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代中都地区的手工业，在经营管理、品类发展、生产规模、工艺技术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发展。在手工业的经营管理上，官营手工业占主体地位，其管理机构日趋完备，行业分工精细。官府手工业的工匠有官匠、军匠和民匠几种形式，其中民匠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民间手工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金代中都地区的主要手工业类型有纺织、冶铸(军器)、制盐、酿酒、采煤业等等。

关键词：金代；中都；官私手工业
中图分类号：F429.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3-0018-07

关于金代中都地区的手工业，据笔者检索，目前学术界尚无专文系统探讨。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中国经济史和北京史等撰述中，其中有程度不等的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中国经济史方面，如漆侠等撰《中国经济通史·辽夏金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十八章“恢复和发展中的金国手工业生产”考察了金代整个统治区域内的采掘、铸钱、纺织、陶瓷等手工业，对中都地区手工业亦有涉及。北京史方面的相关成果多一些，如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史资料长编·辽金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版)、曹子西所撰《北京历史纲要》(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孙健等撰《北京古代经济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于杰等撰《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等，对金代中都地区的官、私营手工业及主要手工业类型均有或多或少的介绍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本论文拟在前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史料，对金代中都地区手工业的总体状况予以论述，以期对此专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金代是北京由“军事重镇”向“帝王之都”过渡的重要时期。贞元元年(1153年)金海陵王迁都燕京，改名中都卷。金迁都中都城后，逐渐建立了统治整个北部中国的政权中心。
辽末金初，在辽宋和金宋争夺燕地的战争中，燕京城遭到很大破坏。天会元年(1123年)四月金兵自燕地退走，燕京被搜刮一空，“城市丘墟，狐狸野处”，成为一座残破不堪之空城，原有手工业基础因之遭到毁灭性打击。

　　金灭北宋时，从汴梁俘虏的大批工匠很多都被安置到燕京，“各便生养，有力者营生铺肆，无力者喝货挟托，老者乞丐于市，南人以类各相嫁娶”(卷98引赵子砥《燕云录》)。金迁中都后，随着经济恢复和人口增加，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
　　金代中都地区的手工业，在经营管理、品类发展、生产规模、工艺技术等方面均有明显发展。在经营管理上，官营手工业占主体地位，其管理机构日趋完备，行业分工精细。官府手工业的工匠有官匠、军匠和民匠几种形式，其中民匠有一定人身自由。民间手工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金代中都地区的主要手工行业包括纺织、冶铸(军器制造)、制盐、酿酒、采煤业等等。其中，酿酒、采煤等行业为发展较迅速或新兴的手工业部门；纺织、冶铸(军器制造)、制盐等则在前代基础上有新的成就和进展。

　　除工部和少府监外，掌管官营手工业的还有军器监、太府监、秘书监、宣徽院、户部等机构。军器监“掌修治邦国戎器之事”，其所属军器库“掌收支河南一路并在京所造常课横添和买军器”；甲坊署和利器署“掌修造弓弩刀槊之属”(卷56)。太府监所辖酒坊“掌酿造御酒及支用诸色酒醴”；典给署“掌宫中所用薪炭冰烛、并管官户”(卷56)。宣徽院辖尚衣局、仪鸾局、尚食局、尚药局和尚酝署、侍仪司，尚衣局“掌御用衣服、冠带等事”；仪鸾局“掌殿庭铺设、帐幕、香烛等事”；尚食局“掌总知御膳、进食先尝、兼管从官食”，其下属负责“给受生料物色”与“给受金银裹诸色器皿”；尚酝署“掌进御酒醴”；侍仪司“掌侍奉朝仪，率捧案、擎执、奉辇各给其事”(卷56)。户部设印造钞引库和抄纸坊，“掌监视印造勘覆诸路交钞、盐引，兼提控抄造钞引纸”(卷56)；宝源监和宝丰监专营铸钱(卷48)；秘书监设著作局、笔砚局。殿前都点检司辖器物局、尚辇局以及武库、武器两署，器物局“掌进御器械鞍辔诸物”；尚辇局“掌承奉舆辇等事”；武库署“掌收贮诸路常课甲仗”；武器署“掌祭祀、朝会、巡幸及公卿婚葬卤簿仪仗旗鼓笛角之事”(卷56)。
　　据上可知，中央政府和宫廷执掌的官营手工业机构相当完备，分工极为细致，有些机构设置重复交叉，因此机构的裁撤增减及其执掌内容变化也是常有的。具体可见《金史·百官志》。

