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块茎分析中，主体就像是一只手,由众多的线组成。其中有三种基本的线。第一种是“僵硬的分割线”，一种克分子线,它是主体在各种社会制度中通过二元对立建构起来的稳固的规范化认同。这里，个体的认同是在老板与工人、男人与女人、白人与黑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任何二元组合中建构起来的。第二种线是柔韧的分割线，一种摆脱了克分子之僵硬性,扰乱了克分子线的线性特征及其正常状态的分子运动,就像当某人的认同出现表面上的裂隙或当某人的精神开始崩溃时所发生的那样。按照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解释，弗洛伊德的著名精神分析对象一那个狼人，就是在试图找到出路时搁浅在这种线上的，但弗洛伊德却试图把他再辖域化到俄狄甫斯克分子线上。最后还有一种“逃逸线”，一种成功地摆脱了克分子认同的解辖域化运动，在这里，裂原变成了断裂，而主体则在多样化的过程中走向了瓦解。这是创造与欲望的平面，同时也是死亡与毁灭的平面。卡新塔涅达笔下的唐璜就是在这些线上获得新生的，南阿尔托以及其他无数的人则死在了这些线上。

块茎学被说成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相对立的一种方法，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马克思主义分析法适宜于用来分析克分子组织形式，但却无法将社会的更重要的分子层次及其逃逸线予以理论化。1968 年五月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宏观观点的局限性。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这场革命斗争的爆发让某些政客、政党、工会以及许多左派人士感到无法理解,因为从宏观政治观点来看,这种斗争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也就是说,阶级矛盾和资本危机尚未达到危机阶段。然而，从微观政治观点来看,危机已是一触即发,因为大多数人,尤其是学生，已经对科层制和日常生活的异化状况忍无可忍。按照块茎学观点,这些事件是能够被很容易地预见到的,而且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五月斗争是在政党领袖的权威之外发展起来的，它并不符合正统革命模式,因而被斥责为会分散注意力的或是不成熟的,而不是将它视为一场真正的宏观政治革命的必要条件并接受它。

德勒兹和加塔利还从两个重要方面将他们的观点同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理论作了区分。首先,他们声称,解辖域化之线形成于其上的那种“聚合体”从根本上讲是欲望的聚合体,而非权力的聚合体。块茎本质上就是平面的,而非层级状的;它们总是不停地分解、扩散并撒播着，只有当它们受制于社会语言的力量、专断性的能指、政治暴君、规范化制度之权威或是大量的日常生活微观实践时,才会成为组织化的统一体、基础以及层级结构。权力只不过是欲望流的附带现象。其次，基于上述原因，逃逸线本质上是积极的、创造性的,它并不是抵抗或反抗之线。按照德勒兹的早期观点,他们坚持认为欲望完全是肯定性的，而不是一种抗拒其他力量的欲望,就此而言,他们超越了尼采和福柯。福柯在此问题上持一种否定性的理论,将欲望同匮乏、同斗争与抵抗的对立关系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种真正的多样性哲学,亦即作为一门无需借助已经受到攻击的统一或总体性概念就能从事分析的哲学，块茎学试图“揭开树状假多样性的真面目”一一由层级化了的块茎构成的衍生性的建构物。一切现实从本质上讲都是多样性的;统一体、层级以及结构等只不过是被殖民化了的块茎。因此，即使是宏观结构也是块茎式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区分了树状的多样性和块茎状的多样性。这里的这个假设与福柯的观点很相似，福柯就认为诸如国家之类的宏观结构实际上是复杂的微观权力领域( 学校、军队、医院、精神病院等)的衍生物。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尽管现代政治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它实际上只是许多子系统经由并置、迭交、有序排列等方式而产生的一种组合而已”。同样，如果没有使一个先于法西斯主义而存在的庞大的分子欲望领域组织化，法西斯主义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极权性的宏观政治;如果语言的异质性没有被同质化，就不会出现占支配地位的语言。不过，树状多样性与块茎状多样性之间的区分并不是一种低硬的对立,因为树状结构也有块茎线，正像块茎也有预示着科层制、等级制或法西斯主义可能出现的树状特征一样。

为此，块茎学分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流,并寻求能够在政治斗争中进一步被解辖化的逃逸线以及使微观政治斗争层级化并威胁着微观政治斗争之革命性的僵硬线和柔韧线。与博德里拉等极端后现代理论家的决定论不同，块茎学强调“任何社会系统都
存在着各个方向上的漏洞”，因而，存在着许多条可能的逃避和变革路线。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权力中心与其说是由它所能鞭及的范围来界定的,莫如说是由它们所不能掌握的东西或由它们的无能来界定的”。举例来说，相对于中心化的教会权力，总是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罪愆和违戒之流;同样，相对于国家的法律体系，总是存在着逃避这一体系的不断增加的违法犯罪现象。妇女们对父权制家庭的逃避，同性恋者对要求他们遵从异性恋的各种束缚的抛弃,有色人种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这些都是逃离克分子线的逃逸线的进一步例证，也是“成为少数” 过程的进一步例证。

