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尤其值得关注。他在《中国地质略论》中，极力的赞扬了“豪侠之士”，指出: “吾知豪侠之士，必有恨恨以思，奋炔以起者矣。” [3] 鲁迅也肯定“墨子之徒为侠”，在30年代，为了颂扬那种为民请命、急人所难、埋头苦干、不求名利的墨侠精神，他接连写下了《理水》、《非攻》两篇小说 [4]。 但是，在以当下为指向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中 [5]，他对侠在官方压迫和引诱下的变质、堕落，也进行了揭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武侠小说以“妨碍群众觉悟”、“阻挡革命发展”的罪名而被打入“另册”，侠成了一种“反动意识形态”。1932年瞿秋白先生就在《文学月报》第一期上发表了《大众文艺的问题》一文，说:“青天大老爷的崇拜，武侠
和剑仙的梦想”，“无形之中对于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发生极顽固的抵抗力”。郑振铎先生写了《论武侠小说》，茅盾先生写了《封建的小市民文艺》，都同瞿秋白相呼应，严厉批判和否定了武侠小说。[6]

建国后，侠义小说很少有人问津。文革期间，评论者将侠客对官府的投靠作是一种“变节投降”，武侠小说被认为是维护统治阶级及统治秩序的作品，就连代表侠之精神的“义气”，也被视作阶级敌人用来毒害青年、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思想。如北京大学编的《中国小说史稿》就持这种观点 [7]。直到20世纪80年代，此种观点仍屡见不鲜，例如郡烈山先生在《拒绝金庸》一文中说: “从历史认知的角度讲，武侠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无足轻重”; “从价值取向的角度讲，无论把武侠的武德描绘得多么超凡入圣，总改变不了他们‘以武犯禁’的反社会本质。……武侠迷信的是个人或团伙的武功，鄙弃的也是社会的秩序和运作程序。在追求法治和社会正义的现代社会里，这绝对不是一种应该继承的‘优秀传统文化”; “而武侠小说呢，从根本上说有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屠弱。”[8]
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港台武侠小说、影视作品的蜂拥出现，国内出版了大量武侠史研究的论著，研究侠的热潮出现了。一些著名学者如陈平原、严家炎、罗立群、陈墨、李零等先生，都参与讨论，有了一系列专著问世。例如:陈山的《中国武侠史》[9]，王海林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略》[10]，曹亦冰的《侠义公案小说史》[11]，徐斯年的《侠的踪迹一一中国武侠小说史论》[12]，王立的《伟大的同情一一侠文学的主题史研究》[13 ]等。最值得一提的是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它“开创了中国学术界类型学研究的先例” [14]。在内地和台湾都再版多次，极其受欢迎。
进入21世纪后关于侠的研究著作往跨学科的方向发展，如:侠与宗教(佛教、道教、民间秘密宗教)，侠与中外文化等。这方面的专著有韩云波的《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15]，汪涌豪、陈广宏的《侠的人格与世界》[16] 等。至于对金庸的新武侠小说的研究，当属热中之热，出版的著作就有数十种，论文更是多不胜数。
同时，港台的学者如倪匡、侯健、龚鹏程、温瑞安、张火庆、叶洪生、林保淳等先生，旅居海外的学者如刘若愚、田毓英、马幼垣、余英时、杨联阻诸先生，都从学术的角度，对侠作出专深的研究，描绘了侠的发展历程，并探讨了侠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还把中国的侠同西方骑士、口本武士等做了比较研究。

二、《三侠五义》研究现状概述
从《三侠五义》问世之口起，就受到广泛的关注。问竹主人、入迷道人、退思主人从内容和叙事方面对其进行了论述，并促进了它的出版。经学大师俞越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态，描写既细如豪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惟其第一回，叙述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乃“别撰一回”，又因为书中三侠中实为四侠，加上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共七人，所以把书名改为《七侠五义》[17] 。
