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吴兢关于贞观政治的谎言
　　所谓的贞观之治最初是吴兢捏造出来的。可见其《贞观政要》。
　　神龙以后，最先妄捧李世民的当数吴兢。他的《贞观政要》基本格调是保守的，没有任何进取性，只字未提租庸调制与均田制。其最积极的部分也早在以前就被正统封建统治者提出了。正因为如此，《贞观政要》被历代保守的封建统治者列为金科玉律。
　　吴兢出生于唐高宗时代的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卒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中间亲身经过武周朝。其实他的《贞观政要》并没有什么杰出的治国之方，没有任何新的见解。历来封建统治者都是与之相似的。对于使得唐周朝繁荣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法，甚至根本不提。
　　据他吹嘘说，贞观时期：
　　　　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我早就多处指出，吴兢对贞观的这一描述，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是把盛周政治移花接木到李世民的贞观时期。所谓的“马牛布野”就极其可笑，千里无鸡鸣，白骨蔽原野，是贞观时期山东的真实写照。人都没有布野，何来马牛布野？
“囹圄常空”，用来形容大周朝还差不多。这以后在研究大周朝政治时，就可以看到。而用来指贞观时期就完全不符合了。据说贞观四年，判死囚不过29人，但第二年立即上升到390人之多，中期因为徭役繁重，许多老百姓为了逃避徭役不得不自残手足。李世民比隋炀帝还残暴，下令自残的人不但要治罪，还要继续服役。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囹圄常空”，只有鬼才相信。崔仁师因为运夫逃走不报告，被李世民撤职处理。那么换一个坏的官吏呢？或者只是不体谅百姓明哲保身的官吏，那些运夫的处境就必然悲惨了。监狱里一定关满了许多逃避劳役的人民。尤其为了发动第二次高丽战争，强迫江南和四川人民造船，人民抗拒，他采取的措施也无非关与杀了，下面将专门研究。
“商旅野次，无复盗贼”我们下面将专门讲到，四川的光火大盗就是他激起的。而且由于四川一片破败，维持几十年依然存在。
　　如果要说“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也只有大周朝才称得上。大周朝最大的公主就是太平公主，尚且不敢犯法，何况其他人呢。也只有在大周朝的“酷吏”政治下，发起百姓告状运动，才可能打击腐败的官僚，保持政治上的清明。
　　而李世民的贞观时期，犯法的可就多了。
　　最大的太子李承乾，就行为大为不轨。“好声色，慢游无度，然惧太宗知之，不敢见其迹。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宫臣或欲进谏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敛容，引咎自责。枢机辨给，智足饰非，群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为明而莫之察也。”与李泰“各树朋党，遂成衅隙。”甚至说要投靠突厥，搞暗杀，最后谋反被废。（见《旧唐·李世民诸子》）
　　其他如：
　　第三子李恪因游猎过度、损坏庄稼，被御史柳范弹劾。（见《旧唐书.列传第二十七》）
　　第四子濮王泰野心勃勃。
　　第五子李祐“溺情群小，尤好弋猎，长史薛大鼎屡谏不听，”最后谋反被诛。
　　六子蜀王愔“常非理殴击所部县令，又畋猎无度，数为非法。”
　　七子蒋王恽贞观十年封在安州“多造器用服玩，及将行，有递车四百两。州县不堪其劳，为有司所劾，……”
　　八子越王贞“少善骑射，颇涉文史，兼有吏干。所在或偏受谗言，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贬退，又纵诸僮竖侵暴部人，由是人伏其才而鄙其行。”高宗去世，尽管天后“加太子太傅，除蔡州刺史。”最后还是走上了谋反被诛的道路。
　　除了第二子早死以外，高宗以上简直没有一个好的。
　　以上可见《旧唐·李世民诸子》也可以见《唐会要》卷五诸王。
　　公主最出名的就是高阳公主了，她是否谋反当另论，但是持宠而骄，行为不轨，偷和尚，争夺遗产，“帝崩无哀容。又浮屠智勖迎占祸福，惠弘能视鬼，道士李晃高医，皆私侍主。主使掖廷令陈玄运伺宫省禨祥，步星次。”总是事实。最后因为诬告大伯对自己无礼，以致被长孙无忌制造谋反案而闹得全家覆没。
“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也是吹的，最大的姓就是长孙无忌了，其党羽褚遂良，连外交部翻译官的土地都要抑买。可惜唐高宗抄长孙无忌家究竟抄出什么，都被封建史家隐瞒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当时关内的土地大多数在长孙党手里。长孙无忌败后，他的家族还有人走李义府的门路，当了大唐第一斜封官。
　　我在《考古发现——〈李某乙入冥记〉》指出，从中可以看出贞观的政治极其腐败，官吏贪暴玩法。下面专门讲。
“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这在贞观初期大概是事实，但也不过从唐高祖的武德年间延续下来的。即使如此，也仅仅限于“山东村落”因为隋末丧乱，人口大耗减，唐高祖均田，每家有一百亩土地，多种也不会受到官方谴责，一般来说，只要不违农时，不加徭役，种一年就有两年余粮。而在关中则是长年的饥荒，需要李世民带着去山东避荒。到了贞观中后期，李世民徭役大为增加，就没有那么好的事了。
“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不但贞观初期关中还连年饥荒，而在贞观末年饥荒一直延续到永徽前四年，我们将指出有至少连续七年的大饥荒。唐高祖在永徽二年因为饥荒而罪己，真正有罪的不是他，正是李世民。
　　吴兢对贞观时期的描写完全是虚假的、夸大其词的、颠倒黑白的。

　　看一个人，一个时代，不能光听言囗论，而要看实际行动，尤其要看效果。不然从王莽、隋炀帝，到袁世凯、桨囗介囗石，把他们朝囗廷上的对话选择一些出来，同样可以编出一本类似《贞观朕囗要》的书来，或许还更崇高。李囗世囗民自己不是说过“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囗事何其反也。”
　　何况吴兢著书极不老实，明目张胆篡改历囗史。如李囗世囗民坝占卢jiāng王李瑗之姬受到王珪批囗评，李囗世囗民看过的《实囗录》尚且承认未出，吴兢却说出了。司马光不采纳《实囗录》却散囗布了吴兢的谎囗言。他明明知道《实囗录》，《新、旧唐》都说：“帝雖不出此美囗人而甚重其言”。《实囗录》是李囗世囗民看过的，多名关囗吏集体修的，也没有理由认为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会污囗蔑他。而《贞观朕囗要》仅仅是吴兢的一家之言，没有任何根据。《新、旧唐》或许是抄的《实囗录》，可是司马光就是不相信《实囗录》而相信吴兢的谎囗言。他唯一的“理论根据”就是：“按太宗贤主，既重珪言，何得反弃而不用乎！且是人泛侍左右，又非嬖宠著名之人，太宗何爱而留之！今从《贞观朕囗要》。”——这是倒推逻辑、是循环论证，依此，什么样的谬囗论都可以得到“证明”。李囗世囗民是不是贤主，应该用他的行动和效果来证明，可是司马光却硬要人们首先承认他是贤主，倒推出他不会干这事的。
　　最可笑的是书中许多内容是把丧事当作喜事办。魏征、刘洎、马周、房玄龄、徐充容等人的许多谏言，不如说是对李囗世囗民zuì囗行的控chāi，然而极度要誉的李囗世囗民口头上“嘉纳”，行动上并未改正，就说成是贞观朕绩。无怪乎间佞谄媚伪谏之囗徒褚遂良得以得囗逞。
　　有人说吴兢老实。吴兢并不老实，他是不满大周朕囗治才写《贞观朕囗要》的。
　　吴兢的《贞观朕囗要》是哪一年出笼的？说珐多种。据《文献统考•卷二百一•经籍考二十八》说：
　　　　《贞观朕囗要》十卷
　　　　晁氏曰：唐吴兢撰。以唐之极治，贞观为最，故采时朕之可备劝戒者，上之於朝。凡四十篇。
　　　　陈氏曰：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囯史。按《新》、《旧书》列传，兢未尝为此关。而书亦不记岁月。但其首称良相传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亦未详为何人。《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当考。
其实这有什么需考的。就是神龙中所进。

　　　　　　滥杀
　　凡是暴君，都要滥杀无辜。李世民历来被封建史家们粉饰为圣君，自然不大会留下他滥杀无辜的材料。但是关于他在社会上层滥杀无辜的事情，还是堆积如山。这些不是本文探讨的问题。政变篡权上台时逼父、弑兄、屠弟、灭侄、大肆排斥和杀害宗属，排斥打击和杀害武德功臣，这些可读《血腥的玄武门阴谋》，还有《前唐第一权臣、外戚长孙无忌，与第一奸臣褚遂良》。凡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谋害的好人、无辜者，在他在世的时候，几乎全是通过他干下的。他自己还杀了卢祖尚、刘兰、李君羡等。其中卢祖尚是武德功臣，李世民派他去交州，他不肯去，就被李世民借故杀害了。这一眼就可以看出，又是一次排除异己，贬斥武德功臣。当着文武百官当众把他斩首，是杀一儆百，朝臣就是在这种恐怖下工作。
　　本文主要是说他滥杀下层群众，这在下面如四川的造船州，虽然没有历史资料明确说过，笔者已经揭露出实际情况触目惊心，造成了四川长期凋零，没有大规模的屠杀，才是怪事。
　　战争时期，李世民还未篡权时，我们已经知道，他屠夏县、几乎空山东。
　　李世民为征高丽在四川造船州造成了人口的大规模损失，经过一百年还远没有恢复。不少人当是役死、饿死，但更值得怀疑的是，涪州居然在《旧唐·地理志》中失踪了。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涪州消息，天皇天后时期，偶提涪州也不过是流放问题官吏的场所。在《地理志》中夏县失去人口记录，显然是为了掩饰他在武德三年屠夏县，那么涪州的失踪就应该是他镇压四川人民对造船的反抗，把涪陵给屠了、撤销了。即使《新唐书·地理志》写到涪州天宝时期的人口，也很稀少。——这在下面还要说。
　　他的残暴在当时是出了名的。高祖的妃嫔们所以拥护太子，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替太子报信，而不愿意他上台，就是因为他残暴。她们唯恐他篡权上台后，自己的儿子生命不能保证。尹德妃和张婕妤的儿子酆王李元亨和周王李元方就死得蹊跷。
　　这儿只能举几个例子。
　　太子李承乾，宠幸称心，李世民不但杀了称心，还“坐称心死者又数人。”
　　高阳公主是他的宝贝女儿，淫乱，他没有严肃处置高阳公主，却“杀奴婢十余人”。
　　这些是奴婢们管得了的吗？
　　河内人李好德得心疾，妄为妖言，诏按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好德被疾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蕴古贯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按事不实。”李世民大怒，将他斩之于市。（《通鉴》193贞观五年）
有一段时间里太白屡昼见，据太史占的结果是：“女主昌。”民间又传《秘记》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李世民听了不高兴，就企图：“疑似者尽杀之。”经过李淳风劝说——天命不可违，王者不死，如果滥杀无辜，就算杀了，以后天降更加强壮的下来，到那时候就要子孙无遗类了。——李世民总算没有开杀戒。但心中总是挂着，最后居然疑心李君羡，李君羡当了替死鬼。幸而只杀了一个李君羡，不然多少无辜者要人头落地。
　　我在《前唐第一权臣外戚长孙无忌，与第一奸臣褚遂良》中已经分析过，张亮在战争时期一贯做好事，历任地方高官的时候也“所莅之职，潜遣左右伺察善恶，发擿奸隐，动若有神，抑豪强而恤贫弱，故所在见称。”可是仅仅因为有人告他有五百个养子，暗中密谋造反。李世民竟然以“亮有义兒五百，畜养此辈，将何为也？正欲反耳。”为理由，不但杀了张亮，还籍没其家。
　　自己靠“八百壮士”谋反成功的李世民，自然要怀疑张亮养大的“五百壮士”是谋反的工具。
