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太谷之战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八月，“壬申（十一日），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皆没，瑾脱身奔李靖。行军长史温彦博为虏所执”。
太谷之战的相关史料比较零散，现整理分析如下：
1、战役时间
《资治通鉴》记载为八月壬申（十一日），这应该是唐军最终战败的时间，或者是唐军败绩传回京师的时间。
至于太谷之战的持续时间，笔者在温彦博墓志中找到了一点线索，据《唐文拾遗》卷14“大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温公（彦博）墓志”记载，“久之，出为行军长史。属胡骑蚁集，穹庐猬起，合围过於百重，在危侔於七日，类回溪之垂翅，若肴陵之丧师”。
其中，“在危侔於七日”一句，“侔”是相等的意思，这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温彦博所在的唐军处于危险之中达到了7天。这里的“七日”，笔者认为，可能是实指，也可能是用了白登之围的典故，因为当时匈奴在白登围困汉军就达七天之久。但不管如何解释，这句话都说明太谷之战是持续了几天时间的，有一个过程，而不是1天就打完的。
我们姑且假设战役持续了7天，自八月十一日向前倒算，太谷之战的开始时间大约是八月初四、初五日左右。

2、战役地点
太谷的地理位置在并州南部，上文已经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3、参战将领
突厥方面主帅自然是颉利可汗，其余将领记载不详，不多说。
下面重点谈谈唐军的将领。
（1）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
张瑾这个人，非常值得详细说说，因为有些人把他和李世民麾下的张公谨混为一谈，进而将太谷战败的责任全部推到李世民头上。其依据主要是《旧唐书》高祖本纪的一条记载：
（武德八年）八月，并州道总管张公谨与突厥战于太谷。
那么，张瑾和张公谨是否是同一个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关于张瑾，两唐书并未给他立传。关于他的零星史料记载大致有以下几条：
《资治通鉴》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炀帝伐高丽，“右御卫将军张瑾出襄平道”。
《册府元龟》卷396：唐张瑾，初仕隋世，历职显贵。炀帝被围于雁门也，瑾以骁果出城击战，一日九捷。炀帝登城望之大悦，赐帛二千，拜翊卫大将军。
《册府元龟》卷454：隋宇文述，炀帝大业中为左卫大将军，贵幸，言无不从，势倾朝廷。左卫将军张瑾与述连官，尝有评议，偶不中意，述张目嗔之，瑾惶惧而走，文武百僚莫敢违忤。
《册府元龟》卷172：张瑾，隋末陷王世充，及雒阳平，诏徵瑾入朝，以旧恩历右卫大将军、军器太监。帝哀其年老，从容谓之曰：“公筋力渐衰，过尔劳曳，无乃辛苦耶？朕不惜官，但恐相损。”瑾固请曰：“幸遇明时，愿得陪奉。”帝颔之，及为羽林将军，遇突厥来寇，瑾不战，保于幽州，帝以其年老，拜冠军将军，优以散秩。
《册府元龟》卷453：张瑾为羽林将军，复遇突厥来寇，瑾不敢战，保于幽州。高祖以其年老，拜冠军将军，优以散秩。
《旧唐书》列传11：其年，突厥入寇，命右卫大将军张瑾为并州道行军总管，出拒之，以彦博为行军长史。与虏战于太谷。
《册府元龟》卷520：唐杜正伦为治书侍御史，时张瑾为冠军将军，太宗以瑾先朝耆旧，每谒见，辄赐座於廊下以礼之。正伦劾瑾年在悬车（悬车，即致仕，古人一般七十致仕）而安宠怀禄，由是始归于家。（杜正伦的弹劾全文请参见《全唐文》卷150，杜正伦“弹将军张瑾等文”）

张公谨，两唐书是有传的（《旧唐书》列传18、《新唐书》列传14），此处不再多说。
现做表对比二人的经历如下：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张瑾和张公谨完全就是两个人。
那么，太谷之战的唐军主将到底是张瑾还是张公谨呢？

