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近年来,现代科学在绘制人类基因图谱等方面取得的巨大突破,更加强化了西医使用微观方法的信心。在这种大背景下,试图劝说一个西医临床医生转换一下思维定式,多用宏观的、整体的、联系的观点看待疾病,恐怕收效甚微。目前,虽然西医的检测手段越来越先进,然而,有相当多的疾病最终是查不出原因的;有相当多的疾病一开始查不出原因,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到查出原因时,疾病已成严重发展的态势。对于一切以检测结果为主要用药目标的西医来说,因此而误诊、耽误病情的实例,的确不在少数。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一些痛苦不堪的病人,被医生宣布无病,他认为有病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是一种心理障碍,因为所有的客观检测指针都是呈阴性的。中医却不以检测指针作为诊断标准,而是以证候——人体发出的疾病信息作为诊断标准,只要有证可凭,就有办法治疗,这就使得那些处于亚健康状态、处于疾病初中期而检测指针暂时显示不出、属于功能紊乱、属于内分泌紊乱的人们能获得有效的治疗,这可以说是古代“治未病”思想在现代的运用和发展。
西医对付疾病的主导思想,是对抗性治疗。发现是细菌引起的疾病,用磺胺、抗生素杀死它;发现是细胞增生变异引起的癌症,用手术割除、用放化疗杀死它;发现是病毒引起的疾病,虽然目前还没有发明出杀死病毒的药物,也转着法子想杀死它,例如:用干扰素杀乙肝病毒,等等。人文学者王一方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这是一种典型的‘战争模式’,有‘敌人’,有‘杀伤性武器’;有‘战场’,有‘战斗’,把治疗关系定格成对抗关系,药物手册里有许多类药物都以‘抗××’命名,抗生素、抗寄生虫药、抗感染药物、抗肿瘤药、抗过敏药、抗贫血药,连维生素C都曾叫‘抗坏血酸剂’。其实,维生素类是营养要素,补充型的治疗思路,而非对抗型思路。从医学人文的角度看,‘战争模式’的治疗观容易产生两种迷失,一是把病人当‘敌人’,把疾病与生命混为一谈,抗生素的摄入不仅杀死致病的细菌,作为代价,也杀死了正常的菌落,使体内菌群生态发生倾斜,同时,抑制体内免疫功能,中间代谢物还可能引发免疫反应。二是确立了外在干预(涉)占主导的治疗观念。”(《医学与哲学》,2001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