　　张亮真要谋反的话，侯君集谋反时就可以谋反了。还用等到这个时候？
　　张亮的五百义子究竟是什么时候养下的？《前唐第一权臣外戚长孙无忌，与第一奸臣褚遂良》中已经指出，一个最最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这些人都是战争孤儿。张亮养了他们到长大，很不容易。实在是一片好心。
　　如果这些人不是战争孤儿，那么和平时期他哪儿来的那么多人可以收养？李世民怀疑张亮养他们是为了谋反，显然他们已经长大。作为战争孤儿，至少已经二十多岁，有的已经三十多岁了。如果还是幼儿，怎么会怀疑张亮是为了谋反？这些义子也只可能是自幼养大的。如果收养的时候，他们已经长大，那么第一：更不需要再养了，第二：也养不家。不可能随便帮张亮谋反。
　　侯君集谋反时，他们同样已经壮年。可以参加谋反了，但没反。
　　问题是这些人怎么处理了？历史记载中没有提及。但在张亮全家籍没的时候，被怀疑为谋反工具的这五百义子，还能有好结果吗？谁都知道，一般来说，藉没全家，女的全部作为奴婢，男的全部杀头，何况谋反工具，肯定都被杀了。这是一桩重大的血案。

　　　　　　停止均田制
　　唐朝有没有实行均田制，一直引起人们的争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争论激烈。
　　许多人实际上认为均没均田靠一纸命令就可以实现。事情绝对没那么简单，长期以来进行着均田和反均田的斗争。均田是靠长期的斗争逐步推行的，几经曲折。高祖下令均田，只能在关东得到比较充分的实现。要进一步均田，就必须把关中、陇西和四川的人口大量地移到关东去。但是这样一来，关中士族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对象走了，即使在关中不搞均田，地主们的土地还是属于地主，谁来耕种呢？大量劳动力的走失，必然使得佃户减少，佃户们会要求降低地租、雇农们会要求提高工资，不然他们就会以去关东来要挟。士族和地主阶级的剥削收入就会大幅度减少。所以关陇士族和关陇的地主阶级本能地反对移民。由于大量移民加强了关东的力量而使得关中空虚，所以相应地必然迁都到关东。我们已经知道萧瑀就是第一个反对迁都移民的，李世民适应这些关陇党的利益，坚决反对迁都，也就是反对移民，迁都移民就受到阻力无法推行了。
　　更令人愤怒的是，李世民篡弑上台后，不但没能扩大均田，竟然还污蔑唐高祖准备迁都樊邓是害怕突厥，要烧毁长安。
　　唐高祖看到关东破败荒芜，准备迁都和移民，进一步推行均田制。这个理由我在《英明贤主唐高宗》中已经说过了。均田必须移民，移民必须迁都。反对来，迁都必须移民，移民为了均田，只有把关中、蜀中的人民大批地迁到关东，陇中大批的寡妇和儿童迁到关东，才是比较完全的均田。由于洛阳已经被李世民烧毁，唐高祖只能迁都樊、邓。可是竟然成了李世民诬蔑父亲害怕突厥，烧毁长安的“根据”。
　　《通鉴》说：
　　或说上曰：“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上以为然，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至樊、邓，行可居之地，将徒都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皆赞成其策，萧瑀等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
　　唐高祖什么时候害怕过突厥？李世民自己才是害怕突厥。武德时期，正是他和突厥打仗两次皆败。篡权后又签订了怯弱卖国的便桥之盟。
　　李世民自己打刘黑闼不顺利，士兵伤亡极多，对刘黑闼的战争也造成人口大减。可他却还诬蔑高祖准备空山东，说要把壮丁全部杀了，把妇女儿童迁到关中来，连司马光都认为对高祖的诬蔑太过分了。本来几乎空山东的就是他，如果后来不是太子建成去打刘黑闼，并采纳魏征准确政策，才解决了刘黑闼的问题，不然真的人死路绝了。
　　我们不能不问：高祖究竟是要把关东的细弱迁到关中来呢？还是要把长安烧了，逃到关东来？李世民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只能说全是谎言！自古以来诬父者无出李世民者！！！
　　即使由于李世民和萧瑀等关陇党的破坏，迁都移民均田无法实现，唐高祖也不是害怕突厥，而是决定彻底打败突厥再说，于是重新起十二军，而且对突厥下诏敕。
　　这些可见《民族英雄唐高祖大败东突厥》。
　　所谓烧毁长安当然纯是无稽之谈。但究竟谁劝说唐高祖迁都的？本人猜测就是魏征。
　　如果我处于这个时候，我将这样做：
　　当然不会烧毁长安。但也不是什么地方都不烧。
　　首先甘肃方向，以天水为前哨城市，留下一部分人口，男女比例合适，丁壮不少，足以担当起前哨职能的守天水。其余城市原则上都房屋烧掉，城墙扒平，不以资突厥、吐谷浑和梁师都。把其余人民全部迁到关东去，这中间有一大批孤儿寡妇，许多人非常贫困饥饿。到了关东后，寡妇们可以结婚生子，孤儿也可以生活改善得以成长。
　　第二：陕北以肤施为前哨，其余城市一律烧毁，城墙扒平。大批人民移民关东。留下一部分男女比例合适的丁壮足够守肤施。
　　第三：改长安为大都督府，关中人口大批地迁往关东。在肤施和天水的配合下，防御突厥和吐谷浑。在一定的时间里，关起国门生养孳息，没有必要和他们打过多的交道。
　　第四：四川。在四川有不少州县是山区或丘陵，土地很少而且贫瘠，把贫瘠山地全部弃而不耕，农民迁入关东。至于平原，大的即使像益州，也把大量的农民迁到关东，以减少人口密度，增加人均耕地量。太小的平原，干脆也于丢弃。以缩小防御的战线。这样对付突厥和吐谷浑，所需的力必然大大减小。
　　在关东，大批的土地没人耕。关陇蜀人民移来后，给每个壮丁一百亩土地，每个寡妇四十亩地并且不交税。鼓励寡妇再婚，鼓励生育，那么少则三十年，多则四十年，中国土地开辟，村落连绵，经济发展，人丁兴旺，必将超过隋朝。到那时，如果土地不够了，再移民回陕北和甘肃不迟。
　　如果突厥、吐谷浑和吐蕃，此时仍然强大，并且造成威胁，那再和他们决战不迟。凭着中华五千万或者更多的人口，以及繁荣的经济，击败他们将易如反掌。
　　唐高祖一方面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打败东突厥，另一方面对于突厥和吐谷浑的入寇，他也是可以避免战争就尽量避免战争的，当然并非屈辱地避免战争。象高丽，一开始他还认为没有必要自尊自大，要高丽称臣。对于突厥，他决策先加以打击，再争取和谈。武德七年他和突厥和谈。和谈以后，八月丁酉，派遣左仆射裴寂使于突厥。
　　这些在《民族英雄唐高祖大败东突厥》中已经说过。
　　由于隋末丧乱，战争连年，农民缺乏耕牛。武德八年（乙酉，公元六二五年）春，正月突厥、吐谷浑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到那个时候开始“资于戎狄，杂畜被野。”虽然说杂畜遍野有些夸大。但说明了裴寂这次出使非常冒险、非常困难，但也是非常成功的。裴寂这个功劳不小，自此，农民有了耕牛，种地更加如虎添翼。结果必然是农业加速恢复。高祖也因此解散了十二军，以减少征役。可是后来竟被李世民污蔑为要烧毁长安？？？！！！
　　由于王世充等的破坏，关东人口大量损失，农业凋敝，饥荒遍地。到武德末期，关东经济应该已经相当恢复，虽然人口远没恢复，但首先是均田制加上租庸调制，使得关东的农民有了大量的余粮，后来都被归功于李世民的贞观了。

　　相比之下，关中保存较好。陇西由于李世民兵败泾州，以及后来把陇西的壮丁大批带了出来，作为他的私家军队又在战争中败了，留下的大多是孤儿寡妇，也应该悉数移民到关东。蜀中人口保存比关中还要完好，尤其果州和阆州，也应该大量移民到关东去。
　　可是李世民上台后一切都变了。尤其后来因为他发动辽东战役使得四川补了一次隋末的丧乱，人口损失惨重，移民到关东也就不再需要和可能了。这将在后面详细讲。
　　据《唐会要·卷八十四·移民》：
　　贞观元年。朝廷议户殷之处。听徙宽乡。陕州刺史崔善为上表曰。畿内之地，是谓殷户。丁壮之民，悉入军府。若听移转。便出关外。此则虚近实远。非经通之义。其事遂止。
这是史书上记载的玄武门阴谋后第一次讨论移民情况。我认为这儿朝议中，提出移民的多半以魏征为代表。就是唐高祖准备迁都樊邓，魏征也必然是拥护的。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就赞成，魏征正在太子府里干。玄武门阴谋后，魏征归附李世民也是作为进步势力的代表，希望能够把高祖准备做的事业继续下去。
　　笔者在《唐高祖起义晋阳》中已经指出过，崔善为原本是个好人，也是最早参与高祖起义的功臣之一，可是：
　　玄武门阴谋后，崔善为害怕了，出面反对移民均田。李世民趁机“诏可”。在他的政治生涯里留下了污点。他本是贝州武城人，与他毫不相干。他想以此讨好关陇地主士族，但也没有免除受打击。不久出为秦州刺史，卒。
所谓让老百姓迁到宽乡，就会造成关中空虚。这个理由根本不能成立，一个顺利成章的办法就是朝廷也跟着迁出去。洛阳宫被李世民烧掉了，加上洛州一带劳力凋撇，一下子无法重建，那么把首都迁到樊邓不就好了？不过，这不就是李世民和萧瑀反对并污蔑高祖的吗？
　　这段话中还有一个歪曲。那就是说“听任百姓自由迁到宽乡”，在关东人口千里萧条的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合适的。我就不相信贞观元年提出移民的人会如此主张。李世民留下的资料这样说，无疑是对主张移民迁都的进步力量的污蔑，故意把他们歪曲到荒谬的极端方向。（如何荒谬，下面分解。）
　　移民在一开始应该由朝廷组织，移到朝廷指定的地方，唐高宗在显庆年间以及大周金轮皇帝在天授年间就是这样做的。只有经过大移民，宽乡人口已经有了相当密度，政权组织也完善后，才能让百姓自由地迁移。李峤上书就表明时机来到了。详细理由这儿不论。
　　关中人口相对稠密，土地在士族和大地主手里，人民生活不但并不饱暖，而且饥寒交迫，极度贫困。据吴兢《贞观政要》：
　　贞观二年，关中旱，大饥。太宗谓侍臣曰：“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闻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巡检，出御府金宝赎之，还其父母。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贞观政要》吴兢）
吴兢目的是吹嘘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并加罪于高祖，暗示是李世民把天下，尤其关中治理好了的。但关中丰熟，可不曾有过。
　　《通鉴》193卷更是指出：
　　　　（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尽管《通鉴》是为了吹捧贞观之治，也抄袭了吴兢，但是告诉我们贞观初期人民群众，特别是关中人民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关外才好一点，当然和贞观毫无关系，只能是根源于唐高祖，李世民不可能一下子废除均田而已。
　　唐高祖在武德二年就推行租庸调法，农民减轻了负担。到武德七年，天下基本一统，唐高祖又推行了均田制。虽然均田制在关陇没能推行，但是在关东实际上已经肯定了，关东农民自行占取大量的无主土地进行耕种。根据历史记载，不但关东农民占取100亩土地耕种得到了法律上的肯定，而且只要自己耕得动，即使多占了，各地官吏也不指责，不阻止。正是这个，使得关东农业丰收。
　　笔者计算过，只要坚持租庸调制，不给百姓加重负担，不妨碍百姓耕种，一般来说，正常年景一夫耕种百亩，可得百石粮食，自己吃——如果一家五口计，不过二十七、八石，加上缴纳租庸调，以及其他用度，四十余石而已。可以余下五十余石，也就是两年的余粮。何况除此以外农民还可以种桑养蚕、饲养禽畜，以及从事其他家庭副业。从武德七年算起，打李世民发动血腥政变，有两年多，而且第三年的耕种已经完毕。如无大故，丰收已定，所以到贞观，关东农民家家粮食堆积如山，有好几年余粮，应该不成问题。——实际关东的恢复还要早，武德七年不过是承认农民占有土地的既成事实。

　　由于关中饥荒，关东有粮，所以每年李世民带领百姓到关东去就食，甚至关东一家供养关中一家。
　　其实，既然到了关东，就没有必要再回来了，为什么不让关中百姓，就留在关东，也给他们每壮丁一百亩土地定居下来呢？这样秋收以后，他们不是也可以拥有余粮，几年后不是也可以粮食堆积如山吗？就是关中少了好多的人口，不是也提高了人均耕地数量（且不管是不是农民自己的），从而提高了人均粮食产量，不再饥荒呢！
　　可是李世民不愿意这样干，他每年巴巴地带着老百姓出关去避荒就食，春耕前又巴巴地带了回来。唯恐关中地主丧失了他们的财产——劳动力。
