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军机动部队损失过于严重，日军江面巡逻机会开始减少。胡琏自此开始掩护布雷队四处小编队布雷。最小的时候，甚至连舢板（类似于我们常见的公园手划船大小，最多载四五个人）都派出了，可以想见，大江之上几乎到处都是布雷队的身影，而日军机动部队受损较大，尤其是船只损坏问题严重，导致机动部队与守备部队之间怨气越来越大。机动部队抱怨守备部队在与国军交火时不予支持，作壁上观，守备部队抱怨与机动部队协调沟通不够，一边都打上了，守备部队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加之袭击通常发生在晚上，限于命令无法出击等等。
此后，陆军开始受到海军的压力，认为陆军保护海军不够精心，官司甚至达到了11军冈村宁次那里。岗村当时正忙于向武汉进击，无力顾忌后勤问题，也没有力量抽调日军加强守备力量，只能听之任之。随后，日军开始尝试将机动部队打散加强到守备部队中，要求各据点出击。

胡琏自此，开始正式进入打援阶段，连续拔掉了大批日军沿江据点。到武汉会战后期，日军除大编队集中通过外，零星船只已不敢轻易出港。小规模补给甚至需要依靠兵站内部的大车和汽车进行。据日军防卫厅战史研修所资料记载，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江防部队陆军死亡2479名（含疾疫），失踪42名，海军死亡558名（含疾疫），失踪214名。损失尤以安庆至铜陵段为甚。就这样，胡琏率部坚持了将近10个月，直到武汉会战结束，日军结束休整开始对长江沿线进行肃正作战为止。
在胡琏掩护下的水雷队战绩超群，共计炸沉日军运输舰、江防炮艇以上63艘，征调民船损失接近3成。四次获得蒋介石的嘉奖。但是胡琏，对不起，只字未提。相对于陆军，海军还是非常感恩的，此后，海军系统陈绍宽不止一次在蒋面前夸耀胡琏。这让蒋想起江西时期的66团团长胡琏，并授意予以重用。

1939年初，胡琏率部挺近湖南，准备参加湘北会战，保卫长沙。此时，全国面临新的军队编制调整，旅一级的建制撤销了。他这个旅长自然也就没了当头，开始任步兵指挥官作为过渡。陈诚为他找好了新位置。此时的11师，彭善已经升任军长，师长是与胡琏关系密切的原33旅旅长叶佩高。据台湾史政编译局编写的战史记载。叶佩高尽管不是黄埔出身，但是在26年曾经在黄埔做过辎重科的教官，所以也算是老资格的黄埔系。所以他在11师的威望很高，只不过由于他的特长是后勤，打仗方面并不是特别能服众，出彩的战斗都是胡打得，胡调走以后尽管叶接受了胡的军事战绩，但由于本身专长所限，后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反倒是后勤与训练搞得有声有色。这个时候，一纸调令，副师长由胡琏接任。从此，胡琏返回11师。

抽空写上一段，算是感激各位吧友捧场。
胡琏到达11师之后，迅速得到了11师广大官兵的认可。为什么呢。这还要从国民党的腐败说起。按理说仗打到了这个地步，前后方协同，一致杀敌还嫌不够，怎么能发国难财呢。可偏偏就是有些人视此为捞钱的绝好机会。吧友可以在剑桥民国史中查到许多类似的例子。胡是如何赢得11师的认可呢。只用了一个办法，钱。当时的11师处于武汉会战后的休整中，老兵基本上不多了，新兵没人带，战斗力属于直线下降类型。20世纪的战争和传统战争不一样，不能用人数的多寡来衡量。当时11师的具体人数已经无法考证，但根据台湾史料记载，各主力师缺员在三成以上的数据估算，至多不超过6000人，扣除后勤及技术兵员，一线战斗兵不过3、4000人，步枪3000只左右。可就是这几千人枪，依然处于缺吃少穿的地步。好在叶佩高本来就是后勤出身，靠着他的关系，被服口粮还算是勉强。
这个时候，胡琏来了。据他们的老下属，被俘的杨柏涛回忆，他当时是上校参谋主任，胡琏来到11师后，迅速利用叶师长的关系找到了后勤兵站，用两个象牙摆件和宝石鼻烟壶（出处不详，不好说是不是苏南游击时期的战利品）换来了子弹7万发。而当时，11师全师备弹不足11万发。后来才知道，当时战区为了协调补给，仅在各地兵站就囤积了各类枪弹2000万发以上。国军真的缺弹药吗，不缺。但为什么不发呢。因为兵站要指望着手里的存货吃饭。兵站的理由是物资转运基本靠民夫，民夫的口粮和驮马的饲料粮根本就不够，要求他们自筹，兵站怎么自筹，靠山吃山呗。略略一想，也没什么不对，可事情不能不细琢磨。既然民夫的口粮和驮马饲料粮都不够，那这2000万发各类枪弹是飞到兵站里去的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不按照规程直接拨发部队，兵站统筹报告即可，还要先送到兵站呢。

