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继续推行新历。这样，在中国就出现了两种历法体系，一种是官方推行的西洋阳历体系，作为公共行政、执法、国际交往的时间标准；一种是传统社会的阴阳合历体系，人们按习惯沿用，服务于农时与日常社会生活。在民国初年，政府虽然强力推行新的历法，但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采取调和折中的方式。
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袁世凯批准了该呈文。由此，传统农历新年岁首在官方意义上正式被易名为“春节”，传统的“元旦”“新年”名称被安置在公历的1月1日头上。
社会上出现了两个新年，一是“民国新年”，一是“国民新年”

然而，一般百姓并不理会公历元旦，仍将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新年。1919年2月1日是农历新年，山西太原乡绅刘大鹏在他的《退想斋日记》中写道：“五更各庙鸣钟，惊醒世人早起迎神，里中放炮接连不断，此其新年也。上年十一月三十日所过阳历之新年，百姓皆不以为然，惟官厅庆贺，民皆睨而视之，且谓是彼等之年，非吾之新年耳，民情大可见矣。”
这样，由于政治变革的原因，在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两个新年，一是“民国新年”，在公历元旦；一是“国民新年”，在农历春节。公历元旦新起，没有任何民俗内涵，农历春节却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民俗事象丰富。农历岁首，本来就在孟春正月，它很早就与立春节气有着密切的联系。汉朝以来迎接新年的节俗中，很多都包含着迎接新春的意思。所以民国时期直接将农历岁首称为春节，符合传统节日的内在性质，人们易于接受。而作为一般百姓，人们照例称农历岁首为新年或大年。
民国政府取消阴历新年，一度雷厉风行
激进的民国政府曾一度不满二元历法结构的存在，试图全部统一使用公历，将传统节日习俗全部搬到新的历法系统中，过公历元旦，不过农历新年。但国民政府推行新历、废除旧历的效果并不理想。1930年，政府重申：“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一)凡各地人民应将废历新年放假日数及废历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种礼仪娱乐点缀，如贺年、团拜、祀祖、春宴、观灯、扎彩、贴春联等一律移置国历新年前后举行；(二)由党政机关积极施行，并先期布告人民一体遵照办理，废历新年不许放假，亦不得假藉其他名义放假。”
民国政府取消阴历新年，一度雷厉风行。据时人记述，春节期间派警察到关门停业的商店，强迫其开门营业，并将元宝茶及供祀的果品捣毁，有的还要处以罚金，“甚至乡间售卖历本的小贩，亦一并捉去拘役。一时间人心惶惶，将一个欢天喜地的新年，弄出啼笑皆非之状”。不过这种做法，一二年后即消失，人们照旧过自己的春节，当局也无可奈何。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

二 民国人怎样拜年
同样是民国人，拜年的规矩有着很大区别。
首先是时间上的区别：公职人员大多是在“国历年”也就是元旦期间拜年，例如鲁迅在教育部上班的时候，他们单位的同事都是在元旦当天互相拜年，到了元月4日“年假”结束的那天，再去单位搞一个“新年茶话会”，相当于现在的“团拜”。而平头百姓比较守旧，一般都是在“废历年”也就是春节期间拜年。
其次是地域上的区别：北方风气不开化，先男人拜年，然后才是女人拜年，尤其在民国前期，从正月初一到初五，大街上穿着长袍马褂打躬作揖恭喜发财的几乎全是男人，到了初五以后，才能见到女人上街，去七姑八姨家串门拜年；而南方得风气之先，除了祭祖的时候女人得靠边站以外，拜年则能跟男人并驾齐驱。
另外在拜年方式上也有区别。传统的拜年方式是作揖和磕头，平辈之间作揖，晚辈给长辈拜年得磕头，当然长辈也得给晚辈压岁钱。新式的拜年方式是发名片：把自己的名片塞到人家门缝里，或者交到人家的仆人手里，连招呼都不用打，就等于拜过年了。

不过也不是随便拿一张名片就能拜年，因为拜年的名片有讲究——必须要“挂红”。什么叫“挂红”呢？就是说要么红纸黑字，要么白纸红字，总之名片上得有红色，这是表示喜庆的意思。除了“挂红”，名片上最好再带上“口彩”，例如“恭贺年禧”、“恭贺新禧”、“恭祝年丰”这样的祝福语。民国的上流人士到了该拜年的时候，往往会专门定制一批既“挂红”又带“口彩”的名片，这些名片平日不用，专供拜年。
民国人用名片拜年，有点儿像现代人用手机发祝福短信，简便，快捷，省钱，省心。但是不省力，因为你得跑到人家门口，一家一家地投递，就跟邮递员似的。有的人自己不出门，把名片印好后，列一清单，交给仆人，让仆人照着清单的地址挨家挨户去送。当时管这种拜年方式叫做“飞片”，意思是自己家中坐，名片满天飞，只需要动动嘴就把所有人的年都给拜了。
显而易见，“飞片”是最偷懒也最缺乏诚意的拜年方式，我觉得这样拜年很像咱们现代人群发贺年短信。