　　所谓的无一人逃散，谁愿意相信谁相信吧！我就不相信关东宽广、空闲的土地，对没有土地的农民会没有诱惑力。唐朝的逃户应该就从贞观兴盛起来的。
　　据吴兢《贞观政要·灾祥第三十九》：
　　李世民欲东封泰山，独魏征以为不可。针对李世民自吹自擂的功高、德厚、华夏安、远夷慕、符端至、年丰，曰：
“陛下功高矣，民未怀惠。德厚矣，泽未旁流。华夏安矣，未足以供事。远夷慕矣，无以供其求。符端虽臻，而罻罗犹密。积岁丰稔，而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臣未能远譬，且借近喻于人。有人长患疼痛，不能任持，疗理且愈，皮骨仅存，便欲负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除其疾苦，虽已乂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窃有疑。且陛下东封，万国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驰。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宁可引彼戎狄，示以虚弱？竭财以赏，未厌远人之望；加年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之诚恳，亦有舆人之论。”
　　　　太宗称善，于是乃止。
　　《旧唐·魏征》大致相同。《资治通鉴》进行了篡改，差远了。
　　魏征分明是在说，关外由于隋末丧乱，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应该移民垦荒。实行关东大开发。可是李世民除了称善以外，没有开发关东的任何举止。
　　注意：这事就是吴兢说出来的。他本来作为贞观政绩来宣扬，我们看到的却是贞观时期关东一片荒芜，人口稀少。可是吴兢居然还要吹嘘贞观时期“马牛遍野”，荒不荒唐！！！
　　贞观十一年，洛阳大水，中书侍郎岑文本趁机上封事曰：
　　今虽亿兆乂安，方隅宁谧，既承丧乱之后，又接凋弊之余，户口减损尚多，田畴垦辟犹少。覆焘之恩著矣，而疮痍未复；德教之风被矣，而资产屡空。是以古人譬之种树，年祀绵远，则枝叶扶疏；若种之日浅，根本未固，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一人摇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颇类于此。常加含养，则日就滋息；暂有征役，则随日凋耗；凋耗既甚，则人（民）不聊生；人不聊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矣。
　　也是这个意思！当前形势，是社会凋敝，人口大为耗减，土地大为荒芜，开垦的极少。当务之急，应该晗养百姓，滋养人口，开垦荒芜。不应该妄加征役。不然民不聊生，离叛之心生了。
　　从魏征这个谏言看，对李世民自吹自擂的所谓的功、德、诸夏治安、远夷慕义、嘉瑞、年成，都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其实就是批判李世民破坏高祖准备进行的关东大开发，以至于隋末丧乱以来，疮痍满目始终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尤其关东，仍然千里无鸡鸣，白骨遍漫野，没有得到改变。
　　从这儿也可以看到，吴競所吹嘘的，贞观时期，“马牛遍野”是多么地荒谬！
　　据说“太宗不能奇”，也就是魏征论据充分、符合事实，李世民理穷辞曲，无法反驳。
　　岑文本和魏征一样，应该是主张移民均田迁都的。
　　李世民并非不知道关中人口拥挤，农民土地甚少。贞观十八年（644年）他到灵口（在陕西临潼县）问每丁受田数，当他知道每丁受田只有三十亩时，感到有危险，令地方官查明受田尤少的人，给予一些便利，迁移到宽乡去。
　　　　《册府元龟·帝王部·惠民第二》卷105：十八年二月己酉，幸灵口，村落逼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於宽乡。
　　但事实上没看到任何行动，这是高丽战争前夕，高丽战争本身就不利于移民，因为农民到了关东就要被征发为民夫。当时关东已经到处是逃跑的民夫了。下面就会说。其实长孙党，包括褚遂良，他们竭力支持高丽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阻止移民。
　　《册府元龟·卷113·帝王部·巡幸第二》记载了完全相同的文字，但紧接着就是十一月“征辽之兵大聚於幽州，帝将亲征。”
　　显庆二年，高宗巡视河南一带，到了许州、汝州，对从官说，这里田地极宽，百姓太少（《通典·历代盛衰户口》）。像这样的肥沃之地还是一片荒凉。
　　《英明贤主唐高宗》将说明唐高宗一开始就雄才大略准备关东大开发，迁都移民均田的，被长孙党阻止了。陈硕贞起义后，唐高宗夺回了大权，在天后的辅佐下，打败了长孙党，才开始关东大开发和南方开发。消灭了长孙党，才完成关东大开发和南方开发，从而继续了唐高祖的均田，移民迁都的。均田一直延续到大周朝被张柬之等五贼推倒，才随之停止了。
　　即使在高宗朝，打倒长孙党，移民关东以后，虽然一度大丰收了，但生产力尚未完全恢复。稍微发动不必要的战争，还会有灾难。如：
　　总章二年七月剑南益泸茂陵邛雅绵翼维始简资荣隆果梓普遂等一十九州大旱百姓乏绝总三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户遣司尔大夫路励行存问赈贷许其往荆襄等州就九月括州暴雨大风海水泛涨溢坏永嘉安固二县城郭及庐舍六千馀家漂溺人畜遣使赈给。（《册府元龟·卷105》）
这后面还要认真研究。而大周朝虽然也有不少战争，居然没有一个类似的灾难消息。
　　封建史家们说什么，“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纯粹是夸大其词的溢美，无非为长孙无忌—褚遂良集团脸上贴金。
　　贞观政治本来就不好，尤其中后期，可是吴兢居然作为贞观德政的证据？！还延及永徽。

　　　　　　大兴土木
　　隋炀帝大兴土木一直是被谴责的。他不但在关中大兴土木，迁都洛阳更是被人诟言。据说他在洛阳兴建了极其宏伟的洛阳宫，还兴建了迷楼，千门万户，上下金碧。据《唐六典》：
　　炀帝既好奢靡，恺又多奇巧，遂作重楼曲阁，连闼洞房，绮绣瑰奇，穷巧极丽。大业末丧乱，为王（世）充所据。武德四年平（世）充，乃诏焚乾阳殿及建国门，废东都，以为洛州总管府。
　　甚至节俭皇帝隋文帝兴建仁寿宫，封徳彝造得比较豪华，后世封建史家也大做文章，认为仁寿宫一定非常奢侈，大肆宣扬，说它非常华丽，极其劳民伤财。据说死了一万多人，全部埋于仁寿宫的地基下。甚至蔡东藩质问：“这完全是膏血涂成， 可以算仁寿宫吗？”
　　蔡东藩相信我却不信。我指出隋文帝说的奢侈，只能是节俭皇帝眼里的奢侈，在其他皇帝眼里就不算奢侈了。这在《封德彝其人其事》里已经说过了。
　　相对于隋炀帝，李世民一贯是被吹嘘成节俭皇帝的，其实他的奢侈心比隋炀帝更甚。如果说他修建的宫殿之多、之奢华不及隋炀帝，那也纯粹是他穷，远不如隋朝之富裕。最最令人恶心的就是，他明明奢侈成性，却偏要装扮成一个节俭皇帝，结果祸害更大。
　　李世民最最重要的大兴土木是修建洛阳宫，唐军攻入洛阳，李世民先进入，那时他还要做出一副唯我节俭的样子。
　　李世民一进入洛阳，就把洛阳宫一把火烧了，连同宫中隋炀帝整理和编写的典籍都烧了。《通鉴》说：
　　丁卯，世民入宫城，命记室房玄龄先入中书、门下省收隋图籍制诏，已为世充所毁，无所获。
——把责任推在王世充身上。宫殿烧毁了，典籍还能幸免吗？我就不信诺大一个图书馆，王世充会闲得发慌不拒唐兵倒去烧书，这样一个图书馆、档案库烧起来围在洛阳城内的人和宫殿会不受影响。只能是李世民烧的。
　　笔者说过，这个罪恶是完全可以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项羽烧咸阳宫等量观之。
　　李世民为什么要烧洛阳宫呢？《资治通鉴》说：
　　秦王世民观隋宫殿，叹曰：“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命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及阙；
　　这把火一直烧了一个月！好像唯他节俭。
　　可是李世民说谎，把罪责推给唐高祖。所谓：“武德四年平充，乃诏焚乾阳殿及建国门”。一个“诏”字就把罪责全推到老爸身上了，好像他不过奉召行事。
　　《大唐新语》借张玄素的口说：“陛下初平东都，太上皇敕，高门大殿，并宜焚毁。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请赐与贫人。事虽不行，然天下翕（音xi）然讴歌至德。”《新、旧唐·张玄素传》文字略有出入，都说是太上皇的主意。还给李世民加上了一个莫须有的德政。
　　《唐会要》说：“武德四年十二月七日。使行台仆射屈突通。焚乾元殿应天门紫微观。以其太奢。”也是把责任推给了唐高祖。
　　宋朝的《迷楼记》也把责任推给唐高祖，说“唐帝”进入洛阳看到了迷楼大惊曰：“此皆民膏血所为也！”就把它烧了。（另有本子把“大惊”改为“太宗”，说是李世民说和烧的。甚至有说迷楼在长安和在扬州的。不足信，李世民不是唐帝。《唐六典》也分明说迷楼为王世充所据。）
　　实际上当然是李世民首先进入洛阳烧的。不过这些谎言也告诉我们，是唐高祖亲征王世充，火烧洛阳宫时，他虽尚没进入洛阳，却就在附近战场上。
　　好极了！既然李世民主张节俭反对奢华，以至于对已修建起来的豪华宫殿都深恶而痛疾之，不一把火烧了就心不甘。那就应该坚持到底，一辈子不修洛阳的宫殿。没有宫殿可以住草棚。
　　可是他做不到，等到他通过血腥的政变篡权上台，才三年，突厥解体投降时，一方面他发动了不必要的灭突厥战争，使得丁壮于乱离以后疲于征役几尽，另一方面他已经在筹谋重修洛阳宫了。
　　《唐会要·卷30》说：
　　贞观三年。太宗将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冑谏曰。关中河外。近置军团。富室强丁。并从戎旅。重以九成作役。余丁向尽。去京二千里内。先配司农将作。假有遗余。势何足纪。乱离甫弭。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以臣愚虑。恐致怨嗟。今丁既役尽。赋调不减。费用不止。帑藏空虚。且洛阳宫殿。足蔽风雨。数年功毕。亦谓非晚。若顿修营。恐伤劳扰。上嘉之。因谓侍臣曰。戴冑于我。无骨肉之亲。但以忠直励行。情深体国。事有机要。无不上闻。
戴胄上谏，他算是“嘉纳”了。
　　可是到了贞观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突厥才亡，他觉得已经不是刚上台时不得人心了，已经为天下立功、立威了，就该享受了。于是发卒又修洛阳宫。
　　张玄素尖锐指出李世民所要做的比隋炀帝都不如，可见《旧唐·张玄素》：
　　臣又尝见隋室造殿，楹栋宏壮，大木非随近所有，多从豫章采来。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毂（音gu），皆以生铁为之，若用木轮，便即火出。铁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坏，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则余费又过于此。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及乾阳毕功，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则天下幸甚。
　　　　太宗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
　　《唐会要·卷30》告诉我们：
　　　　至给事中张元素谏曰。陛下承百王之末。属凋弊之余。必欲节以礼制。陛下宜以身为先。东都未有幸期。即令补葺。岂民人之所望也。陛下初平东都之始。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天下翕（音xi）然。同心欣仰。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臣每承德音。未即巡幸。此则事不急之务。成虚费之劳。国无兼年之积。何用两都之好。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又干元毕功。隋人解体。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甚于炀帝。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则天下幸甚。上大悦。谓房元龄曰。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朕故修营。意在便于百姓。今元素上表。实亦可依。后必事理须行。露坐亦复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
