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调名存实亡
　　大兴土木、打猎、游玩、奢侈、享乐、追求长生、穷兵黩武——这一切加到人民群众的头上，最后结果就是人民群众的劳役、兵役、各种杂役繁琐，人民群众屡屡受到派遣。
　　大唐原本在唐高祖领导下确立了租庸调制，除非突厥入侵等，尽量少给人民群众以额外的劳役和兵役的负担。人民群众的劳役和兵役等负担，受到限制，可是李世民统治下，不再受到限制，暴涨了起来，人民群众深深地受着劳役和兵役的祸害。
　　前面已经通过岑文本的话，知道“今之百姓，颇类于此。常加含养，则日就滋息；暂有征役，则随日凋耗；凋耗既甚，则人（民）不聊生；人不聊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矣。”
　　种种杂役加到人民头上，再加上官吏私役，人民越来越凋耗，民不聊生，怨气充塞，人心离叛。这就是贞观的真实政治！
　　我们大概可以相信，一开始李世民听了魏征的话，不敢多派力役。
　　贞观四年灭突厥就使得兵役和力役增加了，幸亏突厥已经非常虚弱。可是随之而来的重修洛阳宫等大兴土木，接着追究各种享受和奢华，就大大加重了力役。
　　我们只要看，贞观四年，判死刑的人仅仅二十九人，到了贞观五年一下子上升到三百九十人，也就是增长了十几倍，就可以知道了。
　　越到后面人民群众的劳役和兵役负担越来越重。以至不堪重负。
　　据吴兢的《贞观政要·奢纵第二十五》，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时说：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昔唐尧茅茨土阶，夏禹恶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复可行于今。
译文是：
　　现在老百姓承受了隋末天下大乱和人口损丧的痛苦，与隋朝相比才只有十分之一。但是官府的赋税劳役，在道路上源源不断，哥哥去后，弟弟方才回来，前面的接着后面看不到底，远的劳役有五六千里路程，一年里春夏秋冬，没有停止的时候。陛下虽然发了恩诏，下令减少劳役，但有关部门的造作还是不能够取消，自然是要人的。白白地发文书，老百姓的劳役还是原来样子。臣每次访问，近四、五年来，老百姓很有抱怨的声音，认为陛下不让百姓休养生息。以前唐尧住在茅屋土房之中，夏禹穿着劣质的衣服，吃着简单的伙食，这样的事，臣知道不能再通行在现在了。
——马周说的是四、五年来，也就是说这是贞观六、七年以来的情况。从这儿可以看到，李世民虽然对于大兴土木等谏言每每“嘉纳”，实际有名无实，他想做的还是继续要做，老百姓的劳役自然省不了。这时百姓的劳役和兵役已经不堪忍受了。
　　马周的疏很长，后面简而略之，他又说：汉朝文景时代注意省俭，国力大增，到了汉武帝时期，穷奢极侈，因为有文景的积累，天下没有大乱，如果汉高祖刚打下天下就接着汉武帝，天下就必然完了。现在京师以及益州各处制造的供奉朝廷的物品，以及各王妃嫔公主等的衣服和首饰，凡是议论的人们都不认为节约。臣听说前面的帝皇白天黑夜地劳累，到了后世还会怠惰，制作法律为了天下大治，到了后来弊端还是会带来大乱。陛下年轻时在民间，知道百姓的辛苦，隋朝的成败，亲眼看到，还如此扰民。那么皇太子生长在深宫里，不知道外面的情况，陛下圣驾以后就该忧患了。
　　隋朝老百姓造反，国家随之颠覆，隋炀帝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应该从现在开始注意。不要让纣王笑夏桀的灭亡，周朝的幽王厉王也笑殷纣，隋炀帝又笑周、齐，这样的事情在现在再演，让后来的君王又来笑现在。
　　现在虽然丰收，老百姓却反而怨恨。现在所营造的都是不急的劳务。国家仓库积蓄虽然重要，但必须在人民有余力的时候收敛，不能在人民疲劳的时候强征。不然就是为亡国后的新王朝而积的。就好象隋炀帝积累的粮食给李密，帛绢给王世充，长安的积蓄留给本朝，到现在还用不完那样。——从这儿可以看到，马周所说的丰收，其实不是真的农业增产，而是朝廷搜刮财产大大增加了。
　　对于马周，李世民的回答居然是：“近来命令制造一些小的随身物件，没想到百姓就有这样的怨言。”——实际上是为自己开脱。也不知道他所说的“小的物件”究竟是什么。他总算口头上承认是自己的错误，下令停止。吴兢就作为贞观的大政绩来记了。
　　吴競不是说贞观时代“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吗？
　　马周揭穿了，原来供奉朝廷的物品，以及各王妃嫔公主等的衣饰，凡是议论的人们都不认为节约。总之是非常奢侈的。
　　贞观号称致治，其实老百姓非常苦的。贞观开始几年，李世民位置没有坐稳，被迫约束了一下自己的奢欲。即使如此，关东虽然顺高祖的租庸调法和均田制，百姓的余粮堆积如山，但关中就极苦了。
　　关内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己巳，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庚午，诏以去岁霖雨，今兹旱、蝗，赦天下。（《通鉴》贞观二年三月）
　　李世民发动不适宜的突厥战争，取得了胜利后，骄侈性和享乐性又起，百姓又坠入繁重的兵役和徭役之中。毫无疑问，这是他破坏租庸调法，给百姓一再地摊派额外征役的结果。
　　《通鉴》贞观十三年，魏征上书批评李世民贞观初期的约束自己没有坚持下去。一共有十条。
　　五月，旱。甲寅，诏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征上疏，以为：“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其间一条以为：“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上深加奖叹，云：“已列诸屏障，朝夕瞻仰，并录付史官。”仍赐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
　　吴兢的《贞观政要·慎终第四十》说了同样的话，在前面已经引用过了。
　　区别是《通鉴》略去了李世民“意在奢纵”。而且吴兢回避了魏征上疏的背景，而《通鉴》指出了原来这年发生了大旱，老天惩罚已经降临，怪不得李世民不得不听听大家的意见。
　　居然李世民还制造了“不给老百姓加重负担，就会骄逸，加重负担就容易使唤”这种理由来。原来他的本性就是奴役人民，加重人民的负担，而不是发动人民群众做有利于人民的事。这种“理论”隋炀帝都发明不出来。

　　吏治正是高宗整顿的。高宗一上台就撤碾硙、禁止土地兼并、减轻百姓劳役负担，尤其是关东百姓劳役负担。撤碾硙是整顿吏治，禁止土地兼并是整顿吏治，减轻百姓劳役负担，尤其关东百姓劳役负担更是整顿吏治。至于上面说的检查监狱，自然也是整顿吏治。据《通鉴》显庆元年四月：
　　己未，上谓侍臣曰：“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陈之。”
　　来济提议要不夺农时其省征役：
“今山东（注意）役丁，岁别数万，役之则人大劳，取庸则人大费。臣愿陛下量公家（注意）所须外，馀悉免之。”上从之。
　　来济所献的自然是善策。这告诉了我们几个问题：
　　首先这儿特别指的是山东。可见永徽时，关东百姓徭役仍很沉重。夺民农时，夺民蚕要，稀少的人口，加上繁重的徭役，自然民不堪命。农业自然歉收，百姓无食无衣。
　　高宗登基以来，罢辽东之役及土木之功，朝廷并没在关东开什么大役，那么是谁的征役呢？来济称“量公家所须外，馀悉免之。”可见当时百姓所苦的，已经并非是公家之役，而是官吏们的私役严重。
　　唐高宗整顿吏治的斗争，并非一帆风顺，一直受到长孙党的阻碍。唐高宗提出“所在官司，多不尽公”时长孙无忌大事化小为“小小收取人情”就是典型例子。
　　唐高宗要撤碾硙、禁止土地兼并、减轻百姓劳役，可是都受到了严重的抵制，一度开展不起来，永徽时期，朝政在长孙无忌及褚遂良之流把持下，唐高宗的政令不能通行，吏治才继续大坏，颇有贞观遗风。
　　唐高宗刚上台就下令禁止买卖世业、口分田，对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诏买者还地而罚之。可褚遂良就是第一个要抑买人地的，总算韦思谦借此东风劾奏下降职，大理少卿张睿册还要替褚遂良帮腔。不久褚遂良又回来了，韦思谦受到打击报复。
　　直到完全被长孙党把持了朝政为止。高宗完全大权旁落，吏治也就坏到了顶点。而陈硕真起了。
　　陈硕贞起义后，唐高宗夺回大权，真正亲政，碾硙才得到撤销。土地兼并才开始受到抑制。《旧唐·贾敦颐传》指出“永徽五年，累迁洛州刺史。时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颐都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又发奸摘伏，有若神明。”洛阳才得以退回被兼并的土地。可是关内却还没有这种消息。
　　显然豪富之室，籍外占田是从贞观延续来的。关中土地长期集中于关陇党、长孙党那儿。这中间包括长孙家、王家、柳家、褚家、韩家、崔家（崔敦礼）、赵家（赵持满）等等。一直要到长孙党，或者说关陇党覆没，才能得以解决。可是历史记载中一直没有看到。