胡琏办这个培训班，严格意义上讲，还是叶佩高开得好头。叶这个人本来就是教官出身，所以对军官教育抓地比较紧，也推荐了一大批11师的基层军官去中央军校进修。客观上提高了11师的整体指挥能力。有些史料上提出11师干部教导大队是由叶设立的，这是不对的，至少在18军军史和叶佩高的个人纪念专集中都提到过，11师干部教导大队起源就是来自于这次短期培训。创办者就是胡，只是因为这个人与我们属于敌我矛盾，我们不愿意过多的宣传他，所以就做了些技术处理。
胡琏在会上讲了什么呢，据叶的日记和他的个人传记记载，胡琏主要谈了两点，一点是日军吃什么，我军吃什么。另一点是日军的单兵携行装备解析。之所以讲这两点，叶提出这是他的功劳，因为他是辎重出身，所以专门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胡琏新官上任，说要讲两句。叶怕胡琏提起罗店的那次卖队友，怕有不好的联想，就让他讲了讲辎重问题，叶本来的想法是就是一次见面会。没想到变成了一期培训班。算是一次歪楼吧。

胡琏在这次培训班上，先让人搬来了以前缴获的日军单兵装备整体，当场过秤，一共是40斤6两。上述回忆录内容均按民国时期标准计重。其中弹药负重14斤4两，衣被负重12斤2两，工具杂物负重8斤9两，水壶满水2斤6两，粮食3斤5两。这3斤5两粮食是多久的供给呢，两日份。平均一天1斤10两左右。主要是稻米和一部分腌肉和味增。注意，这是稻米，不是熟透的大米饭。如果把这些大米都做成大米饭，如果稻米数量是三分之二，可以出6斤左右的大米饭。平均一天吃3斤，加上副食是3斤9两，如果吧友是80后以前的话，就知道在粮食放开供应前，建筑工人和煤矿工人粮食定量最多，一个月42斤，平均一天1斤4两。他们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也缺乏副食，但是普遍反映这个定量可以吃饱。由此可见当时日军的伙食。
我军呢，粮食平均一个人1天只有13两不到，几乎没有副食，只有少许盐。即便全部折算成糙米，就是那种不经过细磨的大米，大约能出2斤大米饭。仅仅相当于日军的一半，尽管我军的负重少于日军，约28斤。这种条件下，我军在体能上想和日军一对一的拼，想都不要想。

胡琏担任119旅旅长之后，该旅表现的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们与201旅同气连枝，都是67师的基干部队，按理说对胡应该是恨之入骨才对，但这只部队对胡并不反感，反而很欣赏，又或许是他们毕竟没有因为胡的原因受到过损失的缘故，这也只是楼主的猜测，毕竟这些已经无法考证了。

但至少在胡取得石牌大捷的胜利后接受记者访谈时提到的那样，敌后游击岁月很令他难忘，也令他很愉快。尽管在仕途上遭遇了不小的挫折，但是119旅对于胡琏而言，确实感觉到了别样的不同。

这里要纠正有些吧友一点，游击队不是哪一家的专利，特别是敌后游击队，以11师为例，在1938年2月，就派出了主力33旅在副师长叶佩高的带领下作为苏皖支队进行敌后作战，同时，18军也从各部抽调了一部分组成了16突击总队深入敌后，开展广泛游击战，也取得了相当的战果。

据叶记载，胡琏说完后，军官反应不一，一方面有人说胡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也有人说胡说的对，仗确实不好打。总之思想比较混乱，这个时候，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既然没有鬼子吃得多，又要和鬼子打，那就只能学会偷懒了。胡提出，要求11师各营连按照要求减轻单兵负重，同时学习红军作战特点，利用布条裹着草打草鞋，胡提出的要求是，国军单兵负重减少到22斤以下，几乎减少四分之一。这下军官们可炸锅了，要知道，单兵携带装备那是陆军部规定的，也会按照这个标准配发，当然是不是实发就不好说了。这一下子压缩这么多，还过不过日子了。胡琏举了119旅在江边与日军机动部队周旋的例子，他认为这个负重完全可以做到。军官们不信，为此胡琏专门调了两个连，做了几次负重越野随后进入阵地构筑工事，两个连效率明显不同，其中负重28斤的连甚至没有完成土工作业。胡琏此时也举出了罗店的例子，这下，一个反对者也没有了。就在诡异的气氛中，11师完成了轻装。