一 从冰心回家看民国春运
1929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冰心准备从北京回家过年。
冰心为什么这么早就要赶回去呢？原因有三：
第一，她接到了父亲发来的电报，得知母亲病重，急于回去照顾病母。
第二，当时是国民党执政，国民政府继北洋政府之后，又开始了一轮废除农历、取消春节的运动，年假只在元旦时放，到了除夕和大年初一还要照常上班，最多只象征性地给两天假期，冰心要想跟父母过一个团圆年，是不能等到除夕才回去的。
第三，民国交通落后，路上需要消耗大量时间，只有提前动身，才能及时抵达。
至于民国交通有多落后，我们看看冰心在旅途上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就知道了。
你知道，冰心祖籍福建，但她的家人却不在福建，而是在上海定居——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已经从海军部次长的位置上退休，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幢小洋楼，跟妻子、儿孙和仆人们住在一起。

从北京到上海，路程不能算远，坐飞机的话，最多两小时就到了，就是乘坐火车，也用不了太多时间。但是中国航空起步太晚，普通人要到抗战胜利以后才有坐飞机旅行的可能，所以冰心只有坐火车。问题是在1929年冬天，蒋介石的中央军跟冯玉祥的西北军之间正在打仗，从北京去上海所必经的津浦铁路暂时被军队占用，旅客们必须要走海路：先乘京津列车到天津，再从天津出海到浦东，然后再搭乘轮渡过黄浦江，然后再乘坐无轨电车去上海市区，最后再雇人力车回家。
12月14日一大早，冰心就给旅行社打电话，要求代买一张从天津去上海的船票，人家告诉她：这几天回上海过年的人特别多，所有的舱位都卖完了，最快也得等到19号才能有票，而且还是最差的四等舱。冰心斩钉截铁地说：“无论如何，我是走定了，即使是猪圈，是狗窝，只要能把我渡过海去！”就这样订下了19号的船票。然后她又去火车站买好了去天津的火车票。
冰心在12月18日下午4:50坐上火车，到了晚上7:00才到天津，路上花了两个多小时。出了天津站，冰心乘坐公交车去天津国民饭店开房休息，等着第二天上船。
12月19日下午2:30，冰心在天津登上“顺天”号轮船，但是直到当天夜里10:00，这艘船才缓缓开动。船上的乘客确实很多，每一个船舱都挤满了人，冰心乘坐的那个小舱不过五六个平米大小，却有上下两层四个铺位，而且除了冰心，每个铺位上的乘客都带着孩子，吵骂声、喧闹声夹杂着油味儿、垢味儿和烟味儿扑面而来，闹得冰心没法休息。

“顺天”号驶出塘沽，风浪很大，冰心身为海军部次长的女儿，打小见惯风浪，从不晕船，可是其他乘客却呕吐起来，以至于冰心连波涛声都听不见，只听得见人们的呕吐。每到吃饭的时间，茶房一叠声地叫喊“吃饭咧”，她都没有胃口，不饮不食，只想睡觉，因为睡着了就安静了。
12月22日下午6:00，轮船终于停靠在上海浦东，这一路上整整用去68个小时。如果再算上冰心在天津等船的时间和在北京等候船票的时间，从北京回一趟上海居然要花八九天时间！您可以想见在民国时代回家过年有多么难。
如果冰心不是在1929年回家过年，而是选择在1924年，那么她的旅途就会轻松很多。在1924年，京沪之间虽然也没有直达的列车，但是可以换乘，这样冰心就不用再走海路了。譬如她上午9:00在北京东站乘坐特快列车出发，第二天晚上8:00可以到苏州，然后在苏州换乘“沪宁特快”，当天晚上10:00就能抵达上海北站，全程只需要57个小时。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冰心必须能保证自己买得到特快列车的车票，因为每到临近元旦的时候，特快列车总是很抢手，需要托关系、走后门才能买得到票。而如果冰心买不到这样的车票，那她只能乘坐普通列车回上海了。