　　在《前唐第一权臣、外戚长孙无忌与第一奸臣褚遂良》中，我们已经知道，显庆时期长孙党经历了三次谋反，其中显庆五年长孙无忌第三次谋反，历史记录被删去一大截，以至于连司马光也搞错了长孙无忌究竟死于那一年。正是显庆五年八月前后大量的记载被删除，连干支也一起删除。这些被删除的内容，应该包括长孙无忌的第三次谋反及其败露的过程，也应该有抄长孙党的家，抄出了哪些东西。正是长孙党垮台，抄出他们兼并的大批土地，才能使得关中的土地得以细化。我们就看不到关内高宗禁止豪富兼并，得以推行的过程，就是封建史家把这些内容删除了。
　　《高宗实录》，对于唐高宗一上台就下令毁碾硙、禁兼并土地、不准强买土地、以及严吏治、为民申冤，不可能不写。后来怎么收回权力，怎么重新真正地毁碾硙、禁兼并土地、不准强买土地、以及严吏治、为民申冤，以及关中在打倒长孙党后，实现了土地细化，也不可能不说。但是《资治通鉴》中，我们什么都没看到，《新、旧唐书》中更不可能看到了。显然都是被后来的封建史家大肆删除了。
　　高宗政治被抵制，长孙党把持朝政，和吏治大坏，官官相卫，正是一体的。反过来，高宗整顿吏治必然导致打倒长孙党。长孙党的得势正说明吏治大坏，贞观时期朝政已经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在长孙党手里，说明那时吏治已经大坏了。
　　可是高宗并非懦弱、闇弱之主。尽管一开始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这类权奸约束了唐高宗，甚至永徽四年高宗完全失去了权力，但陈硕贞起义后，高宗一旦夺回了大权，就身手不凡，最后终究打倒了长孙党，创造了集文、景、武于一身的文治武功。和他老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而李世民的上台是依靠阴谋和血腥的政变上台的，唐高祖时期的政治被他完全颠倒了。
　　唐高祖时期，奴隶们的地位大为改善，打仗立功者可以一样封赏。针对有人提出封赏奴不得与良人同。高祖说：“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勋之际，何有等差，宜并从本勋授”。所以在他的部下中，钱九陇、马三宝、樊兴，都是将军，还封公。他尝从幸司竹，顾谓三宝曰：“是汝建英雄之处，卫青大不恶！”封建史家却因为许敬宗给钱九陇立传，给他加了一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的罪名。处处表现出门阀观念来。
　　众所周知，李世民是修《氏族志》的。他重新树立起门阀的地位。尤其全面禁止奴告主，即使告谋反都不允许。《通鉴·贞观二年》说：
　　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谋反不能独为，必与人共之，何患不发，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斩之。”
　　《贞观政要 ·刑法第三十一》更是说：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禁断。假令有谋反者，必不独成，终将与人计之；众计之事，必有他人论之，岂藉奴告也？自今奴告主者，不须受，尽令斩决。”
那时，他血腥政变上台才多久？既然奴隶们告主人谋反尚且不能接受了，那么奴隶们告自身受到奴隶主的压迫就更不允许了。总之只许奴隶主剥削和压迫、残杀，不许奴隶们稍有解脱。可是吴兢居然作为贞观的德政来记。可见贞观时奴隶们地位之悲惨了。
　　一般农民地位也就好不了多少。所以我们看到了，人民群众受到深重的剥削压迫，叫天不应，呼地不灵。连高宗也看不过去了。大周朝，金轮皇帝是允许奴告主的。对于一般人民群众更是设铜匦开放“伸冤”，让人民群众受到压迫前来告状。封建史家们有意把告状歪曲为“告密”。

　　除此以外，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李某乙入冥记》。在这个小说里，作者称李世民为李某乙，完全是个反面人物。不但揭露了他囚父、弑兄、杀弟的罪行，又称李元吉为二太子，告诉我们齐王一度当了太子，这显然是玄武门阴谋正在进行时，皇太子已被害后，唐高祖任命的。而且该小说也告诉我们，李世民干了坏事，心理阴暗，披露了地狱里吏治大坏。地狱是人间的反映，正说明了贞观时期吏治大坏。该小说在民间长期流传，并被吴承恩引入《西游记》。但是在《西游记》里可没有那么深刻。二十世纪初发现的被帝国主义掠夺去的敦煌文献，才要深刻得多。但敦煌文件仍然不是原始的摸样，或许我们已经永远不能得到原件了。
　　该小说很长，说的是贞观十三年的事。这儿不能全文引用再翻译了。只能用白话文转述一下这个故事。
　　敦煌的文件没有了开头结尾，中间缺损也很多。这个小说应该是从李世民活着时听说自己要死了开始的。按照在群众中流传的民间说唱，李世民这时的表现是哭哭啼啼，假说太子还年幼，说到底是怕死。其实贞观十三年太子李承乾已经二十岁，不小了。后来李淳风给他写了一封信，要他到地府里后，走门路打通判官关节。
　　敦煌文件残卷是从李某乙到了地府开始的。
　　他心怀鬼胎，忧心若醉，觉得自己犯了不少罪，只怕回不去。
　　刚见到阎王时，他还倔强，皇帝的架子还放不下。当听到质问他见到了阎王为什么不拜舞时。他高声回答道：“要朕拜舞的是什么人？朕在长安只受人拜舞，不惯拜人。朕是大唐天子，阎罗王是鬼团头，为什么要朕拜舞？”
　　这阎王就第一个是奸商。一开始如此嚣张，听到李某乙的回答，觉得在下属中失了面子。就恼羞成怒……把李某乙派到一个“懆惡”的判官催子玉那儿去判断，作为惩罚。
　　催子玉连阎王的使者都怕叫他名字。
　　使者进去报告。催子玉听说来的是李某乙，就说祸事降临了。他觉得自己作为人臣有失远迎皇帝，让他在门外等候。但这绝不是他对皇帝真的有礼，而是想自己在人间当一个小小的辅阳县尉，全家500口人，过着吃肉骑马的生活都靠了这个皇帝——能够把他怠慢吗？假使李某乙命中该绝，那就一切都没关系。如果还有寿，等他回到长安，岂不是全家500多人，都成了刀板上的鱼肉了吗？也就是说，他对皇帝完全是实用主义，绝对不是爱戴和忠诚。皇帝死不了，就得尊敬他，死定了，就没有必要尊敬了。
　　他在里面忧愁，李某乙在外面看他迟迟不出来，也发了愁，心想是不是使者在他那儿说我做的坏事？真是心中有鬼！
　　正踌躇间，催子玉却穿着大礼服恭恭敬敬出来了。见过大礼，跪拜称臣，高呼万岁！李某乙也拿起架子叫他平身。问他和李淳风同朝为臣是什么关系？他自称如同管鲍。
　　听说他们关系很好，李某乙就把书信交给他。催子玉听说有书信就不高兴了，一度还不肯读。尤其读了书信以后，连君臣之礼也没有了。——原来李某乙要通过李淳风的关系来求他增寿。既然李某乙有求于他，还需要尊敬他吗？于是他一本正经地说：“李淳风和你同在朝庭为君臣，怎么可以来书信嘱托我这种事？”其实他的意思是，你该来求我，功劳是我的，得给我好处，怎么可以让李淳风来信打通关节？让他抢头功？——这就是他和李淳风的“情同管鲍”！
　　李某乙不知道他的用意，还以为他执法如山。听他这么说立即就感到无地自容。但还不甘心，放下架子，低三下四地问，信中说的这个事究竟可不可以？希望快快地告诉他。——当初在阎王面前他还拿皇帝架子，现在在一个判官，还是自己老部下，一个小小的县尉面前，他反而毕恭毕敬了。说到底，不怕官，只怕管。现在自己在他的管束下，人在屋檐下，那得不低头！
　　催子玉拿起架子说：“办不是办不到，但是很困难。”显然他不是坚持原则执法如山，不然就该说秉公执法，按规矩办，法外执行办不到！他叫困难，不就是要好处吗？
　　李某乙听说后以为没着，表情凄惨，涕泪俱下央求道：“我被你追到这儿来，太子年幼，能不能宽容我，让我回长安三五天，把社稷嘱托给太子后，再来不晚。”
　　催子玉见到鱼已经上钩，就说：“陛下宽怀，让臣研究研究。”李某乙依着催子玉走，到了一个屏墙里来。——说到底，研究研究就是奸商讨价还价，出的价钱高就可以，不然就不行。
　　催子玉带他到阴间六曹司来。让他听到两个人在哭。告诉他这就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个太子。这时李某乙还假惺惺地说：如果不是到地府里来，还见不到自己的兄弟。——李某乙不是忘了？自己正是他们的冤家对头，枉杀他们，把他们送到了地府来的。催子玉用他们来吓唬他。告诉他：两位太子来了好久了，口称冤屈，屡屡要求追取李世民的魂魄，对质。陛下如果不见兄弟，我还有办法帮你提供出路。不然到了六曹，和二位太子相见，冤家路窄，我就没有办法帮你回长安了。
　　催子玉完全知道两位太子是被李世民所害。他搬出两位太子来，并不是为了秉公执法，清算李世民的罪行，而是利用被害的两太子的冤情，吓唬李世民，让他给自己好处。至于两太子的冤情对他只有利用价值，没有必须伸冤之理。李某乙完全被他控制住了，不敢再胡说兄弟见面等谎言。两人进了六曹司坐下。一开始催子玉还假惺惺地说自己官职太小没法和陛下一起坐，暗示应该给他官职。李某乙说在长安你官职小，现在在冥司，你的地位不低了，可以一起坐。——就这样，催子玉让李某乙亲口说出，自己的地位不低了，李某乙应该求他了。他也就毫不客气地拜坐了。
　　催子玉招了一个童子来，问他皇帝在长安做了什么好事没有？那童子回答道：“皇帝什么好事都没做过。”——记住，李世民在阳间可一点好事都没做过哦！
　　在阴间要凭功德才能回阳间。既然李某乙毫无功德自然也不能回阳间，理该死了。催子玉有心靠李某乙的官司敲诈一点好处，于是启发童子，皇帝有没有大赦？赦免了多少人？这是多少大的功德？童子回答道：大赦三次，一共赦免了三万六千五百五十人。可折算成多少功德，算一下就知道了。