阿英的《关于石玉昆》、李家瑞的《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胡适的《三侠五义·序》、王虹的《<龙图公案><三侠五义>》、吴英华和吴绍英的《有关<三侠五义>的一首可贵的诗》等研究文章对的《三侠五义》的作者以及成书过程做了多方面的考证的同时，还对书的内容作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侠士和包公两类形象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研究者们从中发现了许多新的材料，并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
胡适和鲁迅两位先生都对侠士的现象给予了正面的肯定。胡适在《三侠五义·序》中认为该书在描写侠客方面独具创造性，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对白玉堂、蒋平、智化、艾虎形象的刻画。 对白玉堂，胡先生认为作品刻画出了他身上的“骄傲、狠毒、好胜、轻举妄动”等短处，而这恰恰是石玉昆的“特别长处”。[18]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该书对侠客的描写最为成功，“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19]

三、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及创新点
清代中后期，从嘉庆年间到20世纪初，出现了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侠义小说。由于这类小说产生在清末社会大变革时期，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又由于它们主要是对侠的形象进行塑造，所以对后来的新、旧派武侠小说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从《三侠五义》中自然可以窥见清官与侠客在社会大背景下，适应新的民间理想和民间期待的感召下的流变，也可以感受到侠士形象对当时人思想的影响，对民族气节的影响。同时，这些独特的形象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武侠小说创作。再加上现代媒体的演绎，即使是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对白玉堂、展昭也耳熟能详。因而对《三侠五义》的研究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前人论述《三侠五义》最先是研究它的成书过程，除此以外，对它的研究论文主要分为对其形式的研究和对其内容的研究两大类。对形式的研究侧重在写作技法、叙事模式、语体色彩等方面。对内容的研究具体来说，有的研究清官与侠客形象的擅变，有的研究清官与侠客的结盟与分离，有的研究侠文化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擅变，有的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中侠士形象的类型及演变，有的研究侠士的生活场景及武功。但是对具体的侠士分析很少，本文力图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侠士形象及其精神的梳理，具体研究书中的“三侠”和“五义”，既研究他们共同的侠义精神，也列举典型形象进行个性研究，在共性中突出他们的个性，进而总结出“三侠五义”侠义精神的传承与新变。

第一章《三侠五义》侠士形象溯源
“侠士”在古代有多种称谓，如:“侠”、“游侠”、“侠客”、“刺客”、“任侠”、“剑客”、“剑士”等等。“司马迁是将‘游侠’和‘侠客’并称的。”[32]在《游侠列传》就提到“侠客”一词:“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易可少哉”。[33] 司马迁在记述《游侠列传》的同时，还写到了《刺客列传》，诚然，在司马迁看来刺客和游侠是有区别的，但后世论侠者大多认为他们区别不是很明显，且“刺客”的言行也可以和“游侠”的言行相统一，因而常常把两者放在一起进行论述。“任侠”这一说法也出现在《史记》中，如:《季布传》说“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34] 至于“剑客”、“剑士” 的说法可见《庄子·说剑》，到了唐传奇这种说法就渐多了起来。前人对这些概念也做了区别，如: 明末清初人方以智在他的《曼寓草·任论》一文中，对“游侠”和“任侠”进行了比较，大概认为“游侠”是指单身或少数的侠客或剑客，而能养士结客、有很多人依附的则是“任侠”。但这种看法却未必妥当，《史记·孟尝君列传》里说“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35]，可见孟尝君的门客中也有“任侠”。所以，区分这些概念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不同的时代对“侠”的理解有细微的差别，命名时侧重点也不同，因而称谓上也就存在差别。为了方便起见，本文就统一使用“侠士”一词，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史中的“侠”的内涵与特点。