第二件事是分析日军单兵装备，直到这里，11师的基层军官才算是彻底服气了。胡琏的方法很简单，他先随便拿出一种装备来，询问军官该种装备何时能够用到，并且在什么情况下他会用到，待军官解答后，胡琏随即做出补充，当所有日军装备解析完毕后，11师军官突然发现，对于日军的战术和可能采取的打法，他们居然都能掌握了八九不离十。同时，他们发现这个新来的副师长，几乎研究到了日军的每一个战术动作，甚至对于该种战术动作所能够影响的范围都能估算出来。
会议到此结束，胡琏按照这两项要求，给他的军官提出要求，要求所有军官按照日军可能做出的所有战术动作设计作战方式。进行兵棋推演，主要是根据地形和日军可能的动作设计工事和火力点。胜利者可以吃到腊肉拌饭，失败者当天没饭吃。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伙食。到了培训后期，11师各个营团在构筑工事后都会互派军官到对方工事前做模拟攻击推演，并且用一天的伙食打赌。

站队结果是31团团长罗贤达、32团团长林映东，33团团长曹金轮青一色支持胡琏，3:0 。眼看着这么一个结果，师长叶佩高寒了心。干脆找到陈诚，说明了调出11师的想法。随后，被调到了54军任参谋长。11师官兵满心欢喜，终于有个能打仗的官担任师长了。毕竟当师长的能打仗，当兵就能少死人。结果，一纸调令，13师师长方靖转任11师师长。
胡琏还是上校副师长，等于没挪地方。而方靖随后找到胡琏，说出了真实的原因。压制胡琏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非常尊重的那些黄埔老学长们。这些老学长们大多都处于少将和上校的位置，基本上也都是师长或者军长，而当时的11师属于国军主力部队，是最容易出彩的地方。这些老学长知道胡琏的本事，但又受不了一个小学弟比自己还能出风头，打胜仗。所以不约而同以卖队友为名，压制胡琏的升迁，即便陈诚也无可奈何，只得将方靖推过来顶缸，就是考虑方靖这个人有贵族范，为人大度，属于挨骂笑呵呵，背后也不会捅刀子的性格，同时还是个中将，各方面都合适。这才由他接了位子。
胡琏知道真相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一度消极到想放弃军职，解甲归田了。

休整和训练是在断断续续中进行的，此时已是1940年的4月底了。日军第11军制定了攻占宜昌，进而以宜昌为跳板，攻击重庆成都的作战计划，希望借此彻底瓦解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从而结束战争。国军统帅部自1938年开始便有意识的加强自宜昌入川的要道的整备工作，绘制了较为详尽的地图，并且在要点利用有限的水泥和毛竹修筑了一部分工事。
日军为了此战，集中了3、6、13、39、40共计5个师团外加配属的独立重炮、山野炮和工兵辎重联队，兵力达到了14万人。面对如此强大的日军兵力集团，国军自然也要集结相应的精锐部队。11师奉命运动至宜昌东北的当阳地区，作为宜昌的屏障和外围。

部队到达当阳之后，方靖便将指挥权交给了胡琏，从这点上讲，方靖确实适合做领导，至少比和胡琏置气的黄维要强的太多。胡琏对此毫不犹豫的接受了。问题是，现在的11师暂时隶属于第2军，不是18军的部队。方靖愿意让贤，第2军却横栏竖挡，把布防图甩给11师 ，要求按规定布防。胡琏一看，当时就气炸了。为什么，因为当阳的地形比较特殊，在它的北面和东北面是山地，东面和东南面是缓坡丘陵。2军的布防就是沿缓坡丘陵呈散兵线式布防。为此，胡琏在研究地形之后，果断决定，军部爱说什么说什么，我11师不执行。
这可是战场抗命，够枪毙的份了，为了说明自己的理由，胡琏连夜写了一份说明报告，正是这份报告，让我们有更具体的机会了解这位将军是如何用兵的。该报告现存于第二历史档案馆（可持介绍信或工作证室内借阅），为我军自南京国防部缴获的标准呈文。只是经过机要誊写，已经不是胡琏的原文了，不得不说声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