　　在六曹司里，……六曹司跟李世民一一见过，抱出三卷文书来，催子玉告诉李某乙，这是陛下的命禄文书，我可以替陛下勾改。李某乙就请他尽量替他勾改。催子玉即一本正经地在案前坐下，搜检文簿，发现李世民命禄已经完了。是一十三年的皇帝命。就在这一字上加了一横，变成了二十三年，又注：“十年天子，再归阳道。”
　　这个催子玉已经下定决心，不顾上诉的受害者建成、元吉两太子的冤情，要曲法袒护李某乙了。他添禄正是为了跟李某乙做一笔生意。希望用此为自己换取一个官做。
　　他报告李某乙已经替他改了命禄，李某乙问他如何改时，他想我不能一下子就告诉他改了“十年天子”，不如少说一些。于是说给他加了五年。于是李某乙答应给他财物。催子玉听说给了五年寿就给许多财物，心想告诉他改了十年寿，必然会给他一个官做。于是告诉他，再给他添寿五年，改了十年。李某乙于是再给他增加了财物，但仍然没有给他官做。催子玉听说只给财物不给官，于是就心中暗思，不做声。
　　李某乙却迫不及待地告诉他，等他回到了长安，催子玉必须朝拜他，催子玉说：“臣当然要朝拜陛下。”
　　李某乙又迫不及待地问催子玉：“卿什么时候放朕回去啊？”催子玉回答道：“希望陛下给我一纸文状，作为案底。就可以回去了。”李某乙说：“朕来的时候，就没有通过文状，如何通啊？”
　　原来那催子玉看到没有得到官职，决心好好地再敲诈一下，吓李世民一吓。于是告诉他：“陛下如果不通文状，臣有一个问题，陛下如果能回答，就可以回长安；如果答不出来，就不能回生路了。”李某乙听到，害怕极了。于是说：只要你给我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朕一定不负卿。——他再一次被催子玉玩弄得赶快许愿。
　　催子玉求官心切，那么可能你说要容易的就给容易的？他偏偏拿纸出了一个最最难回答的问题，问李某乙：“请问大唐天子在武德七年（九年之误），为什么要杀兄弟于前殿，囚父亲于后宫，盼望回答！”
　　李某乙拿到问题读了以后，就好象一拳击中了心头，闷闷不乐，把问题摔在地上，说：“这个问题朕没法回答。”
　　看到李某乙忧心仲仲，催子玉感到目的达到了，就收回问题，说：“陛下答不出，臣为陛下回答好不好？”李某乙当然很高兴，同意让他来回答。可是催子玉的代答不是免费的，告诉他：“臣为陛下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陛下大开口才行。”李世民不解，说：“你说要替我回答，现在又要我大开口，这是什么意思呀？”这时，催子玉才直端端地把自己的要价说了出来。
　　他说：“这开口不是那开口，臣在阳间官小了，现在只是一个辅阳县尉，希望陛下给我朝廷上一个立足之地，即使马上死也运幸了。”注意：他要的可是朝官。
　　到这个时候，李某乙才明白原来他要一个官职，就问他为什么不早点说？并问他是哪儿的人（可见李世民就是不准备给朝官，而准备给地方官）。催子玉回说自己是蒲州人。于是李世民马上答应：“赠卿蒲州刺史兼河北廿四州采访使，官至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仍赐蒲州县库钱二万贯，与卿资家。”崔子玉立即接了口敕赐官，到厅下拜舞，感谢皇帝以后，上厅坐定。
——注意，不是朝官！李世民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因此这儿必然有删改，而且我们可以猜测出这是把他和李世民的讨价还价给删除了。——李某乙也是有保留的，一样是奸商。保留什么？下面分解。
　　接着催子玉就准备回答问题。他自己出难题给李某乙，又自己替他代答。结果李世民得了十年阳寿，他得了官职和财物。
　　可就在这个时候，接到天符使来了，告诉崔判官，在阳间授他什么什么官，赏赐他多少财物。——和李世民答应他的一模一样。
　　李某乙说：“原来天符早已知道了，朕闻阴补阳授，真的不虚啊！”
　　他要求崔子玉代他回答的问题，催只用六字便答了。说是：“大圣灭族国安”，就好象李世民篡改历史，把玄武门阴谋定性为“诛管蔡”那样才三个字。——就这样，二位太子的冤情官司就被这笔肮脏的生意一笔勾销了。
　　该文件自称抄写于天复六年，公元907年农历2月11日，该年前也确实闰十二月，同年四月朱温代唐，所以在唐朝末期。

　　这个小说把贞观时期的吏治之腐败，贪官之阴狠暴露得一干二净了。李世民和催子玉、阎罗王都是一路的货，全都是阴谋分子，讨价还价的奸商，一个求贿，一个贿赂，一个挟私报复，一个前倨后恭。被自己的部下玩在掌心之中。各怀鬼胎，各显神通，丑态毕露。
　　这和唐高宗的《审理冤屈制》说的贞观时期的吏治大坏如出一辙。
　　二太子建成、元吉不是“虽事披论，官司不能正断。及於三司陈诉，不为究寻，向省告言，又却付州县。”以及“或为判官受嘱，有理者不申”？
　　李世民的命禄不是被“改换文簿，更相替夺”？
　　催子玉在管理人寿上不是“或进退丁户等色，多有请求；或解补省佐之流，专纳贿赂；”？
　　而李世民为了添寿不是“乡邑豪强，容其造请”？
　　总之贞观吏治，《李某乙入冥记》正是给高宗的《审理冤屈制》，提供了一个形象的例子，而《审理冤屈制》给《李某乙入冥记》做了一个全面的注解。
　　不过这还不是小说原貌。实际小说出现应该早得多。不是唐末，原作应该写于贞观时期。
　　这个文件最后，李世民说肚子饿了，催子玉答应给他取饭吃，再下面就没有了。文件断了！
　　应该说，不会无缘无故地说吃饭，我们只是不知道，吃饭后面又会吃出什么文章来了。
　　还有阎王受到李世民亢声羞辱，本来是惩罚他的。让催子玉审他原本就是报复。催子玉是怎么对待李世民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催子玉也只给了他十年的阳寿，李世民也只给了蒲州刺史……。后面将说按张鷟记载只是“蜀道一丞”，官还要小得多。
　　我就不相信，李世民在添寿时会不要求万寿无疆？而催子玉在加官进爵时会满足于“蜀道一丞”，“蒲州刺史”……“御史大夫”等，就不会要求特进、三公、异姓王？他不是要当朝官吗？
　　这两个奸商，讨价还价，双方都把对方的胃口吊着，不把价格放满。
　　催子玉显然权利有限，只能给他十年阳寿。
　　《西游记》说，催子玉给的是二十年阳寿，在命禄上添了两横，由十三年的帝运，增加到三十三年。这应该另外有本流传，也经过篡改把李世民写好了，崔判官也没有那么奸商了，阎王也和李世民双方客客气气了。
　　我们知道，贞观只有二十三年，没有三十三年。写出三十三年，正表明原始小说作于贞观时期。如果后世作者写，应该知道李世民什么时候死，不会写出贞观三十三年的。
　　一般来说小说正应该是写作于贞观十三年。那时李世民还年轻，虚岁四十二岁。说李世民做皇帝做了三十三年，那是不知道他死于贞观二十三年。大概总以为他正常年龄可以活到六十岁左右，那么做三十三年皇帝，是活到虚岁六十二。没料到李世民后来不能活那么久，五十二岁就吃丹药死了，贞观也就只有二十三年。
　　不过这到后来是可以改的。我们看到的敦煌文件正是修改了的。而且原作者在贞观时写，应该更加胆大包天，既然写出这样的文章，就不可能不全盘抨击李世民，为唐高祖和被害的二位太子鸣冤。
　　既然在贞观时期作的，自然不可能知道李世民庙号太宗，不可能称他唐太宗，原作者也决不屑于称他太宗，不会承认他是合法的皇帝。他给他起了外号“李某乙”。在敦煌文件中，我们看到了唯一的一次。其他称他皇帝、太宗皇帝、唐太宗，都不是原作者原意，都是后人改的。而且从文章中，我们也看到忌讳“世”、“民”。而原作者应该既没有必要。也是不屑的。应该从头到尾一直称李世民为“李某乙”。至于后来的抄写者自然没有那么大胆，不得不把调子放低一些。也有人早就指出了，什么“紫金鱼袋”在李世民时代是不存在的。
　　原作者的原文，应该更加具有批判性。既然阎王让催子玉来审理李世民，就是报复李世民的一开始拮抗，那么如果不是他自己开头造次、拿大，或许阎罗王亲自给他延阳寿要高得多，完全可以给他一个万寿无疆。可惜这篇文章后面没有了。
　　催子玉权力有限，只能给李世民加寿二十年，相应地，李世民只给催子玉一个“蜀道一丞”。比蒲州刺史还要低，可见李世民问他籍贯也不仅仅给他一个地方官，而是不让他在家乡当官，给他更低的地方官。
　　催子玉显然也知道自己的份量，只要求朝廷上有立足之地，并没有更多的要求。而李世民偏偏不给。不是他没有更大的官，他完全有权给他特进、三公甚至异姓王，以换取更大阳寿。可是既然催子玉只给他十年二十年的延寿，他自然不会给他高官。
　　可以想象，催子玉只是无法消受，他只有这点权力，李世民也不会随便给一个权力有限的人加高官。
　　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催子玉可以启发李世民直接去找阎王要啊？相应地李世民感谢启发，给他官职就会高些，进入朝廷。
　　当然要嘱咐他不能像刚来时那样倔强了。——如不是他自己开头造次、拿大，或许阎罗王亲自给他延阳寿，要高得多。可惜这篇文章后面没有了。
　　所以在原文中，李世民应该是这副摸样：对照一开始的倔强，他答应对阎王毕恭毕敬，决不倔强了。——这样，也就露出了他一开始面对阎王抗声对应的真面目——拿大、还不知道阎王殿的厉害。
　　阎王让催子玉给他加寿十年、二十年已经够宽容了。只是由于阎王报复，不愿意给他更大的阳寿，所以急急忙忙地把催子玉的官职限制于“蜀道一丞”或“蒲州刺史”，这正是不准备再给李世民添寿了。可是居然被歪曲为“天符早知，阴补阳授”。
　　可以看到，阎王爷本来就不准备给建成、元吉二太子伸冤仇的，不然就不会让催子玉来判李世民的官司，官官相卫嘛！倒是给催子玉一个人情，让他得一些好处。

　　　　　　要誉
1.纳谏?