这儿张玄素把事情分析得非常透彻，完全认为是李世民“初平东都之始。层楼广殿。皆令撤毁。”没有把罪责推在唐高祖身上。但是又说他对张玄素的劝谏“大悦”，但诡称为“意在便于百姓”，这一诡称就表明他根本就不准备放弃修洛阳宫。
　　《通鉴》同，这次总算听了张玄素的。
　　六月二十二日乙卯，夏天，应该是农忙时节。
　　到了贞观五年，据《通鉴》：
　　九月，上修仁寿宫，更命曰九成宫。又将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表谏，以“乱离甫尔，百姓凋弊，帑藏空虚，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胄于我非亲，但以忠直体国，知无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将作大匠窦璡修洛阳宫，璡凿池筑山，雕饰华靡。上遽命毁之，免璡官。
　　这是第二次要修洛阳宫了，秋九月农忙还未过。虽然戴胄上谏“虚心接受”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修了。
——洛阳宫本来是他自己要修的，将作大匠窦璡凿池筑山，雕饰华靡不就是看到他有奢欲才顺其意的，可是李世民大概因为魏征等人进谏，却归罪于窦璡，免他官，新修的洛阳宫第二次被毁。
　　隋文帝的仁寿宫，李世民还嫌不够豪华，还要再修。不知为什么，封建史家当初大肆攻击隋文帝，甚至还说修仁寿宫死了一万多人埋于宫殿之下。——其实正是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仁寿宫之豪华，仅仅是节俭皇帝隋文帝眼里的豪华，而在李世民眼里还大大不够豪华。可是为什么封建史家竟然没有一个字谴责李世民奢侈？？？
　　戴胄上的表，据《旧唐》本传全文如下：
　　陛下当百王之弊，属暴隋之后，拯余烬于涂炭，救遗黎于倒悬。远至迩安，率土清谧，大功大德，岂臣之所称赞。臣诚小人，才识非远，唯知耳目之近，不达长久之策，敢竭区区之诚，论臣职司之事。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强丁，并从戎旅。重以九成作役，余丁向尽，去京二千里内，先配司农将作。假有遗余，势何足纪？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以臣愚虑，恐致怨嗟。七月已来，霖潦过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时丰岁稔，犹未可量。加以军国所须，皆资府库，布绢所出，岁过百万。丁既役尽，赋调不减，费用不止，帑藏其虚。且洛阳宫殿，足蔽风雨，数年功毕，亦谓非晚。若顿修营，恐伤劳扰。
　　大意就是：经过隋末的丧乱，人口损失严重。可是近来看到关中、河西都在增置军队，富裕的家庭和强壮的人丁都要参加战争。再加上修九成宫，丁壮被役使殆尽。离京城二千里内，先要接受司农监和将作监的派遣。就算还有漏了差使的，还能如何用纪律管理呢？如今战乱平息不久，民间人口短缺，一人服役，全家废于农事。参加到军队的要督促他自带武器装备，服劳役的要他自己带口粮，一家尽力劳作，也难以维持生计。我担心这会引起百姓的怨恨。七月已经到了，雨水洪涝超过正常状态，河南、河北等地的农田地势低洼，粮食是否能按时成熟、丰收，还不能够估量。加上军队、国家所需要的，都依靠于国库，每年支出的布绢超过百万。在劳动力被尽数征用于劳役之后，赋、调没有减少，花费却没有休止，国库大概会空虚的吧。而且洛阳宫足够遮风雨就够了，几年以后完成也不算晚。如果一定要修建，恐怕劳动力受到损害和骚扰。
　　可以看到即使在贞观五年，老百姓的劳役负担已经到了极限。可是他大兴土木并没有停止。

　　到了贞观六年，十二月癸丑，李世民与侍臣论安危之本。温彦博就希望他“常如贞观初”魏征则指出：“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李世民也不得不承认。可见贞观五年的毁洛阳宫，并没有真正改过。这次似乎李世民又接受了温彦博与魏征的谏言，说明贞观六年他又在修洛阳宫了。且看他以后行动如何？
　　《通鉴》贞观八年：
　　中牟丞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上怒，谓房玄龄等曰：“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谤讪之罪。魏征谏曰：“贾谊当汉文帝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则谁复敢言？”乃赐绢二十匹。他日，征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非曩时之豁如。”
可见，即使到了武德八年，李世民修洛阳宫并没有停止，这是第三次。而且对皇甫德参上言乱加罪名，还欲治谤讪罪。魏征不谏不止，纳谏已经非常勉强了。
　　这次没说拆毁，洛阳宫大概已经修成了。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们以后再看。
　　《通鉴》贞观十一年：
　　　　上作飞山宫。庚子，特进魏征上疏，以为：“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返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魏征的话李世民有没有听？《通鉴》一字不提。看来连口头上的“嘉纳”都没有。据《通鉴》：
　　秋，七月，癸未，大雨，穀、洛溢入洛阳宫，坏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馀人。
　　　　乙未，车驾还洛阳，诏：“洛阳宫为水所毁者，少加修缮，才令可居。自外众材，给城中坏庐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极言朕过。”壬寅，废明德宫及飞山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考异说：“观明年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以给洛人之遭水坏庐舍者，则知飞山宫亦在洛阳。”可见飞山宫不但修了，还是洛阳的别宫。又是修起以后又拆毁了。这是第三次拆毁。
　　其实洛阳一带还是有宫殿的。《通鉴》告诉我们，贞观十一年三月庚子，李世民宴洛阳宫西苑，泛积翠池，考异告诉我们“洛阳西苑，北距北邙，西至孝水，南带洛水支渠，谷、洛二水会于其间，虑其泛溢，为三陂以御之：一曰积翠，二曰月陂，三曰上阳。苑墙周回一百二十六里。”隋炀帝大业二年，令宇文恺作洛阳西苑。”李世民也知道：“炀帝作此宫苑，结怨于民，今悉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内为啖谀，外蔽聪明故也，可不戒哉！”
　　除此以外，在河南寿安县还有显仁宫，另外洛阳之外还有明德宫（《通鉴》“丁巳，上幸明德宫。”考异指出“显庆二年，改明德宫监为东都苑南面监。”也可见《唐会要·宫苑监》）。他并不是没有居住的地方，可是他还是要修洛阳宫和飞山宫。修了又要拆。
　　贞观十一年马周上疏，指出他：“营缮不休，民安得息！……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
　　贞观十二年魏征再次说他：“近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陛下恚之，虽以臣言而罢，勉从之也。”——明确指出他纳谏已经非常勉强。
　　贞观十四年夏，五月：
　　上将幸洛阳，命将作大匠阎立德行清暑之地。秋，八月，庚午，作襄城宫于汝州西山。
　　这是再一次地在河南作的别宫，另立名目在汝州为襄城宫。可是宫成，第二年去住时：
三月，戊辰，幸襄城宫，地既烦热，复多毒蛇；庚午，罢襄城宫，分赐百姓，免阎立德官。（《通鉴》贞观十五年）
　　《唐会要·诸宫》是这样写的：
　　（贞观）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新作飞山宫。七月二十日。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园囿。以分给遭水之家。
　　　　十四年八月五日。营襄城宫。初。太宗将幸洛阳。遣将作大匠阎立德。访可清暑之地。以建离宫。遂于汝州西山。前临汝水。傍通广城泽。以置宫焉。役工一百九十万。杂费称是。至十五年三月七日。幸襄城宫。及至。暑热甚。又多毒虺。太宗大怒。九日。免立德官。而罢其宫。分赐百姓。
　　《册府元龟·帝王部·都邑第二》大致相同，没有日期。七月、八月、三月都不是冬天农闲之时。
　　襄城宫又废了，还是老手法，为了掩盖自己大兴土木，把拆毁的宫殿材料，分给百姓，就算这个宫殿没有建过。这是第四次了。
　　总之是虚心接受，一犯再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样，烧了修，修了又毁，毁了又修，修了又拆，又修又拆。
　　修是奢侈心，拆是名誉心！
　　他这种节俭，实在还不如隋炀帝的奢侈，归根结底他还是奢侈的。
　　上述戴胄、张玄素、魏征以及皇甫德参事件，《贞观政要》都有记载，但是在吴兢笔下都成了贞观德政！
　　据《通鉴》贞观十五年七月：
丙子，上指殿屋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
　　他总算也知道建造房子不能随便改易，可是他自己首先做不到。
　　房玄龄、高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上怒，让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征进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事岂有不应知者！使所营为是，当助陛下成之；为非，当请陛下罢之。问于有司，理则宜然。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通鉴》贞观十六年）
　　魏征死于贞观十七年，可见在此以前李世民营繕从未停止过，甚至不允许房玄龄过问，房玄龄也不得不急急忙忙地“拜谢”。魏征过世以后，自然更不会停止。
　　那以后，李世民最主要忙于穷兵黩武，最重要的战争就是：差不多魏征一过世就急急忙忙于打高丽战争，其他还有因为政策多变、言而无信等而引起的灭薛延陀的战争，以及和奚、契丹，以及其他等的战争。基本上就是战乱不停。即使如此，他还不放弃大兴土木，营缮宫室。
　　二十年七月辛亥，宴五品已上於飞霜殿。其殿在玄武门北，因地形高敞，层阁三城轩栏相注。又引水为洁渌池，树白杨槐柳与阴相接以涤炎暑焉。
　　　　十月，司空房玄龄及将作大匠阎立德，大营北阙制显道门观并成。（《唐会要·帝王部·都邑第二》）
　　最主要的就是翠微宫和玉华宫。
　　据《通鉴》：
　　（二十一年）是月，上得风疾，苦京师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杨大年曰：翠微宫在骊山绝顶。〕
　　　　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宫。冀州进士张昌龄献翠微宫颂，上爱其文，命于通事舍人里供奉。〔资格浅不得除正官〕
　　　　庚辰，上御翠微殿，〔翠微宫之正殿也。〕
　　　　（七月）上以翠微宫险隘，不能容百官，庚子，诏更营玉华宫于宜春之凤皇谷。〔玉华宫在宜春县西四十里。〕庚戌，车驾还宫。
　　　　（二十二年）上营玉华宫，〔程大昌曰：玉华宫在坊州宜君县。〕务令俭约，惟所居殿覆以瓦，余皆茅茨；然备设太子宫百司苞山络野，所费已巨亿计。乙亥，上行幸玉华宫；己卯，畋于华原。
四月、五月、七月都不是农闲时期。
　　玉华宫规模相当大，作为自己的避暑享乐基地，李世民还专门设了一个宜君县，《旧唐·地理志》是这样说的：
　　宜君旧属宜州。贞观十七年废，二十年复置，属雍州，管玉华宫。永徽二年，复废。
这玉华宫“苞山络野，所费已巨亿计，”居然还算是节俭的。

　　　　　　打猎、游玩、享乐、好色
李世民爱打猎是出了名的，据（《贞观政要》吴兢）畋猎第三十八：
