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被传承的道德伦理判断
哈维•米尔克是美国第二个以同性恋身份当选的议员，他的入选证明了同性恋群体可以组成选区。米尔克的政治智慧使他成了英雄，却也让他成为同性恋解放运动第一个的殉难者。

[1]同性恋是“反人类生育本能的行为”
宗教显然不是唯一反对同性恋的因素。在宗教以外，更多的社会成员习惯于从社会伦理和文化传统中寻找指引。比如，虽然佛教和道教都不曾如其他宗教一样明确将同性恋定性为罪恶，但在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中，不结婚生育依然不能轻易被容忍。“生育本能说”，是社会伦理中反对同性恋最本质的来源。同性恋背了生育和繁衍的“自然规律”，对家族繁衍的构成潜在威胁。

[2]同性恋破坏是性别角色越界，破坏社会组织
随着时代进步，主流社会对生育繁衍的期待发生变化、“生育本能说”也逐渐走向衰落，但同性恋的地位依然隐晦不明。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都受主流价值观所传导的“刻板印象”所影响。同性恋关系一般被认为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在男女搭配占绝对主流的情况下，其他任何关系几乎都自动被认为是“性别角色越界”的行为。
西方性伦理学家在解释“恐同者”行为时曾指出，同性恋往往被描述成“造成家庭、社会组织结构瓦解”的罪魁祸首。事实上，无论在东西方传统文化中都带有“男性至上”的观念，同性关系则是对这种“传统所赋予”的特权的挑战。同性恋者（同时是“性别角色越界者”）则极容易被视为对这一传统模式的威胁，而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

4.同性恋：被误解的“疾病”
2010年7月30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演员埃内斯托·劳瑞斯（右）和他的伴侣演员经理亚历加德罗·瓦内利婚礼之后相互亲吻。他们是拉美地区第一对合法的同性恋夫妇。

[1]同性恋曾被认为是“须治疗”的精神疾病
上世纪60年代，欧洲各国掀起一股为同性恋者“平反”潮流，英国将合法同性行为的年龄降低到16岁，荷兰于70年代率先停止将同性恋视为精神疾病。但同性恋在世界上不少国家，继续作为一种非正常的、有精神病倾向的行为而存在，这样的定性也延缓了公众对同性恋以及个人同性恋行为的客观认识。
中国的同性恋“非病理化”直到2001年才实现，新修订的《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比世界卫生组织从“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此项晚7年。在保守主义依然强大的美国，事情就更为复杂，虽然医学上同性恋早就被“非病理化”，在受宗教界影响颇深的民间，依然有大大小小的“同性恋研究与治疗”组织，致力于宣传改变性取向在科学上的可能性。

[2]对艾滋病的恐惧，转嫁为对同性恋的抗拒
从医学上看，当代社会对同性恋的抗拒最直接的载体，是对人类尚且无法治愈的艾滋病的恐惧。自1981年美国报告第一例艾滋病起，同性恋就与瘟疫划上了等号。虽然同性恋并不等于艾滋病，但医学发现也证明，同性恋与艾滋病确有密切关系。
同性恋人群一直是艾滋病的薄弱防区，是艾滋病领域的“盲区”。据中国卫生部统计，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男性行为传播导致的比例从2007年的12.2%猛增至2009年的32.5%。人类对艾滋病的认识尚浅，而大部分人对艾滋病传播机理又一知半解，艾滋病逐渐被人们误称为“男同病”——而此前让同性恋被接受而做出的诸多努力，也在人们对艾滋病的疯狂恐惧中，大打折扣。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