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前往无锡的路上，我时断时续地读着美国人杰里•邓尔麟的《钱穆与七房桥的世界》。
车窗外正是江南的阴郁天气，小雨下下停停。平坦宽阔的一级公路已把那些布满蜿蜒河流的小镇联结到一起，沿途上不时出现的玻璃幕墙、金属框架厂房、三五成群的青年工人，表明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已是新的工业革命的重镇。
穿过了昆山，绕道阳澄湖。在一家临湖的餐馆里，我第一次吃到了阳澄湖大闸蟹，湖面上寒风瑟瑟，烟雾渺茫，屋内一壶黄酒温暖滋润。这是一次意外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前，我迷上了钱穆。
9年前，在选修的历史课上，一位姓罗的青年教师给我们讲授中国历史，时间来到魏晋时，他戛然而止，决意让另一位老师讲述接下来的课程——因为中国历史的青春期到魏晋时终止，再无心醉神迷之处。在告别前，他推荐了钱穆的《国史大纲》。
在刚刚开张的北大南门的风入松书店里，我找到了黄色封面的商务印书馆版的《国史大纲》。这是一次注定夭折的阅读历程。竖排的繁体文字、文言语句、布满正文的注解，中国人熟悉了上千年的行文到了我这一代已变成了陌生的丛林。我对于钱穆的身份仍有质疑，出生于1895年的他，在五四之后的那两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身份不明。
新文化运动中让我沉醉的是他的激进因素，是那种将传统一股脑儿扔进“历史的垃圾桶”的豪迈。“进步”，在我们的词典中是至关重要的，不管大学与中学政治课是多么空洞乏味，我们其实都是黑格尔的线性历史的信仰者，我们要不断抛弃陈旧，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了一个更光明的明天，我们可以对昨天与今天毫无眷恋，甚至残忍异常。
中国传统看起来早已无力面对现代挑战，我们何须要了解与学习它。鲁迅的大部分篇章我都没了印象，却始终记住他对青年的告诫——多读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线装书理应被扔进茅房，儒家礼教中只写满了杀人，传统中国就是裹着小脚的媳妇......“传统”与“现代”在我的谈话中被滥用，似乎真的存在着那么一个时刻，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带有现代意味的都值得赞扬，而任何“传统”都是阻碍，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在我阅读所及的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钱穆混杂于一群人名中，他被提及，却似乎从来不与时代旋律相关，他是少量对旧世界如此钟情的顽固派，在李敖的记录里，他在晚年时还为蒋介石唱颂歌......
对钱穆的初次探索不了了之，甚至罗老师在我内心短暂地激起的中国文化的青春期热情也迅速消退了——诸子百家、魏晋风度与我所生活的现代中国看起来毫无关联，阿诺德•汤因比或者Google兄弟比他们更有力地影响了我的思想。

二
是史景迁促使我再次对中国传统产生了兴趣。“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在对邓尔麟的《钱穆与七房桥的世界》的书评中，史景迁询问说，“究竟怎样一种价值观念，或者怎样一种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和共同的民族起源相互影响着，将中国人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在一个标榜全球化的时代，认同危机却覆盖到每一个角落。在一个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克服地理障碍的时刻，人人都在为自己的身份焦虑不安。
这些危机有一些来源于古老的传统，另一些则是由于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时代所带来的。人口的快速流动、相对价值观的普及、不同文化间的融合，这一切却使人们更加迫切地想知道，“我是谁，我的截然不同之处是什么..”不同的国家依赖不同的方式寻找独特性，撒母耳•亨廷顿最近写道：“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伊朗一直被描述成‘一个寻求自己特性的民族’。南非也在‘寻求特性’......土尔其处于‘独特的特性危机’......俄罗斯处于‘深刻的独特性的危机’......”
中国依靠的是什么?在这一轮“中国热”中，中国被描绘成世界上最富潜力的市场，最大的生产基地，中国人像40年前的日本人一样蜂拥到世界各地，拍照、购物、参观历史遗址......成长的经济力量赋予中国人一种新的自信与不切实际的骄傲，但他们身上却看不出令人欣赏的品格，生气勃勃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活力、却没有让人心生向往的魅力。更紧要的是，作为个体的中国人与由众多个体连接在一起形成的中国社会，似乎正失去他们的灵魂，金钱作为这个社会运转的主要润滑剂与兴奋剂已被过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