　　　　秘书监虞世南以太宗颇好畋猎，上疏谏曰：“臣闻秋狝冬狩，盖惟恒典；射隼从禽，备乎前诰。伏惟陛下因听览之余辰，顺天道以杀伐，将欲摧班碎掌，亲御皮轩，穷猛兽之窟穴，尽逸材于林薮。夷凶剪暴，以卫黎元，收革擢羽，用充军器，举旗效获，式遵前古。然黄屋之尊，金舆之贵，八方之所仰德，万国之所系心，清道而行，犹戒衔橛。斯盖重慎防微，为社稷也。是以马卿直谏于前，张昭变色于后，臣诚细微，敢忘斯义？
　　　　且天弧星罼，所殪已多，颁禽赐获，皇恩亦溥。伏愿时息猎车，且韬长戟，不拒刍荛之请，降纳涓浍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下，则贻范百王，永光万代。”太宗深嘉其言。
还有：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昨往怀州，有上封事者云：‘何为恒差山东众丁于苑内营造？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怀、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而田猎犹数，骄逸之主也。今者复来怀州田猎，忠谏不复至洛阳矣。’四时蒐田，既是帝王常礼，今日怀州，秋毫不干于百姓。凡上书谏正，自有常准，臣贵有词，主贵能改。如斯诋毁，有似咒诅。”侍中魏征奏称：“国家开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尤多。陛下亲自披阅，或冀臣言可取，所以侥幸之士得肆其丑。臣谏其君，甚须折衷，从容讽谏。汉元帝尝以酎祭宗庙，出便门，御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当乘舆免冠曰：‘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言，臣自刎，以颈血污车轮，陛下不入庙矣。’元帝不悦。光禄卿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广德言可听。’元帝曰：‘晓人不当如是耶！’乃从桥。以此而言，张猛可谓直臣谏君也。”太宗大悦。
李世民也承认，百姓抱怨：“为什么老是差关东的劳工到宫里修造苑囿呢？现在的徭役，好像不比隋朝时轻。怀州和洛水以东，残害的人民已经不堪命了。而皇上还经常打猎，真是骄逸的君主啊！今天皇上又到怀州来打猎，看来忠直的谏言不再到洛阳了。”——分明是劣政，到了吴兢笔下，居然作为贞观的德政！
　　贞观十四年，太宗幸同州沙苑，亲格猛兽，复晨出夜还。特进魏征奏言：“臣闻《书》美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传》述《虞箴》称夷羿以为戒。昔汉文临峻坂欲驰下，袁盎揽辔曰：‘圣主不乘危，不侥幸，今陛下骋六飞，驰不测之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欲自轻，奈高庙何？’孝武好格猛兽，相如进谏：‘力称乌获，捷言庆忌，人诚有之，兽亦宜然。猝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虽乌获、逄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尽为难矣。虽万全而无患，然而本非天子所宜。’孝元帝郊泰畤，因留射猎，薛广德称：‘窃见关东困极，百姓离灾。今日撞亡秦之钟，歌郑、卫之乐，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欲安宗庙社稷，何凭河暴虎，未之戒也？’臣窃思此数帝，心岂木石，独不好驰骋之乐？
　　　　而割情屈己，从臣下之言者，志存为国，不为身也。臣伏闻车驾近出，亲格猛兽，晨往夜还。以万乘之尊，暗行荒野，践深林，涉丰草，甚非万全之计。愿陛下割私情之娱，罢格兽之乐，上为宗庙社稷，下慰群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属尘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为诫。”
　　　　贞观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将幸栎阳游畋，县丞刘仁轨以收获未毕，非人君顺动之时，诣行所，上表切谏。太宗遂罢猎，擢拜仁轨新安令。
《贞观政要》总是把丧事当作喜事办。——据说李世民嘉纳，就变成了德政。他是不是真的嘉纳，这只要看后来就可以了。——他的奢猎始终没有改，大臣们一再地进谏，而他一再地嘉纳。直到后来始终在打猎，而大臣们也就始终进谏。始终没有改，一直到了大臣们不敢再进谏了，他好猎的历史记录才终止，也就是继续了下去。
　　好猎就是好猎，令人恶心的是还要借口为对付突厥。《通鉴》这么说：
　　　　丁未，上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于是日引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
据说：“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这纯是谎言！在《民族英雄唐高祖大败东突厥》中，笔者早已指出，这不过是李世民的借口而已。他如真的为了对付突厥，就该好好地当他的皇帝，而不是当教头。更何况不该在突厥已经濒于解体的时候，签订可耻的便桥之盟。何况他未必那么好听劝谏，孙伏伽差点被他所斩。据《通鉴》：
　　上好骑射，孙伏伽谏，以为：“天子居则九门，行则警跸，非欲苟自尊严，乃为社稷生民之计也。陛下好自走马射的以娱悦近臣，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非今日天子事业也。既非所以赡养圣躬，又非所以仪刑后世，臣窃为陛下不取。”上悦。未几，以伏伽为谏议大夫。
这儿看来他很听得进劝谏。但《通鉴》考异曰：
　　　　韩琬《御史台记》：“伏伽，武德中自万年主簿上疏极谏，太宗怒，命引出斩之。伏伽曰：‘臣宁与关龙逄游于地下，不愿事陛下。’太宗曰：‘朕试卿耳。卿能若是，朕何忧社稷！’命授之三品。宰臣曰：‘伏伽匡陛下之过，自主簿授之三品，彰陛下之过深矣，请授之五品。’遂拜为谏议大夫。”按高祖实录，“武德元年，伏伽自万年县法曹上书，高祖诏授治书侍御史。”《御史台记》误也。今据魏征故事。

　　其实《御史台记》就算有误，也不过误了孙伏迦的官职，不等于孙伏伽差点被斩是假的。李世民说，他是试孙伏伽——这不是“以诈道训俗”？（见《贞观政要·诚信》）那个时候，他信词旦旦地宣称：“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
　　（贞观十一年十月）上猎于洛阳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发，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马镫；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上拔剑斩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何惧之甚！”对曰：“汉高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上悦，为之罢猎，寻加光禄大夫。
　　　　（贞观十二年八月）甲子，上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征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上曰：“公言是也。”皆劳而遣之。
　　　　（贞观十三年十月）上将幸同州校猎，仁轨上言：“今秋大稔，民收获者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葺桥，动费一二万功，实妨农事。愿少停銮舆旬日，俟其毕务，则公私俱济。”
　　以上俱见《通鉴》。
　　他打猎不仅仅自己不务正业，还劳民动众，修理道路和桥梁。妨碍农事。当受到批评时，总有话为自己开脱。什么春夏秋冬打猎，这是帝王经常性的活动，丝毫无关于百姓，凡是上书谏诤的，自然有通常的标准，臣子贵于有辞，君主贵于能改，像这样的诋毁，就好象诅咒。云云。
　　又一次李世民抱怨对待百姓“朕存心爱养，不愧古人，所未免百姓之言，唯猎一事耳。”当时桂阳主在座，也帮腔说：“陛下出游，唯将近亲左右及给使等，何关百姓？”
　　到底还是不接受劝谏。
　　李世民极其追求奢侈的生活，不惜代价搜罗他喜好的东西，又好游乐，劳民伤财。
　　根据《魏郑公谏录·谏责显仁宫官司》：李世民东巡，将入洛阳，驻扎显仁宫，宫苑官司多被责罚。魏征谴责道：
　　陛下今幸洛州，为是旧征行处，喜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人未蒙德泽，官司苑监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或以不为献食，此则不思止足，志存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每命在下多作献食，好为供奉，倘不好不多，则有威罚。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载籍所传，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当须战战兢兢，每事俭约，参踪盛烈，贻训子孙。奈何令在下之人，悔不为奢丽也，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为不足，万此亦不足矣。
这儿已经把他和隋炀帝作比较了。隋炀帝出巡，要沿途官员们献食。丘和献食精美，被树立为榜样，要献食不美的官员向他学习。沿途官吏们都竞相奢侈，终于隋朝走向了灭亡。李世民也一样了，他到洛阳去游玩，因为献食不够精美，官司苑监多及罪辜。
　　司门员外郎韦元方，给使经过，所供晚了一些时间，给使上奏告他，李世民大怒，贬韦元方为华阴令。魏征进谏说：
　　帝王震动若雷霆，怒须当罪，何得妄发前为给使夜行，遂出敕书，事似军期，谁不惊骇但宦者之徒，古来难狎，轻为言语，易生患害，独行远使，深非事宜，渐不可长，所宜深慎。
　　《贞观政要·刑法第三十一》说，在贞观十一年，魏征上疏说：
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帐不赡，或以营作差违，或以物不称心，或以人不从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实恐骄奢之攸渐。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非徒语也。
　　　　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
　　　　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然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将受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这些责罚都是因为不能满足李世民的骄奢淫欲，计有：供应的不满足他的需要，建筑的规格比他所要求的差，所提供的物品不称他的心，老百姓不能听从他的使唤，都不是急需的事务。魏征已经在用隋朝灭亡的教训来警戒他了。可是吴兢仅仅因为“太宗深嘉而纳用”，事实上一直没有改变，竟然还是作为贞观致治的“根据”了。如果不行可以看下面贞观十三年，魏征再次谏。毛病还是存在。责罚越来越重。

　　益州及北门造绫锦金银等作，魏征谏曰：
　　金银珠玉，妨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一女不织，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胜其耻。
贞观十一年马周亦有类似谏言，陈述时政得失时也说太奢侈了。《旧唐书·马周传》全文刊载，现摘录如下：
　　　　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臣闻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作法于理，其弊犹乱。陛下少处民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
还可以见《贞观政要·奢纵第二十五》.