据《旧唐书》列传11和《资治通鉴》武德八年记载，太谷之战时唐军并州道行军总管的官位是右卫大将军，当时担任该官职的显然是张瑾，而非张公谨，当时张公谨仅为从六品上的右武候长史。
此外，通过太谷之战唐军其他将领的品级也可以说明问题。当时并州道行军总管麾下有行军长史、中书侍郎（正四品）温彦博，以及郓州都督（从三品或正三品）张德政。由正三品右卫大将军张瑾来指挥他们，顺理成章。而如果由从六品上的右武候长史张公谨来指挥，岂不是乱了等级？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旧唐书》高祖本纪的记载有误，太谷之战时，唐军主将并州道行军总管就是时任右卫大将军的张瑾，与李世民麾下的张公谨无半点关系。

（2）行军长史温彦博
据《旧唐书》列传11记载，“俄迁中书侍郎……其年，突厥入寇，命右卫大将军张瑾为并州道行军总管，出拒之，以彦博为行军长史。与虏战于太谷，军败，彦博没于虏庭。突厥以其近臣，苦问以国家虚实及兵马多少，彦博固不肯言。颉利怒，迁于阴山苦塞之地”。
温彦博当时的官职是中书侍郎，据《旧唐书》志23记载，“中书侍郎，……武德定令，与尚书侍郎俱第四品”。
（3）郓州都督张德政
据《册府元龟》卷425记载，“张德政为郓州都督，武德八年八月，及并州道行军总管督兵张公瑾与虏战於大谷，我师败绩，德政死之”。
（4）李高迁
上文提到，七月二十四日，唐朝命令张瑾赶赴石岭的同时，命令李高迁前往太谷。则八月上旬太谷之战发生时，李高迁应该也在太谷。
笔者认为，以上4位是太谷之战打响时就驻守太谷的唐军将领。但是上文已经分析，八月初六日，李渊下令增援，此后赶赴太谷战场的唐军将领还包括：
（5）李靖
据《旧唐书》列传17李靖传记载，“八年，突厥寇太原，以靖为行军总管，统江淮兵一万，与张瑾屯大谷”。
（6）李绩
据《旧唐书》列传17李绩传记载，“八年，突厥寇并州，命绩为行军总管，击之于太谷，走之”。

4、参战兵力
关于唐军的参战兵力，史书记载不详，但是，《全唐文》卷150“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提供了一点线索，该碑文记载，“属猃狁纵慝，疆场受骇，……乃以（阙三字）军长史，十万之师，方绝大汉，五饵之术，必系单于”。
其中，“十万之师”是关于唐军兵力的记载，而且是温彦博所在的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的部队，考虑到古人对于军队数量多有夸张之词，因此这里的十万未必是实指。
张瑾当时是右卫大将军兼羽林军将，羽林军是关中十二军之一，而据《新唐书》志40兵志记载，高祖进关中后，“得兵二十万”，以此大致推算，张瑾本部兵达到二三万人还是可以的。另外，其麾下还有郓州都督张德政，考虑到作为安州都督的李靖的兵力是“江淮兵一万”，则张德政的兵力大致也可推定为1万左右。再考虑李高迁，我们也大致推定其为1万人。这样算下来，唐军兵力可能达到四五万人，当然这种算法并不准确，例如，李高迁在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增援马邑高满政的时候，其兵力就是“所部二千人”。因此，只能笼统地说，太谷之战打响时，唐军大概有数万之众。
此后，李渊下令增援，李靖所部是“江淮兵一万”，李绩的兵力不详，但考虑到当时李绩的地位大致与李靖旗鼓相当，甚至在某些方面还略高，因此将其兵力大致推测为1万当问题不大。据此看，唐军援兵至少在2万左右。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的部队前去增援，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突厥的参战兵力，上文已经分析，七月大掠朔州的突厥军队就有十余万人，而后这支军队通过石岭攻入并州，因此，八月太谷之战时，突厥军队大约应有十余万人。