都路地方置办的官营手工业则有中都军器库、中都都作院、中都都麴使司、中都广备库、中都店宅务等机构。中都军器库“掌甲胄兵仗”；中都都作院“掌监造军器，兼管徒囚、判院事”；中都都麴使司“掌监知人户輼造曲蘖，办课以佐国用”，设使、副使、都监等官员，监督酒户造酒及收税；中都广备库“掌匹帛颜色，油漆诸物出纳之事”；中都店宅务“掌官房地基，征收官钱，检料修造摧毁房舍”；此外还有，中都永丰库所属的镀铁院“掌泉货金银珠玉出纳之事”；宝坻盐使司所辖榷、永两盐院，“掌分管诸场发卖收纳恢办之事”等等(卷57)。值得注意的是，负责一般住房管理及维修的“中都店宅务”设管勾四员，正九品，各以两员分设左、右厢，掌管房基地，征收官钱，检修房舍等，被毁房舍也由其修缮或重造。这种专设的负责城市房屋管理维修的机构，在北京历史上是首次出现。

2.官府手工业的工匠
金代官府手工业的工匠分为官匠、军匠和民匠。官匠指长期在官府服役的工匠，他们根据不同技术分工和手艺高低而冠以不同名称，其钱粮衣物都由官府支给，并根据工种和技能高低各有等差。凡为官匠即终身服役，且世代不能解脱。民匠是从民间招雇的手工业者，他们的地位相对较高。
　　以文绣署为例，管理官员设署令(从六品)、署丞(从七品)和直长(正八品)。署令、署丞主要负责组织生产，如原料的选择，各类服饰的规格、质量等。直长管理工匠。工匠中设绣女都管一人，为技术最高超者。下设都绣头、副绣头数人，他们是在直长领导下管理女工的工头。大小工头和绣工的酬劳，据《金史·百官志》记载：“绣女都管钱粟五贯石，都绣头钱粟四贯石，副绣头三贯五百石，中等细绣人三贯石，次等细绣人二贯五百石，习学本把正办人钱支次等之半，描绣五人钱粟三贯石，司吏二人三贯石。修内司，作头五贯石，工匠四贯石，春秋衣绢各二匹。军夫除钱粮外，日支钱五十，米一升半。百姓夫每日支钱一百、米一升半。国子监雕字匠人，作头六贯石，副作头四贯石，春秋衣绢各二匹。长行三贯石，射粮军匠钱粟三贯石，春秋衣绢各二匹，习学给半。初习学匠钱六百，米六斗，春秋绢各一匹，布各一匹。”(卷58)

军匠是从军队中抽调服役的，上、中等军匠每月发给绢五匹，钱五十贯，下等军匠月给绢四匹，钱四十贯(卷44)。民匠的薪饷则以日工资计给，钱一百八十文。修内司所雇百姓夫役，日价钱一百文，米一升半(卷58)。官府对各类工匠待遇规定如此细密，是金代手工业的明显特点之一。
金代中都工匠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其劳作非常辛苦，所受剥削压迫相当严重。海陵迁都之后，“役诸路夫匠造诸军器于燕京，令左丞相李通董其事，又令户部尚书苏保衡、侍郎韩锡造战船于潞河，夫匠死者甚众”(卷14)。工匠状况可见一斑。