块茎学是一种与“国家式思维”相对立的“游牧式思维”，前者试图对理论( 例如哲学的总体化形式)和实践( 例如警察和科层组织)领域的块落式运动加以规诚。普遍主义的国家式思维通过“国家机器”来运作，而游牧式思维则利用诸如块茎学这样的“战争机器”来与之对抗。这些隐喻来源于国家与游牧者之间的战争史，德勒兹与加塔利对此作过详细的描述。作为一种树状机构,国家试图控制所有种类的流动一人口、商品、货币等，以此来征服游牧式生活。而游牧者则试图通过暴乱和发动游击战争等微观举措来摧毁城市和国家,以此来回应国家对他们]的控制。德勒兹与加塔利不同意那种宣称游牧者在技术上落后的神话，他们宣称，在许多不同层次上，包括在技术、武器以及战争艺术上，游牧者都是发明者。借助这些发明，游牧者发展出了用以对抗国家的有效战争机器，然而这些机器却被国家窃取，成为达到其水不知足的征服目标的工具。

后现代“战争”的目的并非要传播暴力,而是要把差异和强度从国家机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它的原始模型就是那些前现代的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漫游于解辖化的空间,抵抗国家权力对他们的征服。如同他们早先推崇分裂主体那样,德勒兹与加塔利现在拥护游牧者。游牧式的运动是一种比喻说法，用以描述强度在无组织躯体上的流通方式以及后现代主体的规范性目标，亦即“保持运动一一即使是目前正当其所也应保持运动一绝无停息”。游牧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生存与斗争模式。游牧式的自我摆脱了一切克分子区割,并谨慎地解组了自身。游牧式的生活是一种创造与变化的实验，具有反传统和反顺从的品格。后现代游牧者试图使自身摆脱一切根、束缚以及认同，以此来抵抗国家和一切规范化权力。

这样,犹如福柯从古希腊伦理学中发现了值得肯定的自我驾取概念一样，德勒兹与加塔利从前现代社会中找到了一种后现代主体模式。和尼采一样,他们也把部落的英雄视为自由的理想典范,不过他们没有像尼采那样对战争作军国主义式的颂扬。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精神分裂者、块茎、游牧者都是后现代主题一一打破压制性和再现性认同，产生片断化的、力比多型的躯体一的不同表现形式。精神分裂者从压迫性的社会现实中退缩到了离散的欲望状态;游牧者以小股方式自由地漫游于广阔的原野;而块茎则是解辖域化了的欲望之线，它将各种欲望躯体彼此联系到了一起,并把它们与部分客体领域连接起来。因此，精神分裂者、游牧者和块茎都代表眷获得解放的非法西斯主义存在模式,并且都被转译成了不同的理论模型( 分裂分析、游牧学以及块茎学),这些模型图绘了社会机器内部的欲望流并对抗于总体化的思维模式和社会管制。

需要再次加以指出的是，这些概念只代表由德勒兹与加塔利推动的概念机器的一部分。他们著作的后现代特色并不在于任何一种概念或模型，而在于概念和模型的多样化,在于他们试图把块茎概念之线同其他多样性相连接。他们著作中最具后现代特色之处就在于这些著作是由不同层次的分析、概念和多样性组成的千高原。大多数现代理论都试图从某个核心概念出发,在统一的、线性的、层级化的思维模式中，采用稳定的概念来再现真实,与此相反,德勒兹与加塔利则在多样性的层面上，通过变换概念平面来避免陷人终极性的体系，以此来进行他们的块茎式思维实验。

德勒兹与加塔利运用后现代微观分析法，分析了发生于社会分子层面上的对欲望、无意识以及躯体的社会管制，从这一角度对现代性理论提出了批判。不同于几乎所有的其他后现代理论家，德勒兹与加塔利将现代性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并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话语,而不是把它简单地斥责为一种恐怖的大师叙事。他们通过一种推崇尼采的躯体理论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凸现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借助文化、媒体及医疗工业来生产和控制欲望这一现象相关的各种问题的重要性。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和对需求和欲望的控制之间的联系，揭示了政治经济学与力比多经济学的关系。他们还从理论上阐述了国家控制欲望并将之引向受压抑状态的具体方式，从中心化的国家机器与游牧式的战争机器之间的斗争这一视角提出了问题。

德勒兹与加塔利由此使我们注意到了，在一个以主体的麻醉化和机器人化为基础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寻求创造性的、富有生机的存在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们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同那种渴望坚固的中心、权威、稳定性以及顺从( 偏执狂) 的人格类型展开斗争,因为这种主体不能容忍别人的不同之处，而且很容易成为法西斯运动的一分子。像福柯那样,他们的著作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从中可以引申出语言政治、欲望政治和日常生活政治。虽然他们怀疑现代性的解放事业，但这种怀疑并没有严重到使他们悲观地否认社会变革的可能性。相反，通过对激进运动的偶然性和欲望的两歧性的强调，他们有效地质疑了那种旧的、主张通过革命来实现超越的解放模式。对德勒兹与加塔利而言，欲望在本质上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它只是动态的和生产性的; 欲望机器既可以沿着成为革命机器这一路线前进,也可以沿着成为法西斯主义机器这一路线前进;逃逸线既可以转变为解放之线,也可以转变为毁灭之线。

尽管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概念和模型为激进理论与激进政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但我们还是认为,他们在这些主题上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商榷的。他们执著于形而上的欲望概念,宣称欲望“在本质上是革命性的”，它具有创造性的、生产性的而不是应受控制和抑制的本性本质或倾向。然而，这种欲望观依旧是一种武断的假定，它并不能成功驳倒那种认为欲望即匮乏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