一提起侠士，在人们的脑海中会马上浮现出一个光辉、高大的形象。他们不只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不顾性命，就是素不相识的人遇到危难，也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么，历史上的侠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吗?要了解侠士的真实形象，我们就要从“侠”字开始认识。
一、“侠”的内涵与特点
“‘侠’之一字在战国较晚的书中，方始见。”[36]《说文解字》对“侠”字的解释为“愕也，从卜，夹声。 [37] 而“愕”在《说文解字》中是“使”的意思。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进一步引申说:“侠也，按侠之言夹也。夹者，持也。经传多假侠为夹，凡夹者皆用侠。”[38]《汉书·季布传》颜师古注谓:“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39]
最早对“侠”进行论述的是韩非，《韩非子》中有很多对侠的论述，可以说是后世论侠之宗。韩非子认为侠的基本立场是“弃官宠交”。在《韩非子·八说》中如是说:“弃官宠交谓之‘有侠”，[40] “人臣肆意陈欲曰侠” [41]。他还从君权出发，对侠的危害有进一步的论述:“有侠者，官职旷也。”[42] 在《韩非子·五蠢》篇中也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又说“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43] ，在《韩非子·显学》里又说，“儒侠毋军劳” [44]，侠这个阶层已经是“不垦之地，不使之民”[45] 了。而在《六反》篇中，他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来解释“侠”的，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行剑攻杀，暴檄之民也，而世尊之曰 ‘嫌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46]
司马迁是第一个为游侠作传的人，在他的笔下，游侠不单单在是“以武犯禁”，而有了一定的进步意义。太史公在《游侠列传》里言:“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47]。班固与荀悦都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对司马迁对侠的赞扬持有异议。荀悦在《汉纪》中为游侠下的定义，云:“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疆于世者，谓之游侠”，[48] 就是侧重游侠对社会的危害方面，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游侠的某些优点，班固在《汉书·游侠传》就列举了侠的“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49]等优良品行。荀悦在《汉纪》中也说“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见危援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50]
那么，“侠”具有哪些基本特点呢?首先，侠站在君臣秩序之外，“以权力挟辅人”，因此，他们常常以自己意愿行事，轻财重义，但同时又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有诺必践的诚信品质和敢为人先的牺牲精神;其次，侠的“使”义反映出侠的依附性，他不能从一个社会阶级的角度对历史施加影响;再次，侠之“持”义说明侠扶助别人的功能，即章太炎所谓的“辅人”。
具体来说“侠”的特点如何，有学者做过系统研究。刘若愚最早在《中国的侠》一书中列举了“侠”的八种特征，包括重仁义，主公道，放荡不羁，重然诺，惜名誉等。田毓英《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第八章论侠之美德所归纳的与刘若愚的大同小异，有守信用，已诺必践，所行必果，牺牲自我，济困扶危等。侯健在他的著作《武侠小说论》中总结“侠”的十种特征和崔奉源在《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一书中列举“侠”的八种特征都有各自的说法，与刘氏的有很大不同。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观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不同。同时，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给“侠”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很困难的。