3.手工业 官营政策
金代手工业管理政策以官营为主。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某行业归人官营或非官营，因为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同行业的官营形式有别，同一行业在不同时期的官营政策也有变化，因此，对于手工业官营政策还需具体分析。以下就铸铜与盐业等重要门类作一阐释。
　　金代铸铜业由官府垄断，严禁私人铸造铜器，“民用铜器不可阙者，皆造于官而鬻之”(卷46)。近年考古发现金代铜镜上刻有“铜院”、“承安二年镜子局造”、“南京路镜子局官”等铭文，可能即为中都城内官营手工业产品。金世宗曾在十几年间三次发布铜禁。大定八年(1168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日：‘销钱做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大定十一年(1171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上谓宰臣日：‘国家铜禁久矣，尚闻民私造腰带及镜，托为旧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约’。由于产铜量少，不得不用奖励政策，遣人到各地“规措铜货”，访察铜矿苗脉，如能指引矿藏得实，给予奖励。不过金代官府也曾几度放松铜禁，“正隆而降……乃听民冶铜造器”；泰和四年(1204年)金章宗允“铜冶听民煎炼，官为买之”。

金代的盐业管理制度大抵承袭北宋，官榷是根本原则。政府在全国设置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等七盐司，之下设场，再下设务。为防止私煮盗卖及盐司使扰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五月世宗“创巡捕使”，山东、沧、宝坻各二员，解、西京各一员。巡捕使秩从六品，直隶尚书省，各给银牌，独立执行监督和缉私任务。与北宋严密的劳役制相比，金代对盐业控制较为宽松，主要采取官府监督、官给盐本、灶户纳税、商人运销的经营管理体制。官府对灶户通过纳税和榷买进行间接控制。如宝坻盐区，官府“先一岁贷支偿直，以优灶户”。灶户对官府“计口承课”，一年收成后先还清官府贷支，然后以“计口”交足盐课，如还有余额“则尽以申官”，由官府收购、榷买，灶户不得自由买卖，否则即以盗卖论处。
此外，金代规定酒曲由国家专卖。大定三年(1163年)世宗“诏宗室私酿者，从转运司鞫治”。但是由于承办官吏从中作弊，中饱私囊，影响朝廷财政收入，因此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改收曲课，而听民酤”。

4.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金中都手工业虽以官营为主体，但民间手工业也在某些行业有一定发展。
前面说到，金代统治者再三重申关于禁止铸铜的命令，说明民间铸铜业并没有因官府限制而消亡，反而由于利润高昂而有一定程度发展。
官府对铜器铸造管理甚严，而对金银矿冶的管理则相对宽弛。金大定三年(1163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即由冶户自行开采金银矿，官府向冶户抽取1/20即5％的税额，其余95％任由冶户自行处理。大定五年(1165年)“听人射买宝山县银冶”，虽仅一个县的银冶“听人射买”，却有普遍性意义，表明金代初步确定了冶户与官府的承买关系，税率依旧。大定十二年(1172年)“诏金、银坑冶听民开采，毋得收税”，金银矿冶已经彻底放开了，甚至5％的低税也不再收取。金世宗认为“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今国家财用丰盈，若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但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尚书省奏：“听民于农隙采银，承纳官课。”此时税收管理已加强，而且只允许农闲时开采银矿。明昌三年(1192年)“封诸处银冶，禁民采炼”，明令禁止民间采炼银矿，但实际上不起作用，所谓“上有禁之之名，而无杜绝之实”。过了两年，根据朝臣建议又允许民间开采并设官管理。 、丝织等私营手工业也有一定程度发展。中都城内私人酿酒很多，吸引大批官营酿酒工场的酒户外逃。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省奏中都酒户多逃，以故课额愈亏，上日：‘此官不严禁私酿所致也。”在私人酿酒业冲击下，某些官营酿造场也逐渐变为私营。大定九年(1169年)，大兴县官以广阳镇务亏课，“乃以酒散部民，使输其税”，实际上承认了私人经营酿酒的合法性。丝织业不仅在民间普遍存在，而且丝织品还可作为商品交易。金代女真贵族家中就雇养丝织工匠，并将其产品送到市场上出售，如“枢密使仆散忽土家有绦结工，牟利于市”。
不过，从整体看，中都地区的民间手工业规模不大，行业较窄，且大多数为分散的家庭手工业。手工业技术的提高也 不是特别显著。

