，可以在奏折中绘声绘色地汇报杀人如麻的战绩，可以在营帐中下达痛剿“长毛”的命令，可以在危险万状的大营里写遗嘱、安排后事，这并不代表着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凶残、嗜杀的人—虽然在事实上他间接地杀害了许多无辜和有辜的生命，也间接地伤害了为数更多的死者的亲人。
　　安庆争夺战是湘军与太平军最为惨烈的战事之一，只要看一看这场战事，就会知道曾国荃为什么会产生“杀戮过多，到阴间怕遭报应”的担心，也就会知道曾国藩为什么会说自己是“以杀人为业”了。
　　安庆是当时安徽省城，也是战略重镇，太平天国中后期在西部战场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城市而展开行动，曾国藩和湘军为夺取安庆也付出了最大的力量。从1859年11月开始执行安庆会战计划，到1860年6月完成对安庆的合围，再到1861年9月夺取安庆，历时达两年之久。曾国藩冒着极大危险驻军皖南祁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牵制太平军、保证皖北安庆战场的胜利。他曾对曾国荃说，安庆之得失，是关系曾家气运的关键，也是关系大清王朝安危的关键，无论遇到什么险恶情况，都要设法坚守至少五天的时间，因为在五天之内他一定会调集精兵前来救援。当时在这个战场上，集中了曾国荃、鲍超、多隆阿、李续宜、成大吉等几乎全部的湘军精锐之师，李秀成、陈玉成多次调兵增援，都被湘军的打援部队所败。由于太平天国在决策上的犹豫不定和“添柴”式的增援方式，以及各支战略部队缺乏有效的配合，终于导致在安庆战场上逐渐失去了优势。
　　湘军主攻安庆的将领是曾国荃，当时他已有善战之名，由于他擅长围壕困城，又坚忍顽强，被军中称为“曾铁桶”，比喻他围城就像铁桶一样风雨不透。参与围城的鲍超是湘军中头号猛将，在安庆城外的赤岗岭一战中，太平军将士3000余人壮烈牺牲，守将刘琳率800勇士坚守最后一垒无望后下令突围，又遭湘军水师攻击，无一生存，刘琳被湘军水师俘获后，惨遭杨载福肢解而死。刘琳是曾国藩极为佩服的一个人，他曾致书曾国荃，称刘为“琳先生”和“琳翁”，说“敬其人，故称先生”，“爱其人，故称翁”。当他听说太平军万余人分别被鲍超和成大吉部消灭、刘琳被杀害的消息时，他和胡林翼都感到十分得意，称此战之功超过攻破太平军的一座坚城。
　　在会战的最后时刻，陈玉成、杨辅清率太平军主力部队又一次向湘军发动猛烈进攻，对安庆做直接的救援。安庆城外，枪炮声震耳欲聋，有战场目击者记载：

　　天朝的变乱直接影响了战局，为湘军“突出重围”创造了机会。死于内讧的数万太平军将士中，既有功勋卓著、能征惯战的大将，更多则是从广西跟出来的“老兄弟们”，是太平军的精锐。石达开率部出走，使太平天国少了一位智勇双全、德高望重的翼王，也使曾国藩和湘军失去了最为惧怕的对手。石达开率所部10多万人独立行动后，再也没有发挥出他那杰出的军事天才，始终没有打开局面，最后在四川大渡河畔兵败被杀。就在天京变乱的当年年底，胡林翼率湘军重占了武昌；就在石达开率军出走的当月月底，江西湘军攻陷湖口，内湖水师得以冲出鄱阳湖与外江水师会合。1858年5月19日，李续宾督率湘军攻克九江，林启荣与17000余名守城将士全部战死，江西战场的主动权落入湘军手中。
　　如果把太平军与湘军的争战分为三个时期的话，前期的争夺围绕着九江，中期的争夺围绕着安庆，后期的争夺则是围绕着天京。三座城市，沿着长江自上而下，恰好印证着曾国藩所提出的“踞上游之势”破竹而下的战略设想。曾国藩设计虽妙，太平军斗志更坚，每一次争夺战都让湘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每一次最后的失败又都是由于太平天国的战略性失误帮了湘军的忙。安庆之战尤其如此。
　　天国后期的战略方向始终未能统一，从而导致了军事决策上的犹豫不定和朝令夕改。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是天王军事上的左膀右臂，陈玉成一直主张集中力量解安庆之围，遏制湘军在上游的攻势；李秀成则主张先进攻苏州、杭州、上海，等到东南的战局稳定之后再回师西援。由于洪仁玕的支持，天王采纳了李秀成的意见。苏杭一带的财富虽然填充了天朝的圣库，西线的形势却一天天恶化起来。直到1860年9月下旬，天国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组织各路太平军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西征。如果太平军集中主力在皖北战场决战，以部分兵力在外围进行牵制作战，还有希望打破湘军对安庆的包围，但他们在军事行动上却一误再误。李秀成在皖南攻祁门不下，便转道入浙江，又经江西打往湖北，牵延了时日，也错失了消灭曾国藩总部的绝好机会。陈玉成先是试图直接救援安庆，与多隆阿部接战不利后又绕道西进，直扑武汉。这本来是湘军、特别是胡林翼最为担心的（胡当时任湖北巡抚，有守土之责），但陈玉成在黄州遇到了英国水师提督何伯和参赞巴夏礼，他们声称进攻武汉会妨碍英国的商业利益，警告陈玉成不要这样做。陈玉成便停止了向武汉的进攻，转向鄂北一带作战。这样并不足以牵动湘军回援，对于安庆战局是徒劳的，陈玉成不得不在转战数月后于1861年4月底重新回到安庆集贤关内外，开始直接进攻围城的曾国荃部。这时李秀成已经从江南杀入湖北，进逼武昌，使曾国藩和胡林翼惶惶难安，曾的幕僚赵烈文判断：“李秀成既已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安庆之围亦当不攻自解。”①可惜李秀成只在鄂省逗留了一段时间，并未继续向武昌进攻。当他听说李世贤部在江西乐平打了败仗、陈玉成则在两个月前从湖北撤退时，便移兵东进杭州经营他的苏福省去了。湘军上下虚惊一场，太平天国解救安庆之围的最后机会已经失去。同年9月，安庆失陷，次年5月，英王陈玉成被俘后牺牲，天国的日子更加艰难了。太平天国失败后，洪仁玕总结说：“如果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相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坠落，全部瓦解，清军便容易战胜。”②
　　1860年以后，清军对太平天国的作战逐渐形成了三个主战场：曾国藩直接领导的西线战场，李鸿章部淮军开辟的苏南战场，左宗棠楚军开辟的浙江战场。这样就从战略上形成了对天京的包围态势。太平军各部只有集中兵力，密切配合，才有希望打破包围、争取主动。可是通观这一时期的作战，太平军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方面内部意见不一致，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行动和密切的战役配合；一方面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东征西进，在疲于奔命消耗实力、坐失战机。湘军围攻安庆、打天京，都靠的是一股“极乱时站得定”（罗泽南语）的坚韧，太平军却恰恰缺少这种坚韧。安庆失陷后，太平军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军事上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何况天朝的大厦早就被内部生出的蛀虫腐蚀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