　　岑文本上疏也这么说，见《唐会要·卷43》：
　　贞观十一年七月一日。黄气竟天。大雨。谷水溢入洛阳宫。深四尺。坏左掖门。毁宫寺一十九所。漂六百余家。中书舍人岑文本上疏曰。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为念。明选举。慎刑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畋游之娱。去奢从俭。减工役之费。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载櫜弓矢。而无忘武备。凡此数者。惟愿陛下行之不怠。则至道之美。与三五比隆。虽桑谷龙蛇。犹当转祸为福。变咎为祥。况水雨之患。阴阳常理。岂可谓之天谴。而系圣心哉。
　　贞观十三年，魏征上书批评李世民，不能克终俭约，近岁颇好奢纵。提出“十不克终”指出了李世民的十大罪状，其中关于游玩和奢纵的就有：
……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
……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
……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兴，而求丰实，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终不克终五也。
……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或时教习之处，道路遥远，侵晨而出，入夜方还。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事之不测，其可救乎？此其渐不克终七也。
……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此志将满也。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此其渐不克终，九也。
……顷年已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此其渐不克终十也。
　　（《贞观政要·慎终第四十》吴兢）
这儿条条都是罪行。但据说李世民听了，赐魏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于是吴兢又作为贞观的德政了。
　　奇怪的是，魏征虽然常受重赏，生活上也一直简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财产不能积蓄，到去世时，家中还非常贫困。
　　据《通鉴》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写《帝范》也不得不承认“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
　　吴兢所谓的“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完全是谎言。《通鉴》也跟着说谎。
　　李世民的好色是出了名的，而且到了丧失人论的地步。许多人已经揭露了这些事实。最最出名的就是，他发动玄武门阴谋杀害亲弟弟以后，就把弟媳霸占了，还杀了她的儿子。《通鉴》也承认：
丁酉，立皇子明为曹王。明母杨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宠于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为皇后。魏征谏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寻以明继元吉后。
他把自己和弟媳生的儿子，过继给弟弟，就算弥补了自己杀害侄子的罪恶，以及给弟媳带来的丧子痛苦。
　　还有他杀害了堂叔李瑗，霸占了堂嫂。据吴兢《贞观政要》：
贞观初，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宴语，时有美人侍侧，本庐江王瑗之姬也，瑗败，籍没入宫。太宗指示珪曰：“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取之为是邪，为非邪？”太宗曰：“安有杀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珪对曰：“臣闻于《管子》曰：齐桓公之郭国，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臣窃以为圣心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所谓知恶而不去也。”太宗大悦，称为至善，遽令以美人还其亲族。
吴兢在捏造历史，替李世民评功摆好！《通鉴》说：
　　　　考异曰：实录、新旧书皆云“帝虽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按太宗贤主，既重珪言，何得反弃而不用乎！且是人泛侍左右，又非嬖宠著名之人，太宗何爱而留之！今从《贞观政要》。
应该说《实录》是正确的。《实录》写于前，经过好多人的手，也还要经过李世民篡改。没有理由认为《实录》在污蔑他，而《贞观政要》写在后面，只出于吴兢一个人的手笔，也没提出任何证据来否定《实录》。只能说吴兢为了替李世民贴金，而在篡改历史。司马光“从《贞观政要》”的唯一理由就是李世民是什么“贤主”，他不是用事实来推出李世民是不是贤主。而是颠倒逻辑，首先断定李世民是个贤主，然后，一切不利于李世民是贤主的材料统统扔掉。
　　我早就说，吴兢写作非常不老实，许多地方捏造。他对贞观政治的总的评介，就全是谎言。基本上是从大周朝的实际政治抄过来的。一个“马牛遍野”就被我嘲笑过好多次了。其他如魏征等的谏言与其说是贞观的政绩，倒不如说是李世民的罪行榜，可是吴兢竟然把丧事当作喜事办，李世民“嘉纳”了，就好象办过了。
　　李世民的妻妾据我们知道有：长孙皇后、韦贵妃、徐贤妃、杨淑妃（隋炀帝女）、阴德妃、燕德妃、郑贤妃、杨妃、徐惠妃、韦昭容、王氏、杨氏（李元吉之妻）、武才人等。从《全唐文》可以知道，李世民还册封：杨恭道第三女为婕妤，崔宏道长女为才人，萧铿第二女为才人，萧铄第二女为美人。另有楚王李宽、代王李简，为后宫所生，后宫是谁不知道。没有生育的后宫有多少，更不知道了。
　　贞观二年，长孙皇后推荐郑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绝姝，当时莫及，访求得之，请备嫔御，李世民就聘为二品充华。诏书已出，准备择吉日接进宫中。魏征听说她已许嫁陆氏，出来制止。房玄龄、温彦博、王珪、韦挺等都说：“这个女子嫁陆家没有充分的证据，大礼既行，不可中止。”陆家也上表说：“父亲在的时候，与郑家来往，赠送的钱财和婚姻无关。外人不知道，妄有此说。”有了大臣劝进，李世民就不想放手了。最后还是魏征说：“陆爽以为陛下今虽容之，恐后阴加谴谪，所以反复自陈，意在于此，不足为怪。”李世民才放手。
　　这事可见《贞观政要》，长孙皇后也在帮李世民搜罗美女。
　　据说韦贵妃，在长孙皇后死后，主持后宫，也搞了个选美活动，招了一批美女进宫服侍李世民。
　　大唐开国功臣武士彟，我早就指出，他是唐高祖的第四野战军的缔造者，去世不过两年，李世民就霸占了他的女儿。据说李世民是因为听说她“美容之”而选她进宫的。我看多半是谎言。武士彠去世后，在武德功臣中结局算最好。他的家属扶灵柩回故乡，经过长安自然不会不进宫去向他报告，同时从他那儿得到抚恤。事实上李世民也封他为礼部尚书。那时武曌虚岁十二，多半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他看中了，两年后就宣她进宫。
　　李世民还给武曌起了一个下流名字“武媚娘”，这来源于隋朝一个黄色歌曲（淫词艳曲）《娬媚娘》，从这儿也可以看到李世民的品味了。毫无疑义，这名字对武曌具有侮辱性。所以武曌当皇帝后要给自己另起个名字，连用字也得另外创造。
　　据《魏郑公谏录》：
　　太宗谓侍臣曰：“汉代常以八月选洛阳中子女资色端丽者，载还后宫，此不可为法。然即日宫内，甚多配役之口，使其诞乳诸王，是非所宜。据此论选补宫列，理宜依礼。”
　　明明就是要大选美女，却偏偏要生出理由来。其中还透露了严重的门第观念。
　　究竟李世民选了多少个美女，是不公布的。
　　不过李世民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倒是留下名字来了，那就是刀人高惠通。据《太尉秦王刀人高墓志铭》：
刀人字惠通，渤海人，其先高辛氏之胤也。祖成并，世著英声，门传冠冕，金玉交映，青紫相晖。父世达，隋密州高密县令，制锦有方，不假询于子产；弦哥（弦歌）远播，遂得之于子游。刀人立性温恭，禀质柔顺，三从既备，四德无亏，武德五年六月五日被选入内，以为刀人。（睹）洛神之词，嗤毖妃之娇态；观鹊巢之泳，慕后妃之令淑；秋风未发，悲兰惠之早；寒霜靡零，嗟桃李之先落。武德九年四月十日寝疾卒于公馆，春秋卅，即以其月十四日葬于长安县龙首乡，乃为铭日：
　　洪源眇眇，华青绵绵。公侯世及，冠冕相传。诞生淑懿，绝后光前。兰桂竞馥，桃李争妍。始陪华馆，翻悲逝川。草（低）晓露，松没朝烟。如何匣玉，永閟幽泉。
　　这个刀人，一般认为是李世民的女保镖，同时也要伺寝。出身属于渤海高氏，大概是高士廉的同族，高士廉是渤海蓚人。父亲高世达，有人认为应该就是高士达，但只是一个县官，地位在高氏中不算高。她在李世民的公馆里地位也不高。但死后李世民给她的待遇却很高。
　　我很怀疑她不是病死的，而是刺杀太子失败而死。死后五十三天就发生了玄武门阴谋。我也不相信死后不过四天就可以完全安葬，并且刻下这个墓志铭。很可能是玄武门阴谋以后才得以真正安葬。
　　这当然不能说出来，所以只能说她寝疾卒于公馆，而且故意改变下葬时日。
　　《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七》云：“承衣、刀人、采女，皆服褖衣，无印绶。参准宋泰始四年及梁、陈故事，增损用之”。同书卷三六《后妃传》也记载：“又有承衣、刀人，皆趋侍左右，并无员数，视六品已下”。
　　据《刀人高惠通并非秦王李世民的女侍卫——兼论刀人的身份与地位》（段锐超著）认为，刀人不是李世民的女保镖，不可能有武艺。但是也承认“李世民为秦王时，由府中有‘刀人’之设，可以想见其侍妾之众”“该墓志倒是不经意地透露了秦王李世民一贯的奢靡与僭拟”。段锐超还认为李世民在战争时期不断地掳略妇女。高惠通很可能就是他掳掠来的。
　　蔡东藩《唐史演义》说：“原来太宗素性好色，见有美貌钗裙，往往不肯放过，所以弟妇杨氏及隋后萧氏，一股脑儿收入后宫，充作妾滕。此外妃嫱嫔御，也不可胜数……”虽然是臆断，也符合蔡东藩一贯的歧视妇女的观念，用于李世民却恰如其分。

　　　　　　李世民之死
　　李世民是吃仙丹死的。
　　物极必反，李世民自我放纵，为所欲为。贞观十九年才四十八岁，就已临近暮年。他从辽东返还京师长安的路上，身患毒痈，差点丧命。两年后，又得风疾，差点瘫痪在床。可是越到晚年，他越是希望长生不老，迷信神仙方术。
　　据《唐会要·识量·卷五十一》：
　　总章元年十月七日。东天竺乌茶国。长年婆罗门卢伽逸多。受诏合金丹。上将饵之。东台侍郎郝处俊谏曰。脩短有天命。未闻万乘之主。轻服蕃夷之药。昔贞观末年。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尔娑婆寐。依其本国仙方。合长生神药。胡僧既有异术。征求灵草秘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议者欲归罪于胡人。将申大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龟鉴若是。惟陛下深察。上纳之。遂不服其药。
　　这儿说的先帝，就是李世民。当时议论的人认为李世民就是吃了这个胡僧的药死的，要追究责任，将他处决。只是出于面子怕外夷嘲笑，才没有追究。其实这儿仍然在替李世民照顾面子，隐瞒服胡僧仙药而死，说成“没有看到效果”，但总算承认连著名医生们都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
　　《旧唐书·郝处俊传》相同地记载了这件事。
　　据《唐会要·识量下·卷五十二》说当时的皇帝唐宪宗问大家，神仙长生的事可不可以相信？李藩说，神仙之说出于道家。可是道家出于老子的道德经，只有5000字，主张质朴寡欲，是一治国治心的学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神仙不死的说法。都是后代假托圣贤的话，制造的怪论。秦皇汉武等前代帝皇为了长生不老，听信了这些谎言，受了方士的当，根本没有得到长生药。