　　李囗世囗民自古以来被捧为囗善于听取臣下谏言的君王，即使尖锐的谏言都乐于接受。这都是吴兢最初捏囗造出来的。
　　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囗革旧弊，兴复制囗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囗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囗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贞观政囗要》吴兢）
　　对于初唐政囗治，笔者早已说过，唐高祖建立的是统囗一战线，包括下层人囗民（主要是农囗民和奴囗隶）、寒族知识分囗子、起囗义将领，也包括关陇地主阶囗级这样的右囗派。
　　随着革囗命的深入和发展，旧隋的腐囗朽地主士族政囗权，包括宇文化及和王世充，也包括农囗民革囗命叛囗徒窦建德的消灭，旧隋腐囗朽大量地涌进了唐。如：直接来自旧隋的高囗士廉、李靖、庞卿恽等，最初由隋投机薛举后又转入唐的褚亮，萧铣败，丘和入唐。宇文化及手下的封徳彝、宇文士及，王世充手下的刘师立、杜淹、张公谨、苏世长，一度投奔窦建德也改变了这支农囗民革囗命队伍性质的裴矩、郑善囗果等，大量地转入农囗民起囗义军大唐来了。他们自然就是混入革囗命队伍的反囗动派。而统囗一战线中的右囗派，如：萧瑀、陈叔达背离了革囗命，日益走囗向反囗动。他们纠合使得革囗命队伍中反革囗命派越来越多。他们聚囗集在李囗世囗民的旗下（不等于就忠于李囗世囗民，像封德彝就是两面投机，武德八年李囗世囗民打了败仗倒霉时，就向皇太子提议除掉李囗世囗民）。秦王府中的长孙无忌本身就是关陇士族，李靖、庞卿恽就是从旧隋直接进囗入大唐，再转而投靠李囗世囗民的。其他如：高囗士廉、褚亮、封徳彝、宇文士及、郑善囗果、刘师立、杜淹、张公谨、苏世长、裴矩、萧瑀、陈叔达等，无不是加入秦府党，或倾向于李囗世囗民的。就是原来革囗命的也会有一部分人走囗向保守、反囗动。也可能有些人坚囗持革囗命不改变，但他们子弟就难保了。
　　唐朝的禁卫军，和历来封囗建囗政囗权一样，由高囗官们的子弟组成，随着革囗命队伍中反囗动派越来越多。他们的子弟混入禁卫军的也越来越多，这些高囗官子弟成了反革囗命政囗变的中坚。正是他们发动了玄武门政囗变。并且得到朝囗廷里的右囗派萧瑀、陈叔达、封徳彝、郑善囗果等的响应。
　　玄武门阴囗谋后，许多反囗动派坚囗持要彻底清算革囗命派，斩尽杀绝。而尉迟敬德却坚囗决反囗对。他既不是关陇党，也不是关东士族，更不是南方士族。他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大概正是这个原因，尉迟敬德虽然在玄武门阴囗谋中，出力最多，“功劳最大”、风险最大，却一直受到排挤打击。
　　毕竟李囗世囗民和那些老反囗动派不同，他采纳了尉迟敬德的意见。而且面对着尉迟敬德受打击排挤，他赐敬德《威风赋》。即使如此，封囗建史家还是大为不满。吴兢就不甘心。神龙初，长孙无忌及其党羽还没有平囗反，吴兢就硬囗说赐予房玄龄。再后来的封囗建史家，又改为赐予长孙无忌。许敬宗如实记载，倒过来污囗蔑许敬宗写史阿曲。
　　李囗世囗民和那些只知道反囗动的不同，他不能不考虑他篡夺的权囗力能不能稳固。他明白寒族知识分囗子和寒族军官的势囗力强盛，斩尽杀绝必然引起大囗波澜大反囗抗。而经过隋末革囗命，反囗动派大批消灭，寒族知识分囗子和寒族军官，力量强大，不可能尽灭，必须笼络，也得靠他们做事打仗。于是他另外建立了一个统囗一战线。下层人囗民，包括农囗民和奴囗隶，自然被排挤了出去，打入了地囗狱，寒族知识分囗子和寒族军官还是不能不用。所以他尽管屠囗杀排挤了这批势囗力的高级代囗表人物——唐高祖、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囗元吉、李瑗、李幼良，还有许多武德开国功臣等，如：李艺兄弟被害。李孝恭一度被囗捕，后来与李博乂、李奉慈一起在家韬晦。李世勣被冷落并州十几年，任瓌被诬囗蔑死于贞观三年，黄君汉被埋没，武士彟处于受排挤、被监囗视地位，后来总算起用为荆州都督，死后赠礼部尚书。
　　打击排挤了一大批后，还是不得不团结一批，成为新的统囗一战线的左囗派。看一下当时局势就知道了。河囗北的李瑗、陇中的李幼良、关中北面的李艺和利州都督李寿，虽然被杀囗害，他们的势囗力还在。南方尽管武士彟被调开，李孝恭一度被囗捕，后来软囗禁在京囗城，但毕竟南方半壁江山还是李孝恭打下的。就是四川也还是李瑗、李孝恭、皇甫无逸经营下来的天下。李世勣在并州只要不对头，更是随时可能杀进来。京师就那么可靠了？加上当时实行的是寓兵于农的府兵制，也就是全民皆兵。人囗民群囗众一旦感到了自己处境危囗险，随时可能杀上来。
　　这么看，李囗世囗民通囗过血囗腥的阴囗谋政囗变虽然篡夺到了政囗权，实际上却危囗机四伏，四面楚歌，好象坐在火山口上。只有建立起新的统囗一战线，才能够坐稳。他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他与长孙无忌以及旧隋腐囗朽不一样的地方。使得他坐了二十三年的天下。
　　这时，统囗一战线左囗派已经是原来次一等的人物了，如：王珪、刘洎、马周、崔仁师、岑文本、张玄素、戴胄等，而魏征成了他们的总代囗表，其他像许敬宗熬到最后终于出了头。对于最最反囗动的，李囗世囗民也意识到可以依靠他们篡权，但不能依靠他们统囗治，所以许多参加玄武门阴囗谋的后来就失囗踪了，应该是不受重用慢慢退出了历囗史舞台。甚至长孙无忌还不得不一度解除他的职务，尽管非常不情愿，不久又引回来了。
　　他起用魏征，就是做给左囗派看的，因为魏征原本最最反囗对他，甚至力劝皇太子早日定计除了他。——他尚可以启用，其他人该安心了，为他服囗务，保持他统囗治的稳固。而魏征，也是为了免得革囗命左囗派不至于损失更大，在隋末的大丧乱后，不能再来一次大内战，就皈依了他。但有条件的，他依然是原来的革囗命左囗派，绝不和右囗派同流合污。一旦李囗世囗民的做法过分有害，他不能不拼着自己的生命进言，尽量减少李囗世囗民对社囗会的危害性。这就是上谏，李囗世囗民局势所迫不得不一定程度上听囗从魏征的意见，甚至某些强直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的纳谏。
　　骨子里李囗世囗民还是为了关陇党服囗务的，他最最亲囗信的就是长孙无忌等人。所以对魏征的谏言也不是言必听囗从的。
　　这就是魏征埋怨的：
　　且君子小囗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囗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唯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今将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囗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囗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或不通。是誉毁在于小囗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所在，亦安危所系，可不慎哉！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患祸，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见小囗人而仁者。”然则君子不能无小恶，恶不积，无妨于正道；小囗人或时有小善，善不积，不足以立忠。今谓之善人矣，复虑其有不信，何异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虽竭精囗神，劳思虑，其不可亦已明矣。（《贞观政囗要·诚信第十七》）
　　《通鉴》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贞观十一年，魏征就已有这样的埋怨。前面引的十不克终，也有大致相同内容，第四条是说他亲近小囗人，疏远君子。第六条是说君子被小囗人馋毁。第八条是不以恩义对待群下，使得群下无法进言。——这本是对李囗世囗民的控囗诉，说他亲囗信小囗人而疏远君子，君子还经常被加刑罚。可是居然被吴競作为贞观时期李囗世囗民讲诚信的“根据”？！
　　贞观十一年，魏征另一上疏，以为：
　　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且以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然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囗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通鉴·贞观十一年》）
　　从这儿可以看出国囗民经济仍然远没有恢复，根本不能和隋朝极盛时期相比。甚至魏征还把天囗下囗大囗乱以及亡囗国的危囗机提到了日程上来了。而李囗世囗民的奢侈之囗心已经爆发，奸佞已近，忠囗良日疏。和贞观初比又大大退步了。
