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间计
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
一句话就可以否定了。

其以太宗密谋死，亦以之得雪，异事也。
——我第一次见这种理由平反的，真是异事！

袁和崇祯没法互信，其实是非常经典的博弈论问题，囚徒困境。
警察局里两个犯人如果都坦白，每人判八年；一个沉默一个坦白，沉默的判十年，坦白的回家；都沉默，证据不足各判一年。从最实惠的角度讲，两人都沉默是最优项，然而都怕另一个人坦白，自己就闷声吃了大亏，所以只能坦白，造成双输。
回到问题，袁崇焕和皇帝就是两个局中人。东江斩帅后，袁崇焕怕皇上把他清算，皇上也怕袁崇焕谋逆。
这一上一下可不仅仅是判几年的问题，很有可能就是血流滚滚。因而导致严重互不信任。袁崇焕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自然只能加快部队军阀化，同时积蓄力量。皇上担心袁崇焕控制不住，自然想要压制其发展。并且这还是一种恶性循环。
袁崇焕军阀化一分，皇上心慌一分，手里的打压自然要加一分，不允许他进城。袁崇焕每被打压一分，心里又多了一分担忧，又只能铤而走险坚持入城。
谁也没有读心术，不敢把自己的安全放在别人的良心上。话说回来，就算真有读心术其实也不安全。比如袁崇焕就是个好心人，从不想过夺位。但是架不住身边人，祖大寿吴襄参谋副官等等势力推动。
也许赵袁崇焕是真的忠臣，但是手下一堆人把一进城占领皇宫，袁崇焕不当董卓也必须当董卓。

当代著名物理学家钱海岳先生曾经从虫洞进入过南明，按照他写的南明史，南明曾经三次为袁崇焕平反，档次一次比一次高。
后来钱学森等权贵宠臣嫉妒钱海岳先生，勾结四人帮，销毁了钱老的学术资料，中国物理学因此倒退一百年，星辰大海成为遥不可及之梦。

袁崇焕的幕友王予（字予安，号菌阁主人），袁死后他立志为其伸冤（不管是不是真冤枉）广泛搜集各种材料。很久以后他遇到屈大均，后者在王死后曾撰《王予安先生哀辞》一文追忆其人（见屈大均《翁山文抄》卷10），其中有如下文字：
"……先生尝谓予曰：'子之乡有大司马袁公崇焕者。方其督师蓟辽，予以诸生居幕下。其为国之忠勤，予独知之。
其不得死于封疆，而死于门户，天下人未必知之也。
自大司马死，而辽事遂不可为。
吾三十年以来，每一念至，未尝不痛心切齿于当日之权奸也。
大司马无子，其疏稿及余集生、程更生讼冤诸疏，予藏之笥中久矣。今将授子，其为他日国史之采择，其可乎？'……
临别，嘻吁鸣咽，复执予手曰：'曩当丧乱时，予不能死，不惟有愧于吾乡九公，且无以见袁大司马。
使大司马被逮时，予以一死明其冤，以十口保之，天怒或回，使大司马得立功自赎，则辽事庶几可为。而吾乃孱弱不能，郁郁至今，悔之无及！
惟期疏草子，其采入大司马列传，使后世获知其忠，亦吾所以下报大司马也。'"
今天无名氏所撰《袁督师事迹》中的袁奏稿、《矶声》等文就是从屈大均手里的王予藏本所来。
很显然，王予为袁之冤奔走多年，却仍然无法申雪。"三十年以来"，"天下人未必知"袁乃冤死于门户。因此他才在临死前把所有材料都交给屈大均，希望他能把它们传递下去，以期将来修史时可以采纳，"使后世获知其忠"，为其平反。
显然，在袁死后的30多年，在王予看来他仍然是蒙冤的，丫就意味着没有平反之事。对把为袁伸冤视为己任的王予来说，他自然绝对不可能错过朝廷已经为其平反的新闻而懵然不知，由此可反证桂王在粤给袁崇焕平反一说不可信。
想想看呼格案和聂树斌案，受害者的母亲会在他们孩子被最高院平反十年后才知道案件平反了？