5、交战过程
太谷之战，大致可分为2个阶段。
（1）第一阶段：张瑾所部被围歼于太谷
八月初一日突厥突破石岭后，数日之内就抵达太谷。
抵达太谷后，突厥对唐军实施了合围作战，据上文所引《温彦博墓志》记载，“合围过於百重”，显然突厥是将该支唐军包围了起来。注意上文已分析过，张瑾所部唐军虽然未必真是十万之师，但是，数万之众当无问题，如此兵力却被突厥军队包围，则突厥在太谷之战投入的兵力之多、战力之强可见一斑。
上文提到的参战唐军诸部，张瑾所部及其下属的张德政所部，可以确定陷入合围，至于李高迁所部，目前史料并未记载。
交战的结果也是很明确的，至八月壬申（十一日），
“（张瑾）全军皆没，瑾脱身奔李靖。行军长史温彦博为虏所执”（《资治通鉴》）。
“（张德政）及并州道行军总管督兵张公瑾与虏战於大谷，我师败绩，德政死之”（《册府元龟》卷425）。
至于李高迁，虽然无确切记载，但是，据《旧唐书》列传17李靖传记载，当时的战况是，“时诸军不利，靖众独全”，则李高迁应该也属于作战“不利”的那支唐军。

在此情况下，李渊于八月丁卯（初六日）命令李靖出潞州道增援太谷，“诏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资治通鉴》），“以靖为行军总管，统江淮兵一万，与张瑾屯大谷”（《旧唐书》列传17）。
但是，由于留给李靖的时间毕竟不多，而且李靖自身兵力也只有1万人，因此，李靖并未能阻止张瑾的覆没，他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接应张瑾本人逃出重围，“瑾脱身奔李靖”（《资治通鉴》），以及确保自身部队不受重大损失，“时诸军不利，靖众独全”（《旧唐书》列传17）。
至此，太谷之战的第一阶段结束，张瑾所部全军覆没，行军长史、中书侍郎温彦博被俘，郓州都督张德政阵亡，张瑾本人逃出重围，投奔李靖，除李靖所部外，参战的诸如李高迁等其他唐军，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2）第二阶段：唐军援军陆续抵达，突厥攻势被遏制
继八月丁卯（初六日）李靖增援之后，唐朝又陆续派出了其他援军，有据可查的是李绩，据《旧唐书》列传17李绩传记载，“命绩为行军总管，击之于太谷，走之”。
援军陆续赶到后，唐军实力有所增强，继续与突厥作战，并遏制住了突厥的进攻，据《旧唐书》列传144突厥传记载，张瑾全军覆没后，“（唐军）出师拒战，颉利不得进，屯于并州”。可见，突厥的进攻在太谷受阻。至于李绩传提到的击走突厥，倒未必完全可信，对此，岑仲勉先生在《突厥集史》中认为，“作绩传者为绩饰言耳”。
这样，李靖和李绩等增援部队在太谷遏制了突厥的攻势，而李世民由于获得了并州的指挥权，也开始调动军队征讨突厥，据《旧唐书》列传144记载，“太宗帅师讨之，次蒲州”。
面对唐军的陆续集中，突厥已无隙可乘，不得不放弃此次进攻，转而请和，太谷之战结束。

（八）突厥请和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八月，“丁亥（二十六日），颉利可汗遣使请和而退”。
关于突厥退兵的原因，《新唐书》列传140突厥传有比较贴切的解释，“大抵虏得志则深入，负则请和，不耻也”。据此看，正是八月丁卯（初六日）以后唐军援军的陆续抵达，突厥在并州南部受阻，这才转而求和。
这一成果的取得，主要应归功于李世民，八月丁卯（初六日）以后，唐军在河东道的指挥系统得以整合，李世民获得了对并州等地的指挥权，唐军得以统一部署，这才在危急时刻，在并州南部挡住了突厥的进攻，化解了这一危机。关于太宗的作用，《旧唐书》列传144突厥传记载的非常清楚，“太宗帅师讨之，次蒲州；颉利引兵而去，太宗旋师”。
颉利请和撤退以后，河东道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还发生过一次战事，据《资治通鉴》记载，“九月，癸巳（初二日），突厥没贺咄设陷并州一县。丙申（初五日），代州都督蔺謩击破之”。这次来犯的已经不是颉利的突厥主力了，因此规模也很小，仅凭代州都督蔺謩自身的力量就将其击破了。