坐普通列车回家过年是什么情形呢？请允许我引用一段民国作家程瞻庐的描述：
拥挤！拥挤！三等车变成五层楼了！
最高一层的搭客，兵士居多，踞坐车顶；
其次，高卧两旁搁板上，放行李杂物的搁板；
其次，坐椅靠上，三等车间之靠背；
其次，坐椅上；
最下一层，坐地板上。
因为拥挤的缘故，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使一个金鸡独立势，提起左脚，把袜带搭好了，然后踏下，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原来我左脚的地盘已被他人占去了。踏在那儿，是人家的脚背；踏在这儿，又是人家的脚背。我懊悔爷娘给我多生了一只脚，以致没有摆处……

让我们翻开鲁迅的日记。
1917年1月1日，也就是元旦那天，《鲁迅日记》上写的是“休假”。
1917年1月2日，元旦过后的第二天，《鲁迅日记》上写的还是“休假”。
1917年1月3日，还是“休假”。
到了1月4日，“上午赴部办事”，鲁迅开始上班了。
也就是说，在1917年元旦，鲁迅的单位放假三天，放假时间是1月1日到1月3日。
但是到了1917年1月23日，也就是那一年的春节，鲁迅却在单位上班，他的同事们也都在单位上班。此后的1月24日、1月25日、1月26日，仍然照常上班，丝毫没有放假的迹象。
由此可见，在1917年，在鲁迅的工作单位，元旦放了假，但是春节不放假。
不光1917年，再往前追溯，从1916年一直追溯到1913年，每年过元旦，鲁迅都有三天假期，而春节期间都是照常上班。
那时候鲁迅的工作单位是教育部，元旦放假而春节不放假，并非教育部这一个机关的特色，而是所有行政事业单位的通例，包括学校也是如此。

老舍先生写过一篇《我的母亲》，回忆他年轻时在“北京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当校长，到了阴历年的年尾，学校照常上课，除夕不许回家祭祖，大年初一也不许回家拜年。老舍怕母亲一个人在家寂寞，特意请了两个小时的假，回家探望母亲。母亲很高兴，以为儿子要在家过年，哪知老舍说一会儿还得赶紧回学校，母亲愣住了，半天才叹口气说：“走吧，小子！”老舍心里难过，在赶往学校的路上，看见街上那么热闹，想起母亲在家那么冷清，泪水遮迷了他的双眼。
老舍是校长，他想在家陪母亲过年，宣布学校放假不就行了吗？还真不行。第一，学校的年假已经在元旦期间放过了；第二，春节不放假是北洋政府的强制规定，连教育部都不敢放假，老舍的小学要是胆敢“逆天行事”，那他这校长就当到头了。

至于不吃财政饭的平头百姓，一样要受到监管，市民们刚开始怕撞到枪口上，也不敢过春节。例如1913年的正月初一，北京城里几乎听不到鞭炮声——大年初一放鞭炮，说明你还在过阴历的新年，说明你在跟新政府做对，万一被抓起来怎么办？

但习俗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腊月底过除夕，正月初一过大年，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世世代代都那么过下去，岂是政府一道禁令就能彻底改变的？另外中国这么大，地方这么多，再加上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仅凭北洋政府当时的威权和行政效能，根本不可能让全国各地一起废除“旧新年”。
我们再看曾经跟鲁迅齐名的四川作家吴虞的日记。1915年1月1日，吴虞起了一个大早，“悬挂国旗，飞片拜年。”这是在响应北洋政府的号召，把春节改到元旦那天过了。可是到了这一年的2月13日，也就是阴历的除夕，吴虞“同香祖、长倩，及楷、桓诸女小饮，完结今年”，跟妻、妾和女儿们一块儿吃了顿团圆饭，说明他仍然把阴历除夕当成一年的年尾。当晚城里“鞭炮之声不歇”，第二天正是大年初一，吴虞“令人持片与少荆太夫人拜年”（《吴虞日记》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可见他是“新新年”也过，“旧新年”也过。新政府不让过阴历除夕，不让过大年初一，吴虞都没有服从，这是因为他是在成都过的年，当时成都处于半割据状态，不怕北洋政府处罚。
到了1918年，大概连北洋政府也觉得强行取消“旧新年”不可行，开始顺从民意，春节期间也允许放假了。

而1873年日本废除农历改行公历被称为“明治改历”，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改历，几乎没有争议就付诸实施。由于事出突然，1872年11月9日发布改历诏书，仅仅20多天后就要实施新历，过新年，各方面都缺乏足够的准备，已经印好的旧历日历全部作废，让印刷业者蒙受重大损失；尤其是习惯于旧历的民众很不适应，一度造成混乱，改历也被批评为“粗暴的改历”。然而，大多数国民还是服从并支持了政府的决定。为了让民众逐渐接受新历，最初的日历都是采取新旧历并记，一直到1909年旧历才被完全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