袁崇焕自己作死，它那些罪行和反间计有毛关系，有没有反间计都该死。

南明为袁翻案的说法，源头既少，又都是孤证，互相之间冲突矛盾，和现有的其他大量史料更存在着严重的兼容问题
有关明朝已经为袁崇焕平反的资料主要有两个源头。
一个是邝露的《峤雅》集，其中有诗《留都赠梁非馨》（不是"七年辽海信，消息几能真"，那是黎遂球的诗，而是这首"逐客同征雁，翩翩出塞垣。……龙精千尺雪，持照昔人恩。"），后面有自注称"非馨为袁督师重客。督师以孤忠见法，天下冤之。后十二年，予与非馨同朝。非馨在主政，余在史馆，疏白其冤，服爵赐葬。非馨真信友矣。"
这里很明显是说，当袁崇焕死后12年，即崇祯15年（王贵忱在《袁崇焕画像及其疏稿》中误注为14年），他和梁非馨（即梁稷，袁崇焕第二次督师时的首席幕僚，非馨是其字）就上疏给袁平反，而且"服爵赐葬"。但钱海岳的《南明史》却误记为，是永历听了邝露的话，才给袁追谥"襄愍"。这显然是把它和另一个来自高宇泰的源头给弄混了。邝露并没有提及过"襄愍"，且其诗注清清楚楚地表明时间是在崇祯15年，他也只可能在那个时候才在"史馆"供职。邝露本人在北京破后于1645年南下南京，但正好遇上左良玉东下，弘光政权迅速瓦解（《峤雅》中有《游扬历岩》等诗注可证），不得已匆匆再次南下广州，再也没有回到过南京。很显然，《留都赠梁非馨》这首诗一定是在1645或者更早前作的，而永历政权要到1646年底才成立，时间根本对不上。
南下后邝露呆在广州，先在唐王绍武朝廷中短暂地出任，后清兵破广州，他又在家不出，一直到1648年4月李成栋反正，邝露才有了可能加入永历朝廷的机会。这其中是因为前大学士何吾驺在李的反正中出了大力，而邝露正好是他的门人。《峤雅》中还有《赵夫人歌》专门歌颂尸谏李成栋反正的爱妾。在这层关系之下，邝露终于得到推荐，当上中书舍人。屈大均《广东新语》"邝湛若诗"条，阮元编的《广东通志》卷285"邝露传"都记载他"岁戊子，以荐得擢中书舍人"，戊子年即1648年。清军随后在1650年3月再次包围了广州城，至11月破城，邝露死难。如果说永历是"以邝露言"才给袁崇焕赐谥的话，那只能在1648－1649两年中，但《留都赠梁非馨》这首诗不可能是在此间写出来的，他在这两年内既未去过南京，也并不在史馆任事，因此这首诗注内所提到的"服爵赐葬"只能是崇祯年间，正像它自己已经清楚说明的那样，是崇祯15年的事。钱海岳先生在《南明史礼志》里的记载只能是搞错了，还有许多认为"服爵赐葬"是指弘光年间（如杨宝霖《袁崇焕籍贯考实》）或者绍武年间（如颜广文《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历史人物考述》）的人，显然也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确定了时间后，关于这条源头，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判断它有多可信，即崇祯有没有可能在15年就为袁平反并给他"服爵赐葬"？一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史料来证明确实有过这样的举动，二是从之后的情形来看，南明的大臣们无疑仍然把袁当成一个反面的典型例子。如弘光时徐若麒就在和黄耳鼎辩议款的时候大骂袁，将其和陈新甲并列。徐若麒时任吏部尚书，管人事的最高官员，如果袁已在崇祯时被平反，想必不至于拉他作靶子如此猛踩。更何况在崇祯15年以后一段时间里，无论站在哪方立场上的私人记述中，似乎都不知道有平反之事。如《明季北略》、《石匮书后集》大约都成于顺治末康熙初，却仍然认为袁罪有应得。《国榷》约成于1653年，谈迁虽然认为凌迟袁过了，但仍然以为戍之遣之是没错的。反过来，杨士聪颇为袁抱不平，但他的《玉堂荃记》就完成于崇祯16年（书前有癸未之序），却丝毫不知15年袁已经"服爵赐葬"，还愤愤地说"此等事，人多不敢言之"。因此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