（九）其余各道战事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除河东道作为主战场发生激战外，其余各道也陆续发生了一些战事，规模均不大，笔者在此一并介绍。
1、关内道
上文已经介绍，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六月丙戌（二十四日），突厥入侵关内道灵州，由此拉开入侵序幕。
此后，八月癸亥（初二日），突厥再寇灵州，李渊为防不测，命李建成出屯关内道豳州。
但是，此次突厥对关内道入侵的规模并不大，唐军当地守军即将其击退。
据《资治通鉴》记载，“（八月）庚辰（十九日），突厥寇灵武。甲申（二十三日），灵州都督任城王道宗击破之。丙戌（二十五日），突厥寇绥州”。
从附图1关内道地图可以看出，灵州和绥州，都是关内道北部边界的州，此次突厥连以往经常入侵的原州都没打到，而是止步于灵州和绥州，且在灵州被李道宗击败，则其兵力不多应是可以确定的。

分析至此，我们来看李世民和李建成的作用。
先说李世民，在七月丁巳（二十五日），当突厥威胁河东道的时候，李世民就奉命备御长安东北门户蒲州，至八月丁卯（初六日）前后，面对突厥主力大举入侵、并州支离破碎的局面，李世民又临危受命，接管并州指挥权，最终化险为夷，遏制了突厥的攻势。因此，李世民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备御突厥入侵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关键的作用。
再说李建成，李建成于八月丁卯（初六日）前后奉命出屯豳州，当时关内道方向并无突厥主力，李建成备御的仅仅是个次要方向。此外，与李世民直接指挥并州战事不同，李建成出屯的豳州属于关内道南部，而当时的战事远在关内道北部边界。因此，李建成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备御突厥的过程中，只起到了辅助的、次要的作用。

如果此条史料属实，那实在让李建成脸上无光。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突厥主力兵临渭水便桥，那好歹是颉利和突利率领的突厥绝对主力。而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突厥在关内道只有偏师，让一支偏师打到距离长安70里的地方，李建成的能力实在是不敢恭维。
但是笔者认为，岑先生在此有一点失误，误将泾阳当做泾州，泾阳上文已经分析，是长安下属一县，南至长安七十里，而泾州则是关内道一州，“东南至上都四百八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卷3）。
仔细分析这段史料，笔者认为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该碑文记载，“（武德）七年，手诏以公策名自久，立效居多，因授□□军将”，将樊世兴担任天节军将的时间记载为武德七年，而上文已经分析，李渊复置十二军发生在武德八年五月。既然碑文记载的樊世兴担任天节军将的时间提前了一年，那么，碑文记载的突厥入侵泾阳的时间是否也提前了1年呢？而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突厥主力入侵关内道时，确实曾打到过泾阳，并在此与唐军发生激战。
第二，泾阳在豳州以南，突厥如果打到泾阳，则很明确已突破了唐军在豳州的防御，注意这只是一支突厥偏师，按李建成能力再有限，也不至于弱到这种程度吧。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对这条史料存疑，也欢迎大家对此发表看法。

2、河北道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九月，“丙午（十五日），右领军将军王君廓破突厥于幽州，俘斩二千馀人”。《旧唐书》列传10对其战果有补充说明，“会突厥入寇，君廓邀击破之，俘斩二千余人，获马五千匹”。
3、陇右道
据《资治通鉴》记载：
（五月）甲寅（二十一日），凉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袭都督府，入子城；长史刘君杰击破之。
（七月），睦伽陀攻武兴。
（八月），左武候大将军安修仁击睦伽陀于且渠川，破之。
武兴，据胡三省注，在凉州境内；且渠川，岑仲勉先生认为是陇右道诸羁縻州之一。
此次战事，主要是与凉州叛胡睦伽陀作战，由于睦伽陀曾引导突厥参与进攻，所以将此事附于此。
另据《册府元龟》卷990记载：
九月癸丑（二十二日），突厥寇蔺州。
（十月）戊寅（十七日），突厥寇鄯州，霍国公柴绍帅师援之。
此处的“蔺州”有误，据《新唐书》列传140记载，“入兰、鄯、彭州诸屯”，显然，“蔺州”乃是“兰州”之误。兰州与鄯州相邻，具体位置请见附图4陇右道地图。
至此，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唐与突厥的战事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