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敬原创作者wuanguo，很喜欢这几篇据史分析的文章，征得安国大哥同意转贴到太宗吧！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笔者陆续分析了武德五年至七年的突厥入寇情况。本文承接以前的分析，继续介绍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突厥的入寇情况。

一、武德八年上半年唐与突厥的关系
（一）武德八年年初唐与突厥关系暂时缓和
进入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以后，特别是在该年年初，唐朝与突厥的关系又暂时出现了缓和。
据《册府元龟》卷970记载，“（武德）八年正月，突厥颉利可汗……遣使朝贡”。
另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八年正月，“突厥、吐谷浑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
朝贡和互市，俨然一派和平气象。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表象而已。唐朝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上半年接连采取多项措施，以加强戒备，同时为反击做好准备，下面对唐朝的相关措施进行详述。
（二）武德八年唐朝备御突厥的措施
1、继续出兵攻打依附于突厥的割据政权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上半年，唐朝北方边境上仍然有2个割据政权，那就是位于唐朝河东道北部、据守恒安的苑君璋，以及位于唐朝关内道北部、据守夏州的梁师都。
武德八年上半年，唐朝对梁师都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正月，“丁巳，遣右武卫将军段德操徇夏州地”。
虽未明言针对梁师都，但是，当时盘踞在夏州的只剩下梁师都，而段德操此前也多次与梁师都交战，因此，段德操此次出兵，其目标应该还是梁师都。

2、联合西突厥
据《通典》边防典卷199记载：
统叶护寻遣使来请婚，高祖谓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悬远，急疾不相得力，今来请婚，计将安在？”封德彝对曰：“当今之务，莫若远交而近攻，正可权许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数年后，中国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许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悦。遇颉利可汗频岁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为婚。
《资治通鉴》将此事附于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四月。
另据《册府元龟》卷978记载，“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请婚”，后叙武德八年四月高祖许婚，可见，西突厥请婚自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就已开始，但高祖一直没有同意，直到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四月，唐朝出于远交近攻的考虑，联合西突厥共同对抗突厥颉利可汗，方才许婚。
当然，由于当时突厥频繁入寇，道路阻塞，最终未能成婚。

（2）六月的补充部署
进入六月后，随着突厥传统入侵时节的临近，唐朝在原有备御措施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强防御。
据《资治通鉴》记载，六月“丙子（十四日），遣燕郡王李艺屯华亭县及弹筝峡，水部郎中姜行本断石岭道以备突厥”。
这一项措施，是在同时加强关内道和河东道的防御。
先看关内道。
华亭县，位于陇州境内。
弹筝峡，据《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长安西通凉州的北道记载，“（原州）平凉又西北行三十五里至胡谷堡，即彰信堡，堡西道入弹筝峡，约尽三十五里。自邠州以西皆略循泾水河谷而上，至此峡，近水源，“群山怒起，路随峰转，绕行涧底”，形势奇险，为戍守要地”。可见弹筝峡是原州西入豳州、进而到达长安的咽喉要道。唐朝派出李艺在此驻扎，很明显是防备突厥从关内道入侵。李艺原本在河北，入朝以后，“时突厥放横，藉艺威名欲惮虏，诏以本官领天节军将，镇泾州”（《新唐书》列传17）。
再看河东道。
石岭，据《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太原北塞交通诸道的记载，太原北行，“……至石岭镇，……岭上或逾岭置关，隶忻州定襄县。石岭关“山势回报，号为险阻”，且其路仅容单车，故为太原府北之重要屏障，安史乱后，且置军以镇之”。可见石岭是南入太原的重要通道。唐朝派出姜行本在石岭断道，以切断突厥入侵的道路。石岭断道，是当时的检校并州大总管窦静提出的，据《旧唐书》列传11记载，“静又以突厥频来入寇，请断石岭以为障塞，复从之”。
单从措施本身来看，很到位，但是，从后面发生的战事来看，这一措施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下文将对此详述。

4、密切注意突厥动向
据《册府元龟》卷998记载，“唐初，突厥强盛，武德八年三月，声言为寇，命秦王率兵自潞州掩可汗之牙帐，后无寇而止”。
这说明，当时唐朝对突厥是很提防的。
在此笔者想多说几句。有人认为，自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杨文干事件、李渊做出维护李建成太子地位的决定以后，李渊就完全倒向李建成一边，而对李世民则非常不满，专事打压。
笔者认为，李渊维护李建成太子地位是事实，自武德七年至武德九年，逐渐疏远和打压李世民也是事实。但是，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至少具体到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上半年，于公于私来讲，李渊与李世民的关系还是过得去的。
于公来讲，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命秦王率兵自潞州掩可汗之牙帐”可作证明，这说明对外作战方面，李渊还是倚重李世民的。
于私来讲，据《册府元龟》卷79记载，“（武德）八年正月甲寅，幸太宗第，宴五品以下，赐帛各有差”，这说明，这一时期李渊与李世民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恶劣。