分析完了邝露这个来源之后，我们再来看明朝曾为袁平反之说的另一个来源，即高宇泰的来源。它和邝露的那个说法同时在全祖望的《鲒崎亭集外编》卷28《跋明史袁崇焕传后》中被引用（崎字应为土旁），全文如下：
南都已有为崇焕请恤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粤争请之，会北来者以太宗档子所言，雪崇焕之冤，始复官，赐谥曰襄愍。此见吾乡高武选宇泰集。按：邝舍人《峤雅》已有诗纪此事，但未及其易名耳。其以太宗密谋死，亦以之得雪，异事也。
值得注意的是，全祖望似乎认为这两者说的是同一件事，因此他说邝露已经有诗"纪此事"。但我们现在看来，它们明显在时间上就不对，高宇泰说的是永历年间平反，而邝露说的是崇祯年间就已经平反了，可以说它们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若袁在崇祯时就已经"服爵赐葬"，那么弘光、永历时为什么还要再多此一举，不停地为他请恤赐谥呢？所以邝露和高宇泰的记载最多只能有一个对，而不可能都是正确的。
现在来看高宇泰的说法，全祖望自己已经是康雍乾时的人，不可能是第一手资料，他也不过是转载明末时人的说法罢了。这个记录，据全说见于"吾乡高武选宇泰集"。"高武选宇泰"就是高宇泰，"武选"是因其曾授兵部武选员外郎，和"袁督师崇焕"是一样的。1996年广州师院学报王贵忱一文中，可能是因为编辑问题，写成了"高武选《宇泰集》"，这是不对的，没有叫做《宇泰集》的书。全氏《鲒崎亭集内编》卷14有《明故兵部员外郎高檗菴高公墓石表》，是其墓志铭，《续甬上耆旧诗》中又有《高武部宇泰传》，其中都提到高宇泰的著述无非三种，一种是《雪交亭集》，也就是今天我们能见到的《雪交亭正气录》，它是从1644年开始，记录明亡后死节诸臣的，其中并没有袁崇焕的记录。一种是《敬止录》，是讲典故旧闻的。全祖望说这本书已经"残断不复传"，其实今天我们还是可以见到40卷本的《敬止录》，不过其中也没有袁的内容，而且既然全祖望当时以为它已经失传，他自然也不可能从这本书中得知为袁平反的事迹。那剩下的唯一的可能只有高自己的诗集了，据全祖望说它们编为《肘柳集》，存在他家。
今天我们恐怕已经无法见到《肘柳集》了，不单是今天，全祖望死后不久，清代两位名家严元照、杨凤苞点校《鲒崎亭集》的时候，似乎就已经无法得见该书。严注明了《峤雅》诗的来源，却无法注明高说法的原本，因此我们现在也只好把全祖望的引文当作唯一的依据。那么，它有多可信呢？
首先来看"桂王在粤，争请之"，就是说袁崇焕复官赐谥是永历帝在广东之时。永历于1646年十月初四在肇庆出任监国，但16天后就逃往广西梧州。后来与广州的绍武政权互相攻战，清军趁机占领广州，永历逃往湖南，广西等地，反复折腾，直到李成栋反正后才于1648年六月回到肇庆。但李成栋等随即兵败身死，永历于1650年二月又逃回广西梧州，十一月逃往南宁，1651年十二月南宁失陷，永历逃入云南驻安龙，自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两广，1656年被李定国接入昆明，最后死在缅甸。
由以上可知，"桂王在粤"的时间是很短的。若刨去1646年底极其短暂的两次驻肇庆不算，那就只有1648年六月到1650年二月大约20个月的时间。当然，在较少的某些情况下，明朝人所指称的"粤"也会包括广西，但无论如何到1651年以后，怎么也不能算作"桂王在粤"的时期了。因此，若高宇泰的说法正确，为袁追谥必然在1650年之前，决不能晚于1651，最有可能是发生在1648年底到1649年初，永历朝廷幻想中兴，大肆为各人加官进爵的那一段时间里。
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是，在1651年前，无论何种"北来者"，能看到什么样的"太宗档子"？以其"雪崇焕之冤"可能吗？
归根到底，清方有关袁崇焕的材料与明朝不同的，无非多了一个"反间计"的记载而已。我们如今能够看到的一切有关"反间计"的清方材料中，最早的也是唯一的源头是《满文老档》，有没有早于它的不好说，但无疑所有晚于它的记录都是以它为蓝本的。在这其中，第一次以汉文形式出现的材料则是《清太宗实录》，而《实录》的内容无疑地抄自于《老档》。关键在于，《太宗实录》是顺治9年，也就是1652年才为清世宗下令开始编修的，基本定稿要直到康熙21年，毫无疑问，"北来者"如果真的能在1651年前就接触到相关资料，那绝非《实录》，而必为《老档》。或至少，其古老和原始程度必定是和《老档》所相当的，而且极有可能是满文的。