　　对于李囗世囗民的纳谏，上囗面我们在诉说贞观之乱，大兴土木、穷奢极欲，加重百囗姓负担等时，实际上已讲了。——虚心接受，一犯再犯，虚心接受，说改不改，虚心接受，坚囗决不改。不过他刚上台时，处境特别危囗险，所以还是听了改了一些的，甚至做出一付虚心征求意见的样子。但到他要灭突厥时，魏征的意见就不听了，突厥灭了后，如何处置突厥，魏征的话也不听了。突厥的灭囗亡，使他博得了威囗望，加强了对军囗队的控囗制。就不再真囗心听囗从谏言了，最最典型的就是洛阳宫的一建再建，终于达到了目的。
　　贞观四年的张玄素、贞观五年的戴胄，他都是勉强听囗从的。
　　贞观八年就有了皇甫德参事件。
　　贞观十一年魏征上了这样的疏。
　　李囗世囗民绝不是真正听得进不同意见的君主。他接受魏征的谏言完全是被囗迫的。甚至对魏征，何尚不暗藏杀机？
　　早在贞观六年，他就在长孙皇后面前泄囗露了杀机。据《通鉴》：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长孙皇后给他戴了高帽子，他从此就想当一个贤明的纳谏之君以示后世了。

　　魏征何尚不知道！
　　或有言徵阿党亲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验无状，彦博奏曰：“徵为人臣，须存形迹，不能远避嫌疑，遂招此谤。虽情在无私，亦有可责。”帝令彦博让徵，且曰：“自今后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闻君臣协契，义同一体。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
　　《通鉴》指出，这发生在贞观元年，魏征已受人诬告并立案调查，事后，不得不对李世民打预防针。越到后来，他越听不进话了。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禀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其所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謇谔之士，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朋党，谓告讦者为至公，谓强直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至于窃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诤。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化损德，其在兹乎？故孔子恶利口之覆邦家，盖为此也。（《贞观政要·诚信》）
　　政治日益下滑，奸佞之徒，如虫子遇到了惊蛰，蠢蠢欲动起来。魏征没有明确指出究竟谁是当时的“奸佞之徒”，仅仅根据这篇谏言，也无法断定他是否看破了长孙无忌及褚遂良一伙的奸佞。但从以后我们看到的情况来看，正是指他们。魏征自己被指责为朋党，马周为刘洎辩诬被称为“讳之”。褚遂良告讦被当作至公。刘洎、崔仁师强直被称为擅权。不但魏征自己被“窃斧生疑”，后来又有张亮、李君羡不得其死，也许得包括刘兰。正人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诤。张亮反形未具，百官皆言反当诛，连昔日的诤臣马周也只好缄口。刘洎、崔仁师、甚至魏征都被搞倒了。而长孙无忌、褚遂良一伙，谓之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岂止无咎？地位日益上升。朝政正面临褚遂良一类“荧惑视听，利口之覆邦家”的危险。
　　但是李世民还是没有改。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魏征曰：“比来所行得失政化，何如往前？”对曰：“若恩威所加，远夷朝贡，比于贞观之始，不可等级而言。若德义潜通，民心悦服，比于贞观之初，相去又甚远。”太宗曰：“远夷来服，应由德义所加。往前功业，何因益大？”征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义为心。旋以海内无虞，渐加骄奢自溢。所以功业虽盛，终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为异？”征曰：“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贞观政要·直谏》）
　　明明是李世民纳谏日益走下坡路，吴兢却毫不犹豫地又作为李世民好纳谏的“证据”。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贞观中期已经民不堪命，甚至福手、福脚还受到李世民严厉的制裁，还得继续服役。朝廷中也已经一片哑声。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征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 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通鉴·贞观十五年》：）
　　《通鉴·贞观十六年》，魏征病中上言：
“陛下临朝，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
　　对于魏征的谏言，李世民每每“嘉纳之”然而一犯再犯，下次还要再谏。接受谏言也越来越勉强。魏征谏言也越来越尖锐。经济未见好，政治日益下滑。
　　就在贞观十七年，魏征去世。
　　奇怪的是，尽管魏征因为上谏，李世民“悦而纳之”，动不动就是赏赐几十匹、几百匹甚至上千匹绢，还有黄金好多好多，照理魏征家当非常富裕了。可是魏征去世前夕，家还没有正寝，李世民给他建立小殿，还得赐以素屏风、素褥、几、杖等。他的财产到哪里去了？还是原本所谓的赐多少多少，是夸大其词？
　　魏征去世。他妻子对李世民的一品礼葬辞掉不接受，说：“魏征平生俭素，现在以一品礼葬，羽仪太盛，不是亡者之志。”最后用布车载柩，入葬无文彩之饰。
　　观察魏征的后半生，活得很憋屈。每天在钢丝上跳舞，随时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品质当然很高尚。但不仅仅如此，他明白自己一点错误都不能犯，稍有错误，就会有灭顶之灾。他妻子也知道。所以他一家必须非常简朴，绝对不会经营家道，更不会贪污受赃。但他去世以后，惩罚终于还是来了。
　　李世民以所谓的阿党罪，还有据说魏徵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褚遂良，于是对于先前答应的衡山公主嫁他长子叔玉，手诏停婚，推倒给他立的碑。这在《前唐第一权臣、外戚长孙无忌与第一奸臣褚遂良》已经研究过了。如果魏征还活着，说不定哪一天会被他一刀砍了。他真的善于纳谏吗？
　　辽东战役败回，李世民怅然说：“魏徵如果在，不会让我有此行！”赐劳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复立碑，但是公主的婚礼是永久地赖掉了。因为他的家逐渐衰落了。
　　魏征去世以后。岑文本、刘洎、马周、崔仁师等人，都忠直能谏。然而李世民越来越难谏了。但他仍然竭力做出善纳谏言的样子，甚至征求自己的过失。
　　据《通鉴·贞观十八年》：
　　（李世民）谓侍臣曰：“人臣顺旨者多，犯颜则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长孙无忌等皆曰：“陛下无失。”刘洎曰：“顷有上书不称旨者，陛下皆面加穷诘，无不惭惧而退，恐非所以广言路。”马周曰：“陛下比来赏罚，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见其失。”上皆纳之。
　　长孙无忌之流只会拍马屁。刘洎、马周谏得其所。接下去：
　　上好文学而辩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至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

　　《旧唐·刘洎传》要详细些，刘洎还特别指出“若贞观之初则可矣”即当时已大不如贞观之初了。——其实刘洎还是给他带了不少高帽子的。如：圣哲、至圣、至尊、“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等等。可李世民并没有真正接受。口说“今闻谠言，虚怀以改”实际还是当场辩而折之。什么“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云云。
　　到后来，褚遂良告黑状，刘洎被杀。
　　崔仁师我们已经知道，被他流放。
　　岑文本、马周忧心忡忡。最后朝中没人谏了。
　　房玄龄胆子最小了，看到李世民发怒即使不是对着自己也脸色雪白，从未有过谏言。看到高丽战争失败后，李世民不甘心，还要去报复以挽回面子。临终前，终于也按捺不住了。对儿子们说：“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注意：着重号），吾知而不言，死有馀责。”乃拼了命上表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闪了一缕亮光。李世民明明知道他说的是对的，还是坚决不改，坚持二征高丽。
　　有人明确指出：