5、复置关中十二军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二月，李渊废关中十二军。2年以后，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五月，李渊又复置十二军。
李渊复置十二军，公开的原因正是备御和消灭突厥。据《资治通鉴》记载，“初，上以天下大定，罢十二军。既而突厥为寇不已，（五月）辛亥，复置十二军，以太常卿窦诞等为将军，简练士马，议大举击突厥”。
这一事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十二军代表着关中的府兵，而关中的府兵，则是唐军的主力。在此，笔者将十二军的名称和军将等做一简单整理。
关于复置十二军的情况，《册府元龟》卷990记载如下：
以太常卿窦诞为参旗将军，吏部尚书杨恭仁为鼓旗将军，淮安王神通为玄戈将军，右骁卫将军刘弘基为井钺将军，右卫大将军张瑾为羽林将军，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为奇官将军，右监门将军樊世兴为天节将军，右武侯将军安修仁为招摇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杨毛为折威将军，左武侯将军王长谐为天纪将军，岐州刺史柴绍为平道将军，钱九陇为苑游将军。简练士马，将图大举焉。
同时，十二军对应关中十二道，具体情况记载于《新唐书》志40兵志：
及诸起义以相属与降群盗，得兵二十万。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曰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
为方便大家理解，笔者将上述2部分记载汇总列表如下：

这里说明一点，十二道与十二军的对应关系、以及十二军军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依据上面史料显示，天节军对应宜州道，军将是樊世兴，但是，据《旧唐书》列传6罗艺传记载，“时突厥屡为寇患，以艺素有威名，为北夷所惮，令以本官领天节军将镇泾州”，在这里天节军对应泾州道，军将也换成了罗艺。又如，上面显示，张瑾是羽林军将，但是，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张瑾成了天纪将军。
因此，上表仅供参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上半年，唐朝在备御突厥方面，是比较重视的，也是采取了很多措施的，但是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呢？纸上谈兵是没有用的，只能通过实际的战斗来检验，而严酷的检验很快就来临了。

一）突厥入侵关内道灵州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六月，“丙戌（二十四日），颉利可汗寇灵州”，由此正式拉开了入侵的大幕。
灵州的位置请参见附图1唐朝关内道地图。灵州是当时唐朝关内道北部与突厥邻接的州，也就首先遭到了进攻。
当时守卫灵州的唐军主将是谁呢？查《旧唐书》列传10李道宗传，“（武德）五年，授灵州总管”，后来八月间李道宗在此迎击突厥，其官职也明确记载为“灵州都督”（《资治通鉴》），则灵州守将可以确定是李道宗。
由于突厥颉利可汗亲自率军进攻灵州，因此，唐朝方面不敢怠慢，除由当地守军抵抗外，唐朝还迅速采取了几项应对措施。
1、命张瑾出兵抵御。
据《资治通鉴》记载，“（六月）丁亥（二十五日），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行军总管以御之，以中书侍郎温彦博为长史”。
张瑾出兵，是唐朝针对突厥入侵关内道灵州做出的反应，因此，张瑾所部刚开始应该是投向关内道灵州方向的，但是，后来随着战事的变化，张瑾所部转到了河东道，这一点下文详述