二、纺织业
丝织业是幽州传统的手工业，范阳绫久已闻名于世。金代中都地区的纺织品主要有绫、罗、绵、绢等。这一时期由于北宋工匠涌人，使得中都地区的纺织技术和花色品种增多。
　　据《金史·舆服志》记载，金朝上自皇帝下及百官臣僚，礼服品类极其繁多，等级界限十分鲜明，对士庶、兵卒、奴婢等衣着也有具体规定。如大定十三年(1173年)，“太常寺拟士人及僧尼道女冠有师号、并良闲官八品以上，许服花纱绫罗丝绸。”“庶人止许服霡绸、绢布、毛褐、花纱、无纹素罗、丝绵，其头巾、系腰、领帕许用芝麻罗、绦用绒织成者，不得以金玉犀象诸宝玛瑙玻璃之类为器皿、及装饰刀把鞘、并银装钉床榻之类。”“兵卒许服无纹压罗、霖绸、绢布、毛褐。奴婢止许服霖绸、绢布、毛褐。倡优遇迎接、公筵承应，许暂服绘画之服，其私服与庶人同。”从文献记载不难推知，金代官府和民间纺织业都相当兴盛。仅由民间手工业生产、庶人衣着的纺织品就有霡绸、绢布、毛褐、花纱、无纹素罗、丝绵、芝麻罗等诸多品种。

金代宫廷内专设文绣署制造各类丝织品，所雇工匠多达500人。文绣署产品主要供给皇室和百官臣僚所需，不具有商品生产性质。除满足宫廷消费外，丝织品还大量用于赏赐。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三月一次赏赐北边军绢五万匹、杂彩千端、衣四百四十六袭。承安元年(1196年)十二月又劳赐北边军绢五万匹。
金中都纺织品不仅种类多，而且质量高。在纺织技术上也有新发展，其代表性的新工艺织品叫“缂丝”。1955年北京双塔寺出土的丝织物有一部分是金代产品，绸缎绣花、缂丝以及丝金}宁线等，制作精巧细腻，十分精美，反映金代丝织业达到了很高水平。

三、冶铸与军器业
1.冶铸业
金中都地区有金、银、铜、铁等矿藏。如大兴府“产金、银、铜、铁”。奉先县山地产银，《金史·食货志》：“坟山、西银山之银窟凡百一十有三。”《大金集礼》：“银山在坟山西北，其山东西形势，岭南属奉先县，有银洞五十四处。山岭北属宛平县，有银洞六十二处。两县银洞只是一山，自陵寝红排沙以西最近银洞四十二里，最远银洞四十八里。”此记银洞共116处，比《金史·食货志》所记多3处。
(1)铁器制造业
金代中都的铁器制造业发展很快，产品有生产工具、车马具、生活用具和民间制造兵器等。金政府规定，民间造车，“马鞍许用黑漆，以骨角、铁为饰，不得用玉较具及金、银、犀、象饰鞍辔”。北京各处辽金墓葬中出土很多铁器，如先农坛、天坛、清河镇、百万庄、东小营等处就有铁制灯台、灯碗、锁等器物。最突出的是金代土坑墓，几乎每墓都有铁铧头4件随葬。
据推断，顺义大固现村发现的5件铁器和房山焦庄村出土的64件铁器均为金代制品，主要包括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两类。这两处金墓出土的铁铧样式形如三角锥，两面皆有高脊，与辽墓出土的铁铧中间无脊或一面中间有高脊存在样式差异。焦庄出土铁器中，铁镰样式很多，大小、形状均不同，镰尾部接柄之处有环形、卷筒形、长方形的，推测是可接各种各样的柄。另有一种钩镰，长53厘米，尾部衔接双环，按其刃部的长大及尾部双环推测是安长柄，可以灵活使用进行收割。铁叉样式有双叉、钩叉两种，钩叉除堆叠草垛外，还能用钩装卸禾物。焦庄出土的双耳三足釜，底平，釜壁较浅，如去其耳、足，与现在饼铛相仿，可能是当时农家制作面食的常用炊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