据《辞源》、《国语辞典》的解释，“侠”是指好义勇为，能见不平而奋起者，是指除暴安良、济弱锄强的人物形象或心理气质。大体上说，“侠”代表的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类带有侠气的人，着重在人格行为及人格气质层面，仅仅是人自身一种人格气质的体现。广义上的“侠”应该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他们不一定身怀绝世武功，只是具有一种精神气质。他们具有崇高的品格和道德修养，一般会对朋友义、对大众爱，甚至可以为心中之义不惜牺牲自己。

司马迁专门为刺客立了一则传记，记载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柯以及高渐离的事迹。其中豫让和聂政可谓“士为知己者死”的典型，因感知遇之恩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豫让吃尽千辛万苦，为智伯复仇并非受人指使，纯粹是报恩使然。聂政替韩仲子报仇，也是为了知遇之恩。聂政自己说过他本是一个“市井之人”，职业是“鼓刀以屠”，[55]而严仲子做为一国的高官却和他交朋友，这让他极为感动。可见聂政与豫让的见解是极为相似的:“有冤必伸，有恩必报”。而荆柯刺秦王除了“为知己者死”这一原因以外，还多了一层为国献身的意思。
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最为推崇的是朱家和郭解。朱家行侠好义，存亡死生，赴士之陀困，即使自己“家无徐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朝牛”，还是专为大义，趋人之急，“所藏活豪士以百数”[56]。更为难得的是，他帮助过许多人，却从不图回报，也从不向人夸耀。朱家曾经帮过季布将军的忙，在季布获得尊贵的地位后，就避而不见。郭解除了慷慨大方，急人所难，还有一些江湖义气。他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朋友报仇。他的外甥强迫别人喝酒，被人所杀，他的姐姐要郭解杀了凶手为甥报仇。郭解抓到凶手后，问明缘由，错在己方，就做主放了凶手。虽然朱家和郭解在性格上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他们在行侠仗义，主动为人解困的行为上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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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侠士的意气行事，以武犯禁，自班固《汉书》以后史家不再为侠客单独立传，要想了解以后各个时代的侠士，只能从一些好侠尚气的人物传记中看到一鳞半爪了，虽难以详知他们行侠的事迹，但可以想见侠风还是存在的。

三、文学作品中的侠士形象
中国文学样式繁多，且起源较早。除了比较接近历史的稗史笔记以外，小说、诗歌、戏剧中都有关于侠士的描写。这些作品中的描写固然不乏写实的成分，但基本上是想象和虚构的。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侠”逐渐成为一种正义的神话。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的内容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在这些诗歌中，吟咏侠士的诗也占了一席之地。这些诗中有描述侠士生活的，也有吟咏历史上侠士的，多数是借吟咏侠士来抒自己心中不平的，但以叙事诗的形式来描绘侠士形象的却很少见。元明清戏曲中有以历史为题材的侠士戏，也有取材于历代小说的侠士戏，这其中尤以唐传奇和《水浒传》最为常见。这些作品多是借已有的内容来抒作者胸中块垒，侠士形象也没有太大变化。所以，本文主要探讨一下稗史笔记和小说中的侠士形象。
中国的先民们就拥有英雄侠士的梦想。上古神话中的女蜗就是一个为了大众的利益而不惜自我牺牲的典型。当天柱被撞折，天空露出大洞时，为了天下人们的利益，女蜗挺身而出，炼石补天，最终拯救了天下苍生。这类有侠气的神话人物，能补天，能逐口，能填海……他们几乎是无所不能的。
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很少有对侠士的描述，秦汉之间出现了《燕丹子》。这个故事与《史记·刺客列传》中荆柯刺秦王的故事基本相同，只是情节更为详细，甚至有些地方有点夸张。两汉时期出现了被认为是最早的武侠小说的《吴越春秋》虽然这篇故事并不完整，但却可以感觉到作者想要突出的大约是袁公的神奇，也可以窥见充斥其间的神怪色彩。