附图1：唐朝关内道地图

2、命李神通和刘弘基加强豳州防御。
上文已经分析，唐朝在六月丙子（十四日）已经同时加强了关内道和河东道的防御，但是，面对突厥对灵州的入侵，唐朝方面可能预计到此后关内道会发生大战，因此，进一步加强关内道防御。据《旧唐书》列传8刘弘基传记载，“会突厥入寇，弘基率步骑一万，自豳州北界东拒子午岭，西接临泾，修营障塞，副淮安王神通，备胡寇于北鄙”，该记载记于武德八年五月刘弘基担任秉钺将军以后，武德九年以前，则应该是在应对突厥的本次入侵。
从附图1关内道地图可以看出，临泾在泾州境内，子午山在宁州境内，均在豳州以北，唐朝派出李神通和刘弘基在豳州以北布防，显然是针对突厥本次入侵而采取的防御措施。
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京都关内区“长安通灵州两驿道”记载，灵州东南至长安的路线，主要有三道，其中史有明征的驿道有两道，“东南取庆州路，经宁州、豳州至长安，此一道也。南取原州路，又东经泾州，亦至豳州，达长安，此一道也”
即从灵州至长安的2条主要驿道如下：
灵州——庆州——宁州——豳州——长安；
灵州——原州——泾州——豳州——长安。
2条路皆起于灵州，汇于豳州。此前六月丙子（十四日）李艺镇守泾州，驻防原州弹筝峡，主要是备御第2条路。现在，在突厥已经入侵灵州的情况下，唐朝进一步采取措施，对于上述2条路的交汇点豳州加强了防御，此外，防线东起宁州境内的子午岭，显然是对于上述第1条道路也加强了戒备。
从以上情况看，面对突厥最初的入侵，唐朝重点加强了关内道的防御，但是，可能是突厥在灵州未占到便宜，也可能突厥本就是虚晃一枪，总之，突厥并未立即在关内道方向继续展开进攻，而是将主攻方向转移到了河东道。

3、对突厥降格对待
李渊在得知突厥入侵的消息后很生气，在军事部署之外，还采取了一项政治措施，那就是对突厥降格对待。据《册府元龟》卷990记载，“（武德八年）七月甲辰（十二日），帝谓侍臣曰：“往以中原未定，突厥方强，吾虑其扰边，礼同敌国。今既包藏祸心，不顾盟誓，方为攻取之计，无容更事姑息。”其后书改为敕诏”。这段话大致是说，此前唐朝对突厥采用的是“敌国之礼”，也就是平等国家之间的礼仪，现在“其后书改为敕诏”，即对突厥的文书改为“敕诏”，对突厥降格对待，当做是唐朝的附属国。
有不少网友依据这条记载，以及上面提到的武德八年五月复置十二军、“议大举击突厥”的记载（《资治通鉴》），认为到武德八年时，唐朝的国力已经日渐恢复，可以讨伐突厥了，有部分网友进一步发挥，认为武德八年唐朝都在考虑主动讨伐突厥了，而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后，突厥居然打到了长安附近，这前后对比异常明显，于是乎，李建成是武德年间备御突厥的中流砥柱等结论也就随之而出。
这种结论是否正确呢？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复置十二军议大举击突厥也好，对突厥降格对待也罢，这仅仅是唐朝方面的主观判断，认为它已经可以对突厥主动出击了。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唐朝是否真的具备了主动出击的条件了呢？很遗憾，武德八年下半年、特别是七八月间的一系列交战，无情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下文对此详述。

（二）突厥入侵河东道朔州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七月，“己酉（十七日），突厥颉利可汗寇相州”。
乍一看不得了了，相州位于河北道南部，临近黄河，莫非突厥都能深入河北道南部那么远了吗？
对此，史学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1、元代胡三省认为：“相州”，疑当作“桓州”；此时突厥兵不能至相州也。
但是这个“桓州”到底在哪里，两唐书似乎没有明确记载，胡三省也并没有解释清楚。
2、岑仲勉在《突厥集史》中认为，“余谓“相”当作“朔”，唐人碑志，率写“朔”如“羊月”，易于互讹，即通典、旧突厥传等所谓八年七月大掠朔州也。……否则或是恒州，旧志三九、武德六年置（北）恒州，即后来之云州定襄县”。
岑先生实际上提出了2种意见，其一，相州是朔州之讹，这是岑先生的主要意见，其二，相州是（北）恒州之讹，这是岑先生的附带意见。
笔者赞同岑先生相州是朔州之讹的观点，并补充一则史料进一步证明。据《新唐书》列传140突厥传记载，“（武德）八年，颉利攻灵、朔，与代州都督蔺謩战新城，謩败绩”，即突厥进攻的先后顺序是：攻灵州、攻朔州、新城之战。
而《资治通鉴》相关时间段的记载顺序是：
六月，“丙戌（二十四日），颉利可汗寇灵州”。（对应《新唐书》攻灵州）
七月，“己酉（十七日），突厥颉利可汗寇相州”。（对应《新唐书》攻朔州）
七月，“丙辰（二十四日），代州都督蔺謩与突厥战于新城，不利”。（对应《新唐书》新城之战）
《新唐书》突厥传的上述记载，进一步证明了岑仲勉的观点，即相州乃是朔州之讹，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七月十七日，突厥颉利可汗进攻的地点是河东道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