　　李世民是纳谏还是纳名声？他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他来说，重要的是纳谏，而不是所纳谏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贞观之治！只是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塑造出一代圣君的形象罢了。
　　　　李世民人为造成“圣君”的过程，就是用垄断信息编造历史的方法，用假仁假义去涂抹掩盖当权者肆行私欲之实的过程。甚至涂脂抹粉从修改原始档案垄断话语权下手 。
　　　　善于假仁借义行其私欲，这就是朱熹眼中的李世民。据他说“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
　　客观条件所限，他不能为所欲为。既然如此，就谋个名声。实际上到后来，他对社会的破坏还是极大，尤其高丽战争以后，破坏丝毫不亚于隋炀帝，而贤晋王的才能、功绩及高尚品行，他是历来没有的。——一直到终于进入了千里人间地狱图。
　　他的太子李承乾“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宫臣或欲进谏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敛容，引咎自责。枢机辨给，智足饰非，群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为明而莫之察也。”
　　看来是学他的爹！
　　可以引用的材料还多得很，不能一一例举了。

　　3.篡史
　　为了吹嘘自己的功绩，李世民丧心病狂，篡改历史，不但亲自观看历史纪录，把逼父弑兄屠弟打击武德开国功臣的反革命政变，定性成“诛管蔡”，还几乎完全篡改了大唐开国史，把一切功劳归之于自己，把一切过错归之于别人，对高祖、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以及大批武德功臣，包括功劳很大的宗族，盛加罪恶。甚至许多连司马光都看不过去了。许多历史被删改得惨不忍睹，和突厥的战争几乎被砍光了。这儿不能一一论证了。我的《唐周历史研究》篇篇充满了对李世民篡改历史的鞭挞，尽量还原历史原貌。这儿只提一件事，为了给自己臭表功，把打天下的功劳归于自己，他搞了一个《秦王破阵乐》，后来又改名为《七德舞》。可是魏征实在看不过去，扭了一个屁股给他看。见不得他吹嘘自己的武功，而抹杀高祖、皇太子李建成等的开国武功。可是《资治通鉴》居然做出如下解释：
　　魏征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见《七德舞》辄俯首不视，见《九功舞》则谛观之。
　　《旧唐书·音乐一》贞观元年李世民才篡权上台第一次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阵之曲。他居然对群臣吹嘘说：
　　朕昔在籓，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于本也。
　　这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实际上他篡权以前“世间”有没有这个乐曲，只有他自己知道。
　　从《资治通鉴》的记载看来，司马光另有资料，他自己做了上述解释。

　　4.封禅
　　李世民要誉还表现在多次企图封禅上，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经过魏征驳斥，不得已放弃了封禅。但他后来一直汲汲乎封禅。有一次：
　　太宗谓房玄龄等曰：“封禅是帝王盛事，比表请者不绝，公等以为何如？”公（魏征）对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禅。自丧乱已来，近泰山州县，雕残最甚。若车驾既行，不能全无使役，此便是因封禅而劳役百姓。”太宗曰：“封禅之事，不自取功绩归之于天；譬如玄龄等功臣，虽有益于国，能自谦让归之于朕，岂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功归于天，有似于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谢泰山。公等评议。”（《魏郑公谏录·对封禅》）
　　他还会找借口呢！可是说到底还是臭表功，说自己有大功，标榜“功归于天”。可是他实在没有什么大功，把国家弄得一塌糊涂，终究到死也没有能够封禅。他的儿子、儿媳倒功盖于天，得以封禅。

　　　　　　徐充容的谏言
　　徐惠妃的谏言大家是熟悉的。《唐会要》《通鉴》《大唐新语》《新旧唐书》都有。我们这儿看《贞观政要》的。
　　由于李世民的末年，贞观二十二年，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劳弊。连充容（惠妃）徐氏也上疏谏了：
　　自贞观已来，二十有二载，……望陛下推功损己，让德不居。……是知业大者易骄，愿陛下难之；善始者难终，愿陛下易之。
　　这是说他的政治一年不如一年。
　　窃见顷年已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黩武玩兵，先哲所戒。……矜功恃大，弃德而轻邦；图利忘害，肆情而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愿陛下布泽流人，矜弊恤乏，减行役之烦，增湛露之惠。……
这是批评他穷兵黩武，东征高丽、西讨龟兹，损失惨重，得不偿失。
　　　　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兼遂。此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虽复因山藉水，非无架筑之劳；损之又损，颇有工力之费。终以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主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为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无竭矣；用而息之，则人斯悦矣。……
　　这是对于李世民大兴土木，广营宫室，营缮翠微、玉华两宫的批评。而且明明是追其奢侈，已经扰民了，还要显示自己节约，不想劳民，结果欲盖弥彰。
　　夫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鸩毒。窃见服玩纤靡，如变化于自然；织贡珍奇，若神仙之所制。虽驰华于季俗，实败事于淳风。……
　　批评服玩华靡。
　　　　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岂招亡之术，纣用之而国亡。方验侈丽之源，不可不遏。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
　　比之桀纣。揭露李世民不是一个节俭的皇帝，而是一个奢侈的皇帝，而且不知道将发展到什么程度。
　　伏惟陛下，明照未形，智周无际，穷奥秘于麟阁，尽探赜于儒林。千王治乱之踪，百代安危之迹，兴亡衰乱之数，得失成败之机，固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环目围之内，乃宸衷久察，无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志骄于业泰，体逸于时安。
　　批评言行不一，对逆耳忠言，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伏愿抑志裁心，慎终如始，削轻过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则令名与日月无穷，盛业与乾坤永大。
　　从这儿可以看到，贞观末年政治已经颓败到何等地步了！但是据说：
　　太宗甚善其言，特加优赐甚厚。
　　以上都见（《贞观政要·征伐第三十五》）
　　正像徐充容所说的那样，“知之非难，行之不易”李世民不是不知道各位正直人的谏言是正确的，但这次仍然是坚持不改。玉华宫照修不息。其穷兵黩武之心始终不息，准备于贞观二十三年大发军队再次亲征高丽。奢华之心亦依旧，翠微、玉华两宫继续施工。一直到丹中毒而死。
　　但这还不是全部。据《大唐新语·极谏》说徐充容的上疏：“ 词多不尽载。充容名惠，孝德之女，坚之姑也。文彩绮丽，有若生知。太宗崩，哀慕而卒，时人伤异之。”
　　哪一些被删掉了，只有李世民及其拥趸，包括吴兢，也包括李隆基等人知道。
　　这可以算是对李世民贞观时期的政治的一篇檄文，一个总结，一个全面的批评。可是到了吴兢那儿，居然又成了贞观政治好的“根据”。

　　　　　　李世民是如何从辽东狼狈逃回来的。
　　自古以来，顿兵于坚城之下，久攻不克，为兵家大忌。如再遇到后勤困难，那就更危险了。如果所出的大军，不少是裹挟来的，那么这些人就很可能成为敌人，并且造成土崩瓦解的局面。这种军队只能不断地进攻和胜利，一旦失败、后退，必然崩溃。拿破仑就是这样失败的。李世民的辽东战争，同样如此。他所发的汉族军队，自然人心思归，可他裹挟的奚和契丹，只要他一退，必然叛变。何况还有薛延陀在身后。他的高丽战争，实在是危局。可是高丽就是久久打不下来。天气又一天天冷了下来，粮草供给困难。李世民骑虎难下了。