魏晋时期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代，中国小说史也揭开了重要的一页，各类志怪志人小说纷纷出现，其中最为优秀的当数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录侠士事迹较多也要数这两本著作。《搜神记》本就是记一些怪异非常之事的，其中的侠士也多像《三王墓》中的侠士一样神奇怪异，行踪不定。《世说新语》记述了汉末至东晋社会各个层面的多个人物的事迹，当然也记录了几位游侠的事迹，如行劫的戴渊、除害的周处、劫新妇的曹操等。他们或拦路抢劫，或横行乡里，或闹恶作剧，基本不是行侠仗义、抱打不平，至多是带了一种豪气。这一时期的其它作品，大多是模仿《搜神记》和《世说新语》而作，其中的侠士也和这两本书的描写相似，如:托名陶潜所作的《搜神后记》基本上是描摹《搜神记》的，其中有“比丘尼”一则，所写的比丘尼可以说是一位僧侠，他关心国政，在桓温即将篡位时，用神怪之术来威慑他，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安定了社程。值得指出的是这位僧侠仍是神异非常，“破腹出脏，断截身首”后仍能恢复如常。总之，魏晋时期文学中的侠士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志怪小说中的，多奇诡怪诞，行踪不定;一类是志人小说中的，多是一方豪强，横行霸道。

11 待续，，

隋唐五代时期的小说，大多和唐传奇一样，都是对琐闻轶事加以渲染附会，人物事件的奇异色彩也较为浓厚。既有仗义行侠的宣慈寺门子、义救李勉的无名侠客，又有勇于复仇的侠女崔慎思之妾、贾人之妻，甚至有钟傅、李宏这样的搏虎豪侠。这一时期的小说在侠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出现了剑侠这一新形象。以前的侠士们大多不会武功，多靠交游广阔，义气行事，而唐传奇第一次把轻功和剑术与侠士结合起来，把“武”和“侠”融合起来。这些侠士除了拥有很多神奇的技艺，诸如幻术、神行术之类，还借助于化骨水这类药物。《聂隐娘》一篇充满了各种幻术描写，聂隐娘可以化成极小的动物，潜入别人的腹中，与精精儿搏斗还能化作红白二蟠。这一故事中还出现了化骨药水，精精儿死后，聂隐娘把他化得毛发不存。神行术如《传奇》中记载的昆仑奴磨勒背着一个人还能飞跃崇山峻岭。《集异记》里的贾人妻越墙而去，身如飞鸟。他们多半独来独往，令人难觅其踪。他们的神秘诡异还在于身份隐晦，不为人知，平时有多种身份做掩护如商人妇荆十三娘、仆人红线等，他们只在危急时刻出现，功成即身退。
宋元时期，志怪类笔记多谈神鬼，没有太大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志人类笔记和话本小说则多用写实笔法，记载的侠客数量也较多，且平民化倾向明显，侠客不再高高在上，行踪不定，神鬼莫测。如《北裔记异》中记述了一个虬须老人为救他人之妻，乔装改扮去夺人妻之恶霸吕用的家，威吓他交出受害人的故事。要注意的是，这个故事中的侠士救人的手段是自己涉险去威吓恶霸，而不是杀入其家，强行抢人。如果是唐代的剑客早就杀人于无形了，根本无须乔装改扮，直接面对恶人。宋代的侠士大都像这样不轻易杀人，重在对恶人进行惩戒。除此之外，宋元的话本中也有许多对侠士的介绍。因为今天能见到的宋人话本多在明人编辑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中，所以就把宋元明的话本小说中的侠士放在一起做个介绍。话本小说是市民文学，主要反映市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因而歌颂侠士扶危济困，仗义惩恶的行为成为了这些话本小说的主要内容，表达了市民阶层对侠士的期待和企盼。如:《醒世恒言》第十三卷收录的《李沂公穷邸遇侠客》一文，就描写了一个是非分明的“床下义士”，他“平生专]抱不平，要杀天下负心之人”。[57]《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谭侠》中的十一娘声明她要为天下人复仇，有五种贪官奸恶在她必杀之列。《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味戏》中的神偷懒龙宣称他劫取贪官的不义之财救济穷人是天道当然。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侠士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平人间的不平，弥补法律的缺憾，实现了下层民众对公理正义的渴望。