如果就《满文老档》而言，它是抄于明朝公文纸或者高丽纸之上，本来存于沈阳（盛京）崇谟阁，1644入关后即移至北京内阁大库封藏，直至乾隆六年（1741）被取出重抄6部之前，必然只有一个孤本。此为清皇家绝密档案，似乎不太可能为普通人所接触。而且它用原始的无圈点满文所书写，按照一史馆汉译本的前言："文字古老，记述多用口语，句型简短，结构不严谨，语法不规范，夹书蒙语与汉语借词，其中许多语词在清入关后已被淘汰。"在当时，即使大部分满人也根本不会书写和认读普通满语文字，更不用说辩读如此困难的文书，若说一个"北来者"能够以此为据说服南明朝廷为一个大员翻案，似乎太过匪夷所思。
还有就是大家都清楚的，明朝官方并没有以通敌作为处死袁的罪名。如果说清朝档案中有实行反间计的内容，似乎不构成昭雪的理由。
以上还不是主要问题，关键的疑问和邝露的记载是一样的，那就是从所有的史料来看，大家似乎都不知道袁崇焕有过这么一次"平反"的经历。王予，屈大均都是广东人，又都是极关心袁崇焕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永历"在粤时"曾为其平反，也不可能不在著作中加以记述。而反过来看高宇泰的事迹，他在隆武朝廷灭亡后一直在江浙一带追随鲁监国政权，组织义士在海上抗清。1646，1648年两次因走风而被清廷捕入狱，幸得朋友用钱贿出。虽然家道破落，但志向不改，坚持"往来海槎山寨间"，以致1650，1651年间又数次濒死。对比之下，我们至少有两个疑问。第一，高宇泰的活动地区和永历朝廷毫不接壤，中间有清军隔阻，双方绝难来往。他那"桂王在粤时"的记录显然并非他的亲眼所见，只能是事后或者从他人口中得来的风闻，无法保证真实性。第二，如果袁被平反的新闻连远在海上，生平和袁崇焕没有什么大关系的高宇泰都听说了，同在江浙一带的谈迁、计六奇、黄宗羲等人应该不会不知道，更不用说就在广东的屈大均。退一万步讲，如果说是弘光那种谥号大甩卖的年代，大家给忘了记载倒也算了，但根据钱海岳南明史，永历年间除了袁崇焕，前朝的人士一共只追谥了3个：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张敬修，张允修。还有一个叫杨开的，暂时还未查到是哪个姓杨的之后。无论如何，应该算一件大事，完全湮没于史册似乎说不过去。
由此，高宇泰的说法至少也是很可疑的。我们更无法得知全祖望在转述之时，擅自作了多少更改变化。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太宗档子"这个词并非高宇泰的原话，而是全祖望自己说的。因为"档子"或者由其引申出的"档案"等词本来都是满语译过来的，入清后才得以流行，明末人决不会有此说法。而高宇泰作为反清义士，也不会称皇太极为"太宗"。因此，原文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只能存疑。
翻钱海岳《南明史礼志》，似乎又有记载说弘光元年二月，曾为袁崇焕复官，祭葬。因不知这个记录源于何种史料，因此无法从来源上作出评论。但它至少和前两种说法在时间上都是矛盾的。从一些基本的材料如《国榷》，《弘光实录抄》等来看，它们的记载虽不能说一定完整，但在复官赐谥这种地方至少也还算仔细，一笔一笔的罗列甚详。单《国榷》来说，仅仅该月就有"故邓逢兰赠太仆寺卿"，"故礼部尚书李思诚故御史张汝懋俱复官"，"复逆案张伯鲸原官"，"昭雪逆案复吴孔嘉南京翰林院编修"，"予故定国公徐允祯祭葬"，"故浙江道御史冯垣登赠南京太仆寺少卿"，"故邓逢吉赠南京太仆寺丞"，"予故兵部尚书张希武祭葬"，"故总兵刘源清赠太子少保谥武节，赐祭葬"，"予故兵部尚书刘廷元祭葬"，"予故锦衣卫左都督刘侨祭葬"，"复故巡抚宣府右佥都御史沈棨官，予祭葬"，"故礼部右侍郎顾启元谥文庄"，"予逆案故工部尚书徐大化祭葬"，"复故刘荣嗣工部尚书"等等大批记录。
如果说《国榷》连翰林院编修，右佥都御史这种程度的复官都不厌其烦地记录下来，却单单漏了督师尚书的大冤案昭雪，恐怕没有什么道理。况且说弘光时翻案，和前面两种说法一样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因此也只能存疑不论。再说了，弘光时的"昭雪"多如牛毛，当年逆案中的人大半都"翻案"了，恐怕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
以上内容吧里早就发过了，可袁粉就是视而不见。