　　此则前代帝皇。惑于虚说者。着在前史。其事甚明。贞观末年。有胡僧自天竺至中国。自言能治长生之药。文皇帝颇信待之。数年药成。文皇帝因试服之。遂致暴疾。及大渐之际。群臣知之。遂欲戮胡僧。虑为外夷所笑而止。载在国史。实为至诫。古人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诚哉是言也。君人者。据宇宙之广。抚亿兆之众。但当严恭夙夜。务为治安。则四海乐推。无思不服。天命所佑。自知延长。不可听诱惑之虚说。陛下春秋鼎盛。方志升平。倘能深鉴流弊。斥远方士。则百福自生。坐臻永年。伏愿详考古今。以保至正。则天下幸甚。
　　文皇帝就是李世民。这儿明确地写着，李世民就是吃了胡僧经过几年合成的长生之药，得了暴病，临到快要死了，群臣才知道，要诛戮胡僧。只是为了保住面子，怕外夷笑，才没有这样做，但是记载在国史上为后人的警戒。所以这种虚妄的言论是听不得的。
　　《旧唐·本纪第十四》也记载了这个事件，大致相同。说：
　　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诚哉是言也。君人者，但务求理，四海乐推，社稷延永，自然长年也。”上深然之。
　　这是官方第一次明确地承认李世民死于丹毒。
　　《唐会要·医术》卷八十一说：
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右卫率府长史王元策。奉使天竺。得方士那罗迩婆寐。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上颇信之。深加礼敬。馆之金飙门内。造延年之药。竟不就。放还。死于长安。
《旧唐书·西戎》列传也有记载，原来，唐朝的使者王玄策到了天竺，开始其四天竺国王咸遣使朝贡。后来遇到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发胡兵以拒玄策。王玄策随从都被抓了。只有王玄策跑了，到吐蕃和泥婆罗（尼泊尔）借兵反击，阿罗那顺失败被俘，王玄策带着俘虏回来：
　　是时就其国得方土那迩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飚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延历岁月，药成，服竟不效，后放还本国。
《新唐》对药材说的比较详细。《册府元龟·妖妄第二》卷九百二十二说得更详细：
那逻迩娑婆寐帝那伏国人也。贞观二十二年，右卫率长史王玄策破帝那伏国得之。自言寿三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颇信之，深加礼敬。馆之金飚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胜数。又遣使往娑罗门诸国以求药物。有药名畔茶法水出山中石臼内，有七种色，或热或冷，能消草木金铁，人手入水即销烂。若欲取之以骆驼髑髅，沈於石臼以水转注瓠芦中。每有此水处，即有石柱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传道出此水者即死。又有药名咀赖萝，在高山石崖腹有石孔，孔前有一小树，其叶青绿状如藜杏，石孔中有大毒蛇守之，人不得到。欲取此树为药，以大方头箭，射取枝叶，叶下便有鸟，鸟御将飞去，即以众箭射鸟，而取其叶。诡异之事类多如此。徒延岁月，术卒不就，後放之还其本土。竟不去，终死於长安。
　　李世民对这个外来和尚竟然深信不疑！以礼敬之，又让他住豪华宾馆。有人说：“每餐都是丰盛的美食，天天有一大群下人侍奉着，生活不亚于帝王。”即便是猜测，也决不是无端猜测。
　　那罗迩娑婆寐开列出一大串稀奇古怪的药材来，不知道有多少。李世民发动全国之力，劳师动众，耗时一年采集。有的有极强的腐蚀性，有的在高山上，有的在悬崖的山洞里，有的有石人守护，有的有大蛇守护，……国内找不到的，派使者走遍天下，找到国外去。不知道破费了老百姓多少财产，加了好多徭役，才将所有奇奇怪怪的药物办齐。经过一番折腾，丹药炼成后，他就这么吃了下去，导致中毒身亡。秦皇汉武并没有吃仙药，以至有人说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吃丹药而死的皇帝。死了也不体面，只好隐瞒。所以我们看到的记载吞吞吐吐的，至于李世民的《本记》，还不敢记载。即使如此，也没能隐藏住他吃仙丹而死的蠢举。
　　李世民也不是这个时候才服仙丹。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十一年正月，高士廉死，李世民往唁，长孙无忌正在高士廉丧所，劝于马首说：“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可知李世民此时已经服用丹药。大概是“国产货”，后来才改为“引进人才”生产。
　　《旧唐书·李世民大事纪》说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四月，“上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二。”实际决非这样简单。按理来说，王玄策在外国立了大功回来，该好好地重用，但他无声无息了，应该是推荐这个胡僧闯了大祸。
　　以后晚唐的武宗也是因服食丹药而死。据《旧唐·武宗本纪》：
三月壬寅，上不豫，制改御名炎。帝重方士，颇服食修摄，亲受法箓。至是药躁，喜怒失常，疾既笃，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等请见，不许。中外莫知安否，人情危惧。是月二十三日，宣遗诏，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们。是日崩，时年三十三。
　　这个病情和李世民几乎一样的。他吃了丹药十天不能说话。李世民也失言。
　　据《通鉴·贞观二十三年》：
丁卯，疾笃，召长孙无忌入含风殿。上卧，引手扪无忌颐，无忌哭，悲不自胜；上竟不得有所言，因令无忌出。
　　皇帝召大臣来自然是有话要说。可是李世民居然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说话，只好动手，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当是他已中毒说不出话来了。两天后，己巳，李世民死了。离开丁卯不过两天。大概因为唐武宗年轻，所以失言十天才死。
——李世民死是没有也不可能有遗嘱和临终遗言的。褚遂良和长孙无忌也绝不是顾命大臣。什么“无忌尽忠于我，……勿令谗人间之。”什么“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什么“佳儿佳妇，今以付卿”，谁知道这些话和所谓顾命大臣是怎么来的？高宗只有托孤大臣李世勣，这是大家都看到的。这些，笔者在其他场合说过多次，现在再一次地证明。
　　高宗不信方士长生的谎言，与李世民根本不一样。据《通鉴》：
　　（显庆二年）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以归，自言有长生之术。太宗（李世民）颇信之，深加礼敬，使合长生药。发使四方求奇药异石，又发使诣婆罗门诸国采药。其言率皆迂诞无实，苟欲以延岁月，药竟不就，乃放还。上（高宗）即位，复诣长安，又遣归。玄策时为道王友，辛亥，奏言：“此婆罗门实能合长年药，自诡必成，今遣归，可惜失之。”玄策退，上谓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世）勣对曰：“诚如圣言。此婆罗门今兹再来，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陛下遣之，内外皆喜。”娑婆寐竟死于长安。
暴君死去也还要给人民群众加上一层灾难！
　　本来没想到专门立一章，谁知道写下来，不知不觉地就有那么多。

　　2.西面
　　吐谷浑原本确实犯唐，武德时期皇太子负责北面战场，就打败过吐谷浑。武德八年，吐谷浑和唐和好，互市，出售耕牛有利于农业。贞观时期据说吐谷浑多次犯唐，其实充其量鼠窃狗盗，另外的罪名不听征入朝，也只是胆小不敢，吐谷浑还为儿子求婚的。可是李世民扩大事态，在贞观八年对吐谷浑大举进攻，必亡吐谷浑而后快，除了开疆拓土以外，另外原因是“吐谷浑良马悉牧青海，轻兵掩之，可致大利。”——就为这点蝇头小利，他发动了战争。
　　他派出李靖、侯君集、段志玄、李大亮、李道宗、李道彦、薛万均、薛万彻、樊兴、高甑生等等，加上突厥、契苾之众，以庞大的队伍击吐谷浑，穷追不舍。经过贞观八年、九年的作战，虽然最后吐谷浑极度残破亡了国，其王伏允被杀。唐也打得极其艰苦。如：
　　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无人之境二千馀里，盛夏降霜，经破逻真谷，其地无水，人龁冰，马啖雪。
…………
　　　　碛中乏水，将士刺马血饮之。
…………
　　　　吐谷浑可汗伏允悉烧野草，轻兵走入碛。诸将以为“马无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向者段志玄军还，才及鄯州，虏已至其城下。盖虏犹完实，众为之用故也。今一败之后，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李靖从之。
　　甚至还发生了赤水之败。
　　　　赤水之战，薛万均、薛万彻轻骑先进，为吐谷浑所围，兄弟皆中枪，失马步斗，从骑死者什六七，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将数百骑救之，竭力奋击，所向披靡，万均、万彻由是得免。
和吐谷浑和好的党项羌也一起被破败了。
　　　　春，正月，党项先内属者皆叛归吐谷浑。三月，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浑，杀刺史孔长秀。
　　　　乙酉，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击叛羌，破之。
…………
　　　　秋，七月，庚子，盐泽道行军副总管刘德敏击叛羌，破之。
　　　　党项寇叠州。
　　　　李靖之击吐谷浑也，厚赂党项，使为乡导。党项酋长拓跋赤辞来，谓诸将曰：“隋人无信，喜暴掠我。今诸军苟无异心，我请供其资粮；如或不然，我将据险以塞诸军之道。”诸将与之盟而遣之。
　　唐军又竖了一个敌人，相应地也付出了代价。
　　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行至阔水，见赤辞无备，袭之，获牛羊数千头。于是群羌怨怒，屯野狐峡，道彦不得进；赤辞击之，道彦大败，死者数万，退保松州。左骁卫将军樊兴逗遛失军期，士卒失亡多。乙卯，道彦、兴皆坐减死徙边。
　　以上均见于《通鉴》194卷贞观八年、九年。
　　唐的损失绝对不小。如不扩大事态，对于吐谷浑的扰边，略加反击，适可而止，同时保留吐谷浑不致破残，自此以后和吐谷浑友好相处，唐也不至于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
　　更重要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据《通鉴》：
　　甲申，吐蕃赞普弃宗弄赞遣使入贡，仍请婚。吐蕃在吐谷浑西南，近世浸强，蚕食它国，土宇广大，胜兵数十万，然未尝通中国。其王称赞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论，宦族皆曰尚。弃宗弄赞有勇略，四邻畏之。上遣使者冯德遐往慰抚之。
　　在李世民对吐谷浑展开灭国大战时，更大的敌人吐蕃正在兴起，并在一边看热闹。
　　乙亥，吐蕃寇弘州。
　　　　初，上遣使者冯德遐抚慰吐蕃，吐蕃闻突厥、吐谷浑皆尚公主，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赍金宝，奉表求婚；上未之许。使者还，言于赞普弃宗弄赞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许尚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相离间，唐礼遂衰，亦不许婚。”弄赞遂发兵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北，民畜多为吐蕃所掠。