明清时期，大量的长篇章回小说不断的涌现。它们给侠士提供了广阔的表现天地。无论是侠义精神、侠义意识还是侠义观念都深深的浸润到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之中。应该说，“明清长篇通俗小说的讲史、英雄传奇、神魔、世情四大类型的代表作中都有侠义之士的形象出现，程度不同地表现了侠义观念”，[58 ] 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一诺千金，知恩必报，他的身上体现着一种古侠之气；《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以武犯禁，锄强扶弱尽显豪侠之风;《红楼梦》中的柳湘莲不畏权贵，重友重情，自有一种侠士之风……“明清长篇通俗小说中不仅众多作品表现了某些侠意识，还出现了以武侠人物为主体集中表现侠义内容的长篇武侠小说，产生了最辉煌的武侠文学”。[59]《水浒传》可以说是中国长篇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它塑造了大量的侠义英雄形象，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侠义世界。总的来说，明清长篇小说中的侠不是一种职业，是一种性格，一种精神风度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侠士更为贴近生活，他们和普通民众一样，有普通人的生活行为不再游离于政权之外，以武犯禁，效忠于封建政权的侠士，比较典型的像《水浒传》、《三侠五义》等。后文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第二章《三侠五义》中侠士形象的共性特征
广义上的“侠”应该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并不一定要身怀绝世武功，只要具有一种侠气即可。《三侠五义》所呈现的侠义世界，就不仅仅体现为侠义英雄们的锄强扶弱、惩恶扬善，更体现为普通人(主要指一些不会武功的人而言)的侠义胸怀和侠义行径。问竹主人在《侠义传·序》中指出其 “极赞忠烈之臣、侠义之事。且其中烈妇烈女，义仆义鬓，以及吏役、平民、僧俗人等，好侠尚义者，不可枚举，故取传名曰‘忠烈侠义’四字”。[60] 的确，《三侠五义》刻画了身处社会各个阶层的多个人物，他们的身上都或多或少的散发着侠气，就连包公、严查散、倪继祖这样的朝廷高官也不例外。除了为国为民的男性侠士和正直善良的女性侠士，还有那些充满侠气的忠义仆从和颇有侠风的普通民众。他们共同构成了《三侠五义》多姿多彩的侠义世界。
当面对着冤假错案时，人们会寄希望于四类人来为他们平反昭雪，“其一是寄希望于农民起义军和绿林好汉; 其二是大力歌颂执法如山、为民伸冤的清官; 其三是借助鬼魂复仇和因果报应;其四是渴望出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人义士”。[61] 但是，人们慢慢的发现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一旦胜利就成了又一个残暴统治者; 明镜高悬的清官也不常见，从宋至明几百年也就那么一个包公; 鬼魂是否会复仇成功又无法亲眼所见，因果报应也难以证实; 于是，侠士成了人们最后的选择和依靠。千古文人侠客梦中自然就少不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八个鲜明的大字。在大家的眼中，一个侠士如果做不到这八个大字，不但不能成为人人交口称赞的大侠，就是侠士这个称谓也显得那么的名不副实。《三侠五义》这个以侠义名之的作品，自然也不能离开这八个大字。

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对于侠士来说“武”至关重要，但是《三侠五义》所构筑的侠义世界的人物拥有的功力存在着差异，因此在遇见不平事时，他们的应对手段自然就会产生差异。武功高强者“该出手时就出手”，实在不行刀剑出鞘，兵刃相搏;武功较差甚至不会武功者，只能凭着意气，赴汤蹈火，奋勇向前，性命相搏了。
(一) 仗义救人的侠士
《三侠五义》的侠义世界，当然是以“三侠”和“五义”为主。虽然他们出身不尽相同，性格也存在差异，但他们打抱不平，除暴安良，扶弱济贫这些义举是共同的。
南侠和北侠是被推崇的人物，他们出手大方，极为豪爽，行事光明磊落，为人侠肝义胆。书中的侠士以南侠出场最早，且贯穿前半部书，地位重要。包公一望南侠就觉得他与众不同，气质独特 “叠暴着英雄精神，面带着侠气”[62] 而展昭也没让包公和读者失望，出场之前就施恩于人，一上场就被人称为“恩公”，一出手就是一锭大银。当天夜里又救包公于危难之中。自此之后，南侠数次救包公于水火之中，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北侠相貌独特，碧睛紫髯; 他高强的武艺，曾让丁兆兰和白玉堂心服口服。一些恶人例如马刚之流，为恶被北侠撞见，必然会恶有恶报，身首异处。欧阳春并非官府中人，诛杀襄阳王自是与他无关，但是收服钟雄，剪除襄阳王的羽翼，北侠却功不可没。只因为襄阳王谋反会使生灵涂炭，胸怀大义的北侠怎忍袖手旁观?