我看了钱老的，在巴图鲁之前，一大堆人不仅复官还给谥号，有的还封荫！袁仅仅是复官而已！不过一登极恩赦，吹上天了。

回复 勇冠三军刘大刀 :“五年平辽平到北三环”，没有见到哪个史料提到崇祯在怀疑和逮袁之前有不满，历史研究讲究证据。否则那可以任意怀疑推理了。

是晚抵左安门，乃十七日也。
十八日，上谴内臣冯允生等六员，诣军中查看。内臣回奏，乃下户。兵二部议发粮草。更差司礼监内臣吕直颁御前青盐千金，禄米百石，酒十坛，羊百只，银万两犒师。
十九日，又赐公玉带一围，六币有副；祖帅玉带一围，四币有副；其诸将各红蟒一袭。户部始发刍豆粮米，然士马已冻馁两日矣。是夕，公密令参将刘天禄等劫奴营，不意行至高密店，为奴哨觉，贼营有备，不得入而返。
二十日，广渠门大战。此一战也，自午至酉，麋战三时，杀贼千计，内伤东奴伪六王子，及西虏名酋都令。我兵亦伤亡数百。是晚收兵，直至二鼓方毕。当蒙皇上颁发酒肉各数千斤，麦饼五万劳军。公先望阙叩谢，然后分发诸营，犹诣带伤诸将士所，一一抚慰。
满大将军桂，在安定门以西虏束不的战，败绩，且不知处。营中遗弃辎重甚多。少顷，回报满帅带有败卒百余，卧关圣庙中。时犹虑满帅不免于法。迨二十二日，则满帅且调入内城矣。
　 二十三日，贼移营南海子。晚接上谕，令速进兵。
　　二十四日，召对，赐公狐裘一领，盔甲一副。
　　二十五，二十六日，奴陈兵于前战处，似进不进，盖欲疲我也。
　　二十七日，奴攻外罗城南面，城上下炮击退之。
　　二十八休兵一日。
　　二十九日，用乡导任守忠策，以五百火炮手，潜往海子，距贼营里许，四面攻打，贼大乱，随移营出海子。
　　十二月一日，正在谴发副将张弘谟等追摄，而忽报招公与祖帅。公等戎服趋命。酉刻，祖帅出，闻公已下召狱。随有内臣车应祥奉命谕辽东将士，将士放声大哭。从此人心惊惧，不复有固志矣。
……《辽西入卫纪事》
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
@勇冠三军刘大刀：以上事实说明二十九日之前，崇祯对袁崇焕一直是信任的。二十九日是转折点。如果之前对袁就不信任了，为啥不早免职或逮他？二十九日之前的任何一日都可以逮他呀。

活该

@遥望远处的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