　　但他的运气又一次特别地好，使他没有到达全面崩溃的境地。贞观十九年九月初七，壬申，（645年10月2日）薛延陀首领，真珠可汗恰恰在这个时候去世。
　　李世民知道后，假意为之发哀，但也不能不怕真珠儿子带孝袭其后，一度还企图冒险并力拔乌骨城，渡鸭绿江，直取平壤，后改为诸军急攻安市，冀克。纯属孤注一掷。
　　据《通鉴》考异，實錄说：“上謂近臣曰：‘以我量之，延陀其死矣。’聞者莫能測。”
　　司马光不信，说：“按太宗雖明，安能料薛延陀之死！今不取。”
　　李世民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不是不明白薛延陀从背后袭击是对他最大的威胁，必然有间谍派在薛延陀处，随时监视薛延陀的行动。
　　判断情况应该是：真珠死，早有李世民所派间谍报告，路上需要几日。对李世民来说，这实在是好机会。所以李世民指望在短时间内，攻克安市，取得实际胜利以安定人心。防止奚和契丹叛。可是蛮干不解决问题，安市还是攻克不了。筑土山，土山崩塌。李世民一怒之下，杀将领傅伏爱，继续命令急攻，还是不克。疯攻了几天后，不得不下令退兵。《通鉴》说，李世民“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才退兵的。实际上这只是部分原因。
　　实际情况应该是：不久间谍又来报，薛延陀忙于丧葬，又兄弟相残，嫡子拔灼追袭杀庶长子曳莽，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
　　于是李世民不得不赶紧撤兵逃逸。不逃的话，只怕拔灼要来追杀了。
——此时是贞观十九年九月十八，癸未（645年10月13日），相距真珠可汗死，仅11天。所以实际情况是非常狼狈的。偏偏真珠可汗死去，偏偏真珠死后两子争夺，给了李世民孤注一掷的几天时间。这时间是如此短促，在一阵猛烈的攻击以后，李世民就慌慌张张地逃跑了。
　　乙酉，九月二十（645年10月15日）至辽东，仅两天。第三天10月16日丙戌，渡辽水。辽泽泥潦，车马不通，命令长孙无忌带一万人，翦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李世民自系薪于马鞘以助役。
　　冬，十月，丙申朔，（645年10月26日）李世民至蒲沟驻马，督填道诸军渡渤错水，遇到暴风雪，士卒沾湿死亡很多，下令燃火于道以待之。
　　丙午（645年11月05日），到达营州，稍安全。假惺惺地祭辽东阵亡将士，“临哭尽哀”。为了掩盖辽东战役的失败，李世民对薛仁贵说：“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纯属自欺欺人。
　　据说，高丽战争，高丽方面损失，是被斩首四万余级，而唐军损失仅仅战士死者几二千人。
　　鬼才相信这种数字，一般来说进攻方伤亡应该大些，战马尚且死者什七、八，士兵可能仅仅损失不到二千人吗？——半路上还有奚和契丹的叛变、追杀。
　　徐惠妃在她的上书中这样说：
　　窃见顷年已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
　　可以看到，高丽战争唐朝的损失已经到了“丧军”的地步，农业的收成也填入永远填不满的大海里了。如果这场战争，唐朝只损失不到二千人，徐惠妃绝对不可能这样写的。这样写，正说明军队损失惨重。
　　丙辰（645年10月26日），李世民听说太子李治前来迎接，从飞骑三千人驰入临喻关，路遇太子。至此李世民方完全安全。
　　果然，薛延陀多弥可汗既立以后，因李世民出征未还，就引兵入侵河南〔朔方、新秦之地。〕李世民遣左武候中郎将长安田仁会和执失思力合兵击败薛延陀，追奔六百里而还。多弥又发兵入侵夏州；派薛万彻等十七州兵，与李道宗等相应。薛延陀至寒下，知道有备不敢进。
　　薛延陀出兵晚了，突袭也不是地方，如早一点发兵，抄李世民的后路，那么这次辽东战役，李世民有去无回了。将全军覆没在那儿。
　　这样不可避免地有一场灭薛延陀的战争。第二年贞观二十年（646年）春天就开始了灭薛延陀的战争。在回紇、僕骨、同羅的配合下，终于灭了薛延陀。但人民群众受尽兵灾以后，却不可能太平下来，回紇并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以后回纥又成了边患。突厥也再次成了灾难。
　　如果当初听了魏征的话，哪儿会有突厥的再起和薛延陀的强大。薛延陀强大以后，不把投降的突厥赶到他们原本所在的草原，挑起突厥和薛延陀的战争，哪儿会有后来的事呢？就是在薛延陀请婚，朝廷也已经承诺通婚的情况下，不出尔反尔，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战事。
　　奚和契丹也确实叛了。据《通鉴》：
　　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名遣入贡。考异曰：实录又有契丹、奚，云十三姓。按契丹、奚本非薛延陀所统，又内附已久，尝从征辽，非至此乃降。今从旧本纪。
　　司马光又犯傻了。契丹和奚，原本为李世民裹挟参加高丽战争。这不等于李世民狼狈逃回时，就不可以背叛了。战争打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众叛亲离的。《实录》称十三姓，正证明契丹和奚叛了。《实录》可以掩盖李世民的失败、掩盖他狼狈逃回、不明确说奚和契丹的背叛，但没有理由说《实录》在这儿会作假。
　　这仗一直打了三年，到贞观22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庚子，648年12月13日才有：
　　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并帅所部内属。以契丹部为松漠府，以窟哥为都督；又以其别帅达稽等部为峭落等九州岛，各以其辱纥主为刺史。以奚部为饶乐府，以可度者为都督；又以其别帅阿会等部为弱水等五州，亦各以其辱纥主为刺史。
　　又是连续三年的战争！
　　现在我们不知道的就是他们对唐军究竟做了多大的打击？老百姓付出了多少代价。至于这种非正义的战争对少数民族带来的灾难还未记在内。
　　如果辽东战役李世民有去无回全军覆没在那儿，对唐朝人民来说，这是一场灾难。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以后连绵的战争和四川的灾难就不会有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也将死在那儿，虽然并不等于不需要和关陇士族斗争了，但毕竟他们将占下风了。

　　　　　　入侵高丽造船州的灾难
　　⒈总叙
　　李世民征辽东，虽然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但他没死在那里。不死就不甘心，就好象赌徒，越输越赌，越赌越输。他要挽回面子，薛延陀战争才结束，就决定再次征高丽。除了派李世勣、孙貳朗、牛進達、李海岸、薛万徹、裴行方、古神感等人去轮番袭击以外，还准备亲自出马大征伐。为此需要造船，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据《通鉴》：
　　（公元647年10月18日，贞观二十一年夏历八月？应是九月十五）戊戌，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
　　（公元648年9月21日，贞观二十二年夏历八月二十九）丁丑，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
　　据《通鉴》，十二州是，宣、潤、常、蘇、湖、杭、越、台、婺、括、江、洪——这使得永徽四年江南爆发了陈硕贞起义，波及睦、杭、婺、歙四州。
　　但是，四川受到的灾难更重。《通鉴》说：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
　　上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或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所能载，宜具舟舰为水运。隋末剑南独无寇盗，属者辽东之役，剑南复不预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舰。上从之。秋，七月，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趣莱州。
在隋末的丧乱中，由于唐高祖、李孝恭、李瑗和皇甫无逸等的功绩，人口损失少，甚至历时三十年到贞观十三年，在其他地方人口大量减少下，四川还有增长，所以李世民等人就看上四川，四川灾难就来临了，隋末没受大丧乱，就要他们补一次大丧乱的课。农忙时节，七月开始伐木造船，九月就出问题：
　　强伟等发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壬寅，遣茂州都督张士贵、右卫将军梁建方发陇右、峡中兵二万馀人以击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许之。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上闻之，遣司农少卿长孙知人驰驿往视之。知人奏称：“蜀人脆弱，不耐劳剧。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毕，复征船庸，二事并集，民不能堪，宜加存养。”上乃敕潭州船庸皆从官给。