双侠名列三侠之中，路见不平自然也会“拔刀”相助，岂能落于人后。马禄拉邓九如去抵债，大爷丁兆兰恰逢其事。他一面吃酒，一面向张老儿仔细盘问太岁庄的情况，暗自盘算如何除去马刚，还向在座的欧阳春慷慨陈词，表明心迹“似你我行侠尚义，理当济困扶危，剪恶除奸。若要依小弟的主意，莫若将他除却，方是正理”。[63躺使丁大爷当时身带利刃，早就“拔刀”相助，让马禄尸横当场了。正是鉴于自己手无兵刃，丁兆兰只好再一次试探北侠“若举此义，不但与民除害，而且也算与国除害，岂不是件美事?”[64] 由于北侠表面上的无动于衷让丁大爷忍无可忍，只好盗刀行义。大爷的仗义除害之举，实在值得赞赏。二爷丁兆蕙也同大哥一样，行侠仗义不落人后。他救了跳水寻短的周老后，本着“救人需救彻” 的信条，马上去郑家茶楼查看形势，当晚就惩治了郑新。第二天即把所有的银子全部给了周老开茶楼，让他有了生的希望。南侠都不禁感叹“如此仗义疏财，真正难得"。[65]
“五义”是书中的主角人物，他们能成为结义兄弟，其中主要一点就是“好行侠作义”[66]。卢方初到东京就碰上了花花太岁严奇指使家奴强抢民女，他放下寻找兄弟的大事，仗义出手救下了民女，却为自己惹来了官司，可是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行为，主动和王朝、马汉去见官。韩二爷恩救二公差，义救邓九如，奋力擒花蝶，哪一件不是当成自己的事在尽心尽力?为了擒住花蝶，二义士被毒药镖打伤几乎丧命。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抓住花蝶的决心，伤好以后，马上又投入战斗中，和大伙共同努力，终于抓住了花蝶。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五爷白玉堂更是行侠仗义不顾自身的人，他们深信 “天下人管天下事”，一遇不平事，立即就出手, 白玉堂一出场就出手救助贫困老者替人还银，行侠仗义夜盗苗秀家，闹东京更是救助穷困书生严查散。
早在《搜神记》中就出现了勇于杀蛇的女侠李寄的形象，唐传奇中更有武功高超的聂隐娘、红线女等女侠形象。同样的，《三侠五义》中也不乏武功高强，英姿飒爽的女侠形象。她们见了不平事，从不袖手旁观，仗义救人也不输给男侠。金头太岁甘豹之女甘玉兰“不但女工针莆出众，而且有一身好武艺”，[67]虽然从小和开黑店的甘婆婆生活在一起，却依然保留一颗真诚善良的心。甘婆婆做暗昧事，玉兰姑娘每每规谏，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为了救沙氏姐妹，玉兰更是苦口婆心，不惜把已死多年的父亲都拉出来劝谏，最后终于说动了甘婆婆。玉兰见母亲答应放人，马上再生一计，又救了蒋平。小侠艾虎和沙氏姐妹的姻缘也是因为沙凤仙和沙秋葵姐妹在艾虎处于危难之际仗义出手救了他的性命。
“三侠” “五义” 个个除暴安良、扶危济困，女侠们也心存正义、仗义救人。“真是行侠作义之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 [68]

(二) 充满侠气的普通人
除了那些武功了得的女侠以外，《三侠五义》中也塑造了不少不会武功的奇女子。她们同样也心存正义，遇见不平之事，敢于“挺身”相救。相比较而言，她们更为难得，其行为更值得称赞。
《三侠五义》一开篇就写了“为人正直，素怀忠义”，[69]为救太子勇于牺牲的寇珠。她敢于违抗刘娘娘的严命，把太子给了老公公陈琳。事情败露后，她抗住严刑，至死不招，让贵为皇后的刘氏也无可奈何。
《三侠五义》中这样充满侠气的纤纤弱女子不在少数，最值得一提的是朱绛贞和宁婆婆。朱绛贞义放倪继祖，最终还成就了一段良缘。恶棍马强私扣倪太守，朱绛贞设法搭救太守及被掳女子锦娘后，自知难以活命，在死前她自言自语道: “哎，人生百岁，终须一死。何况我爹爹冤枉已有太守搭救，心愿已完，莫若自尽了，省得担惊受怕。但死于何地才好呢?有了，我索性编死在地牢。他们以为是锦娘悬梁，及至细瞧，却晓得是我，也叫他们知道是我放的锦娘，由锦娘又可以知道那主仆也是我放的。我这一死，也就有了名了，[70] 朱绛贞舍身救人的同时还注重死后留名，可以说是一个有行侠意识的侠女了。
宁婆婆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妇人却有勇有谋，为人仗义，救人危难，不愧一个“侠”字。包三公子包世荣被武氏私放得脱，逃至方善家中，得病不起。方善为其抓药途中拾一金镯遭了官司。方家仅有一弱女，家无主事者，幸亏有个“为人正直爽快”[71]的街坊宁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代小姐探监。方善托书将女儿许配包世荣，宁婆促成婚姻并与包世荣商议搭救方善。包世荣写书求救，宁婆义无反顾，送信救人。她到县衙送书求救，更加显出精明能干、考虑周全，坚持要开中门方亲自递书。就见她 “不慌不忙，迈开尺半的花鞋，咯瞪咯瞪进了中门，直上了大堂。”[72] 可以说，“宁妈妈是个精明老练之人，不戴头巾的男子”。[73] 她重信重义，不辞辛苦，往来奔波，最终不负所托。
在《三侠五义》中还有不少像宁妈妈这样拥有侠义精神的普通民众和忠义仆从。仅“狸猫换太子”一案，就先后有“一腔忠义，不顾死生”[74] 的首领陈林，“做事豪侠，往往为他人奋不顾身”[75]的小太监余忠，“为人忠诚”[76] 的冷宫总管秦凤等人，为搭救太子和李后或舍生忘死，或忍辱负重。而“为人梗直，好行侠义”[71]的张别古为替古今盆鸣冤三进包公的大堂，锲而不舍，真正令人赞叹 !