　　　　吐蕃进破党项、白兰诸羌，帅众二十馀万屯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寻进攻松州，败都督韩威；羌酋阎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并以州叛归之。连兵不息，其大臣谏不听而自缢者凡八辈。壬寅，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甲辰，以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左领军将军刘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督步骑五万击之。
　　　　吐蕃攻城十馀日，进达为先锋，九月，辛亥，掩其不备，败吐蕃于松州城下，斩首千馀级。弄赞惧，引兵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上许之。
——这场灭吐谷浑战争好像就是为了吐蕃打的。虽然李世民下令吐谷浑复国，在吐蕃攻势下，已经极度衰弱的吐谷浑不得不逃走，民畜多为吐蕃所掠。连同党项、白兰诸羌一起被吐蕃吞下去了。唐不但付出了高代价，一无所得，而且面对着一个更强大的敌人了。
　　和原本要比吐谷浑强大得多的突厥比，李世民灭突厥要比灭吐谷浑容易得多。这正是因为吐谷浑并没有到分崩离析的地步。也正是如此，李世民灭吐谷浑就非常费力，以至于损失惨重，好不容易打下以后，却又面临着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了。灭吐谷浑实在是一个比灭突厥大得多的罪行，造成的恶果也大得多。
　　长期以来，李世民打的胜仗中，灭突厥都被人们看成了非常大的战争，而灭吐谷浑似乎微不足道。这根本不符合事实。一定要把这个颠倒的观念颠倒过来，灭吐谷浑才使得唐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贞观时期，辽东战役是最大的战役，这人们没有异议，而灭吐谷浑是第二大战役，虽然吐谷浑被灭，却使得唐大伤元气。这是一场惨胜。而唐和吐蕃的战争，则是败仗，另外灭薛延陀也是使唐元气大伤的战争。这些都是李世民穷兵黩武的战争。但对于吐蕃李世民就不是胜仗了。
　　在李世民令吐谷浑复国后，吐谷浑实际已成唐的属国，攻吐谷浑就是攻唐。吐谷浑大败近于灭亡，就是唐的大败。正常情况下，应该把吐蕃打回去，夺回吐谷浑土地。可实际情况是吐蕃进寇唐松州，败都督韩威。松州是重镇，必然工事坚固，兵力不小，韩威应该是比较大的败仗。“属羌大扰，皆叛以应贼。”甚至带走唐封的州。韩威打败仗就怪他轻出——当时他可以不出吗？
　　李世民派侯君集率五万步骑攻吐蕃，吐蕃攻城十馀日，牛进达不过趁其不备斩吐蕃千余，唐军究竟损失多少都隐瞒，据说吐蕃就退兵谢罪了。谁爱相信谁去相信吧！多半是报喜不报忧。
　　如果真的吐蕃失败退兵，还敢继续请婚？李世民也可以趾高气扬地拒绝。
　　据《旧唐书·吐蕃》：
　　弄赞遂与羊同连，发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以避其锋。其国人畜并为吐蕃所掠。于是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又谓其属曰：“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遂进攻松州。
　　《新唐书·吐蕃》也说：
　　谓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韩威轻出觇贼，反为所败，属羌大扰，皆叛以应贼。
　　名义上来迎公主，唐还根本没有答应呢。带那么多的兵，不是逼迫是什么？司马光在说李隆基送亲时，还说送亲哪里用得到九万兵。何况现在吐蕃迎亲，为什么就不说哪儿用得上二十万兵呢？就是五万兵也多了。这分明是逼婚么！
　　以上都是唐的记载。吐蕃方面的记载更是嚣张。据吐蕃史书《世系明鉴》记载：“赞普致书唐主曰：‘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西藏王臣记》则称“若不许（公主）行，则兵伐唐都；入蒙见允，则汉藏和好，永息烽烟。”《西藏王统记》中亦载：“如若是行，不得公主，我即遣化身军旅五万，杀汝，掳公主，劫掠一切城市而后已。”
　　在吐蕃的逼迫下，李世民不得不答应和吐番通婚。唐肯定打了大败仗了，即使五万唐军步骑没有打败仗，那么吐蕃在灭吐谷浑、败韩威后，不逼他吐出来，也是败绩。
　　面对强敌侵扰，李世民又怯战屈膝了。这就是文成公主进藏。
　　所谓吐蕃进犯兵力二十万也是夸大其词的，吐蕃自己只承认五万兵。夸大吐蕃兵力正是为了掩盖败绩。
　　如果当初不扩大事态，不灭吐谷浑多好！吐谷浑力量没受重大削弱，那么吐蕃首先要对着的就是吐谷浑。有较强的力量抵挡吐蕃，可以成为唐的屏障，吐谷浑和唐原本是唇齿相依关系，即使吐谷浑招架不住，需要唐的支援，吐蕃面临的也是唐吐合力对付。吐蕃如果一定要灭吐谷浑，那么唐战吐谷浑时发生的苦难都将由吐蕃来受了，吐蕃人口和物产比唐小得多，哪里经得起那么大的损失。唐也可以趁机收复吐谷浑，占地或者立国都由唐了。总之，李世民灭吐谷浑是他篡权后最大的失策！自此以后，吐蕃成了唐的重大祸害。这几乎贯穿了整个唐时期。
　　对于文成公主嫁吐蕃，现在被一些文人说得很崇高，似乎是一段两大民族友好联姻的佳话，为唐蕃之间促进了友好的经济文化交流云云。其实，唐是打了败仗后的屈辱。

　　2.西面
　　吐谷浑原本确实犯唐，武德时期皇太子负责北面战场，就打败过吐谷浑。武德八年，吐谷浑和唐和好，互市，出售耕牛有利于农业。贞观时期据说吐谷浑多次犯唐，其实充其量鼠窃狗盗，另外的罪名不听征入朝，也只是胆小不敢，吐谷浑还为儿子求婚的。可是李世民扩大事态，在贞观八年对吐谷浑大举进攻，必亡吐谷浑而后快，除了开疆拓土以外，另外原因是“吐谷浑良马悉牧青海，轻兵掩之，可致大利。”——就为这点蝇头小利，他发动了战争。
　　他派出李靖、侯君集、段志玄、李大亮、李道宗、李道彦、薛万均、薛万彻、樊兴、高甑生等等，加上突厥、契苾之众，以庞大的队伍击吐谷浑，穷追不舍。经过贞观八年、九年的作战，虽然最后吐谷浑极度残破亡了国，其王伏允被杀。唐也打得极其艰苦。如：
　　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无人之境二千馀里，盛夏降霜，经破逻真谷，其地无水，人龁冰，马啖雪。
…………
　　　　碛中乏水，将士刺马血饮之。
…………
　　　　吐谷浑可汗伏允悉烧野草，轻兵走入碛。诸将以为“马无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向者段志玄军还，才及鄯州，虏已至其城下。盖虏犹完实，众为之用故也。今一败之后，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李靖从之。
　　甚至还发生了赤水之败。
　　　　赤水之战，薛万均、薛万彻轻骑先进，为吐谷浑所围，兄弟皆中枪，失马步斗，从骑死者什六七，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将数百骑救之，竭力奋击，所向披靡，万均、万彻由是得免。
和吐谷浑和好的党项羌也一起被破败了。
　　　　春，正月，党项先内属者皆叛归吐谷浑。三月，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浑，杀刺史孔长秀。
　　　　乙酉，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击叛羌，破之。
…………
　　　　秋，七月，庚子，盐泽道行军副总管刘德敏击叛羌，破之。
　　　　党项寇叠州。
　　　　李靖之击吐谷浑也，厚赂党项，使为乡导。党项酋长拓跋赤辞来，谓诸将曰：“隋人无信，喜暴掠我。今诸军苟无异心，我请供其资粮；如或不然，我将据险以塞诸军之道。”诸将与之盟而遣之。
　　唐军又竖了一个敌人，相应地也付出了代价。
　　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行至阔水，见赤辞无备，袭之，获牛羊数千头。于是群羌怨怒，屯野狐峡，道彦不得进；赤辞击之，道彦大败，死者数万，退保松州。左骁卫将军樊兴逗遛失军期，士卒失亡多。乙卯，道彦、兴皆坐减死徙边。
　　以上均见于《通鉴》194卷贞观八年、九年。
　　唐的损失绝对不小。如不扩大事态，对于吐谷浑的扰边，略加反击，适可而止，同时保留吐谷浑不致破残，自此以后和吐谷浑友好相处，唐也不至于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
　　更重要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据《通鉴》：
　　甲申，吐蕃赞普弃宗弄赞遣使入贡，仍请婚。吐蕃在吐谷浑西南，近世浸强，蚕食它国，土宇广大，胜兵数十万，然未尝通中国。其王称赞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论，宦族皆曰尚。弃宗弄赞有勇略，四邻畏之。上遣使者冯德遐往慰抚之。
　　在李世民对吐谷浑展开灭国大战时，更大的敌人吐蕃正在兴起，并在一边看热闹。
　　乙亥，吐蕃寇弘州。
　　　　初，上遣使者冯德遐抚慰吐蕃，吐蕃闻突厥、吐谷浑皆尚公主，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赍金宝，奉表求婚；上未之许。使者还，言于赞普弃宗弄赞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许尚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相离间，唐礼遂衰，亦不许婚。”弄赞遂发兵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北，民畜多为吐蕃所掠。
　　　　吐蕃进破党项、白兰诸羌，帅众二十馀万屯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寻进攻松州，败都督韩威；羌酋阎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并以州叛归之。连兵不息，其大臣谏不听而自缢者凡八辈。壬寅，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甲辰，以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左领军将军刘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督步骑五万击之。
　　　　吐蕃攻城十馀日，进达为先锋，九月，辛亥，掩其不备，败吐蕃于松州城下，斩首千馀级。弄赞惧，引兵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上许之。
——这场灭吐谷浑战争好像就是为了吐蕃打的。虽然李世民下令吐谷浑复国，在吐蕃攻势下，已经极度衰弱的吐谷浑不得不逃走，民畜多为吐蕃所掠。连同党项、白兰诸羌一起被吐蕃吞下去了。唐不但付出了高代价，一无所得，而且面对着一个更强大的敌人了。
　　和原本要比吐谷浑强大得多的突厥比，李世民灭突厥要比灭吐谷浑容易得多。这正是因为吐谷浑并没有到分崩离析的地步。也正是如此，李世民灭吐谷浑就非常费力，以至于损失惨重，好不容易打下以后，却又面临着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了。灭吐谷浑实在是一个比灭突厥大得多的罪行，造成的恶果也大得多。
　　长期以来，李世民打的胜仗中，灭突厥都被人们看成了非常大的战争，而灭吐谷浑似乎微不足道。这根本不符合事实。一定要把这个颠倒的观念颠倒过来，灭吐谷浑才使得唐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贞观时期，辽东战役是最大的战役，这人们没有异议，而灭吐谷浑是第二大战役，虽然吐谷浑被灭，却使得唐大伤元气。这是一场惨胜。而唐和吐蕃的战争，则是败仗，另外灭薛延陀也是使唐元气大伤的战争。这些都是李世民穷兵黩武的战争。但对于吐蕃李世民就不是胜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