　　这样的记载在《旧唐书》里不会有的。《通鉴》也如此简单。实际情况是：四川的人口损失等同于隋末其他地方的丧乱。除去死亡以外，逃散几乎殆尽。甚至州县都废了。

　　⒉从剑南道户口的变化看李世民造船灾难
①隋末丧乱中剑南道的户口
　　在《李孝恭打下半壁江山》里我们曾列表说明在隋末的大丧乱中，四川和湖南人口不减反增。这儿再一次列上.。
表　：剑南道户口消长（小州略）贞观十三年比大业五年
　　　　　　　大业五年　　　　　贞观十三年　　　　家庭规模　孑遗（％）
　　隋　郡　县数　户　　唐州　县数　户　　　口　　口/户隋每户五口计按户计
　　蜀　郡　13 105586益州　 16117889 7403126.28 154.5124.7
　　　　　　　　　　　　　简州　　3 13805751335.44
　　越巂郡　 6 7448巂州　 10 23045536182.33 144.0309.5
　　眉山郡　 823799眉州　　5 36009 1697554.71 206.0256.7
　　　　　　　　　　　　　嘉州　　6 25085753913.01
　　金山郡　 736963绵州　　9 43904 1955634.45 105.8118.8
　　普安郡　 731351剑州　　7 36714 1900965.18 121.3117.1
　　新城郡　 530727梓州　　7 45929 2483945.41 161.7149.5
　　巴西郡　 10 41064阆州　　8 38949 1321927.02 170.2127.7
　　　　　　　　　　　　　果州　　4 13510758115.61
　　遂宁郡　 312622遂州　　3 12977684695.12 105.3102.8
　　资阳郡　 925722荣州　　6 12262566144.62 214.7262.2
　　　　　　　　　　　　　普州　　6 25840673202.61
　　　　　　　　　　　　　资州　　8 29347 1521395.18
　　隆山郡　 511042陵州　　4 17441801104.59 145.1157.95
　　临邛郡　 923348邛州　　6 15886728594.5998.2112.4
　　　　　　　　　　　　　雅州　　5 10362417234.03
　　泸川郡　 5 1802泸州　　6 19116668283.496741.7 1060.8
　　汶山郡　1124159茂州　　4 13386537614.0247.7 62.04
　　　　　　　　　　　　　翼州　　31602 38982.43
　　犍为郡　 4 4859戎州　　6 31670610261.93 251.1651.8
　　平武郡　 4 5420龙州　　21017 6149 6.05 22.7 18.8
————————————————————————————————
　　合　计　 106 385912 134 575754228265124.91 146.5149.2
每户五口计1929560人
　　案：茂州《旧唐》3386户，疑是13386之误，改为13386户。
可以看到，隋末剑南总的来说人口损失较小，还有不少增长。在三十年中，户数增加49.2%；口，如果大业五年以每户五口计，增长46.5%，都是很大的增长。大业五年，全国平均每户5.166人。从贞观十三年看，益州和简州（蜀郡）、剑州（普安郡）、梓州（新城郡）、阆州和果州（巴西郡）、龙州（平武郡）超出了这个数字。其他郡，户的规模都要小。贞观十三年全剑南道平均每户4.91人，略小于大业全国平均数。
　　虽然如此绝非没有战乱，有的州损失还不小，有的州增长却过大。
　　犍为郡三十年人口增长一倍多，户数增长竟然达到六倍半多。但每户平均人口在贞观十三年居然还不到两个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隋末丧乱中，有不少难民逃到犍为，从战乱中逃出的户口破碎，不少人只剩下单身，或者一户只有两个人。贞观十三年逃到犍为郡安家的难民，占户数的大多数。
　　泸川郡户增长到10.6倍，口增长到741.7%，平均每户不到三个半人，也应该这样理解——泸川郡是难民郡，泸州是难民州，主要由难民组成，十户几乎有九户是难民。
　　如果考虑到剑南道有不少人户是从战乱中逃入的，那么尽管贞观十三年平均每户只有4.91人，说剑南道在大业十三年平均每户有五口人绝不是高估了，或许就有5.166人，那么实际人口的增加，就没有46.5%，而是41.7%。逃入的难民在剑南安家，由于这些家残破，使得剑南平均每户减少，降低到4.91人。
　　在大战乱中，剑南道能够人口增加是很不容易的。还成了其他地方人民的避难所。这正是唐高祖、李孝恭、李瑗、皇甫无逸等人的巨大功绩。——萧铣在湖南省一样功绩巨大，江南李子通占据处人口也有较大增长。吴、余杭、会稽、东阳、永嘉五郡合计，户增长62.2%，平均每户5.54人。不知道有没有难民逃入得到安置？不过这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了。
　　我们还看到像眉山郡、资阳郡人口三十年也翻番，应该也是基本上没有战乱和其它灾难。户数增长也超过了人口增长，也是难民的避难之所。嘉州每户只有3.01人，普州只有2.61人。户和口都大幅度上升，而户的规模缩小到这么低，没有大量的难民是无法理解的。越巂郡户增长到三倍，是不是有不少难民安插到西昌一带去了？每家只有2.33人。
　　巴西郡特殊，无论阆州还是果州，人口增长都大大超出了户数增长，而且在贞观十三年，每户达到阆州7.02人，果州5.61人，都超出了隋大业五年全国户均人口数。这说明巴西郡的人户主要靠自行繁殖增长的，收容难民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巴西郡户数可以在三十年里增长27%，显然户也增大了，这是很不容易的成就。
　　蜀郡（益州和简州），和巴西郡差不多，户数增长24.7%，贞观十三年每户分别为6.28人和5.44人。即使发生战争，人口损失也不大，总的来说三十年来人户增长较大，每户规模也较大。

　　但并非绝对没战乱。
　　像临邛郡历经三十年来户数还是略有增囗加，但贞观十三年户较小，邛州4.59人，雅州只有4.03人，两州合计4.36人。如果以每户五人计，人口还是减少的，只有9囗8.2%，如果大业五年每户不止5人，那人口损失还要大些。
　　三十年来出生的人口减去正常死亡的人口，还抵不了非正常死亡的人口。这是不小的人口耗减。我们可以判断在那儿可能发生过较大的战乱和其他灾囗难。户数会有增囗加，原因还在收囗容难囗民。
　　遂宁郡、金山郡、普安郡，今遂宁、绵阳、剑阁一带，为什么不能达到巴西郡的27%？户数增长遂宁郡只有2.8%，金山郡虽然增长了18.8%，每户人口却只有4.45人，普安郡增长17.1%，每户人口也不到5.166人，这些地方一定也发生过战乱。更不要说汶山郡和平武郡了。在这三十年里，这两个郡不知道有没有受到外族入侵的破囗坏？好像吐蕃还没有打进来。羌族呢？
　　平武、绵阳、剑阁是入川的要道，唐第二野囗战军入川还是受到阻力的。或者其他势囗力，比如薛秦曾经企囗图入川，发生过比较大的战乱。食人族硃粲也曾经在四川。全囗国的隋官统囗治都很残酷，四川也不会两样，所以即使没有战争也不等于没有人口损失。
　　总的来说，四川的丧乱和战争已经无法仅仅根据《地理志》判断出来了。一直到武德元年，四川才逐步地属唐，那以后才没有战乱。即使如此，四川还在征王世充和窦建德时出了兵的，和萧梁战自然更依靠四川兵。所以李囗世囗民留下的资料根本不提剑南，不等于那儿绝对没有战争，而是被他隐瞒了下来，目的正是为了贬低李瑗和李孝恭等的成绩。那地方如果是他打下来的还不大吹特吹？
　　在隋末的战乱中，大量人口逃到剑南安置，并不是百囗姓的自行流囗亡，而是唐高祖有囗意识地组囗织的政囗府行为。据《册府元龟•卷486•邦计部•迁徙》说：
　　唐高祖初为唐王下囗令曰：比年寇盗，郡县饥囗荒，百囗姓流囗亡，十不存一，贸易妻子，奔波道路，虽加周给，无救倒悬，京师仓廪，军国资用，罄以恤民，便阙支拟，今岷れ款服，蜀汉沃饶，闾里富於，猗陶菽粟，同於水火，曩者储蓄，徵敛实繁，帑藏犹殷，宜垂拯济，木牛流马，非可转输，乐土重迁，理无从卜，则穷通之道，将由革变，外内户口，见在京者，宜依本土，置令以下，下官部领，就食剑南诸郡，所有官物，随至籴给，明立条格，务使稳便，秋收丰实，更听进止，
这不但是唐高祖的好政囗策，而且我们再次看到，尽管隋末丧乱，四川却属于“沃饶”“富於”的地方。
　　这儿称高祖初为唐王，那么安置难囗民应该从义宁就开始了。可是《旧唐书》居然没有一字记载。笔者也是本章写完以后很久才发现的，现在补上。看来笔者的判断不错（自批：自吹自擂！），四川确实收囗容了大批战争难囗民。只是现在还没有直接的文囗字证明，但泸川郡、犍为郡、资阳郡、越巂郡、眉山郡人口的变化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同样理由可以判断：在江南西道，武陵郡、黔安郡，也收囗容了大量难囗民的。尽管没有数据，但我还是相信，涪州不可能没有大量收囗容难囗民，从地形来看，它和泸川郡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