书中的一些书生寒窗苦读多载，想要赴考，却无奈囊中羞涩，每当这时仗义疏财的侠士就出现了。先有慷慨赠金的刘洪义后有助友赴考的金必正。颜查散进京赶考，书生金必正不仅赠送银两，更为其设想周到:“我们相公知道相公无人，惟恐上京路途遥远不便，叫小人特来服侍相公进京。又说这位老主管有了年纪，眼力不行，可以在家伺候老太太，照看门户，彼此都可以放心。又叫小人带来十两银子，惟恐路上盘川不足，是要富余些个好。”[78] 金必正不只仗义疏财，还为颜、生想的极为周到，遣了雨墨来随其上京，让老太太可以有人照顾，颜生可以安心赴考，没有后顾之忧。
杨芳本是水贼陶宗、贺豹的帮闲，可是他临危向善，救了李氏夫人后，又去救她的儿子，并且以仆人的身份在孩子(倪继祖)身边生活了接近二十年，直到他长大成人，可以接受了，才讲明了他的身世。后来倪继祖身陷霸王庄，得蒙朱绛贞搭救，趁夜放走主仆二人，不料仓惶间慌不择路，“忽听后面人马声嘶，猛回头见一片火光燎亮。倪忠着急道: ‘不好了!有人追了来了。老爷且自逃生，待老奴迎上前去，以死相拼便了。’ 说罢，他也不顾太守(倪继祖)，一直往东，竟奔火光而来”[79]。倪忠在危难时全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一心为主，他的身上表现出来得忠义让人钦佩。
颜查散的小书童雨墨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孩子，颜查散被诬谋害金蝉小姐而被投入监狱，多亏了雨墨服侍，不至受苦。后来雨墨受白玉堂指点，尽管他从未见过官，但为了主人鼓起勇气拦舆告状，洗清了主人的冤屈。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能做到这样，就更加难得。
这些人并不以武功取胜，甚至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关键时刻却能挺身而出，舍身求义，这种壮举令人赞叹。可以说他们勇于献身的精神比那些身手不凡的侠客更为可贵，更加令人唏嘘不已。

二、 义结金兰，共同进退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为了兴复汉室这个共同的目标，不离不弃，并肩战斗，历来被人们称颂。提起《三侠五义》中的兄弟情谊，当首推陷空岛五鼠。陷空岛卢家庄本是卢方的父亲卢太公留给他的，但是却成了五鼠共同的家园。他们的出身和性格并不相同，本领也是各有所长: 大爷卢方是陷空岛卢家庄的庄主，为人“和睦乡党，人人钦敬”，他有“爬杆之能”，因而绰号叫做钻天鼠; 二爷韩彰是黄州人氏，行伍出身，很重情谊，“会做地沟地雷”，因此绰号叫做彻地鼠; 三爷徐庆是山西铁匠，憨直爽快，“能探山中十八孔”因此绰号叫做穿山鼠; 四爷蒋平是金陵客商，诙谐刁钻，“能在水中居住，开目视物，绰号人称翻江鼠”; 五爷白玉堂是金华武生员，“少年华美，器宇不凡”且“文武双全”人称锦毛鼠。[80] 但他们却义结金兰，情谊深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经营着共同的家园。五义都被封官以后，几个人又重新住在了一起，共同为国出力。
白玉堂去东京找展昭后，卢方简直思念成疾 “每口里瞎声叹气，坐卧不安，连饮食俱各减了” 一口四义聚于待客厅，卢大爷先是回忆了以前五人相聚时的情景 “自我弟兄结拜以来，朝夕相聚，何等快乐”，接着说白玉堂 “至今去了两月有余，未见回来，劣兄好生放心不下”，又恐 “五弟此去倘有疏虞，那时怎么得了”?[81] 方方面面都照顾到，唯恐五弟有一点闪失和差池。说着说着，大爷已经坐立不安了，直欲要去东京寻找寻找。他对五弟的关心爱护，简直胜于亲兄弟。蒋平自告奋勇要与韩彰、徐庆二人前去找寻白玉堂，卢方马上替三人饯行，根本不考虑自己在家中是否寂寞，遇事能否处理。遣三鼠来京后，卢方仍然无法安心，最后还是亲身来到东京。等到见了白玉堂的面，卢方“不由的长者之心，落下几点忠厚泪来”，“述说了许多思念之苦”[82]。后来因受白玉堂的挤兑，既觉得对不住兄弟，又觉得对不住恩相，万般无奈的卢方竟然想到了以自尽结束一切，一了百了。卢方见到包相后，立即替白玉堂请罪，说五弟 “年幼无知”，望 “相爷垂照”[83] 金殿面君的第一件事也是给白玉堂请罪 : “罪民因白玉堂年幼无知，惹下滔天大祸”，接着话锋一转，他把罪过全揽在自己的身上 “全是罪民素口不能规 箴忠告善导，致令酿成此事。惟有仰恳天恩，将罪民重治其罪”[84]。 柳青听说卢方为白玉堂着急，也连赞卢方“这样爱友的朋友”[85]。 仁宗皇帝看见卢方替白玉堂领罪，“不愧结盟的义气”都“圣心大悦”[86]，赞不绝口，我们这些普通人对他们的兄弟情就更加羡慕、感叹了。
需要指出的是，卢方对兄弟的爱，是一视同仁的。他不仅仅对白玉堂关爱有加，对其他的兄弟也是爱护备至。三兄弟去东京寻找白玉堂，久去不回，卢方挂念不已，只得自己起身去东京寻找。卢方因为白玉堂之事要上吊自尽，多亏蒋平以徐庆被困开封府为由，劝得他同赴开封府去救兄弟。可见徐庆的安危，大哥也是异常关心。蒋平献离间计挑拨白玉堂和韩彰的关系，以便气走韩彰，捉住白玉堂。卢方开始并不同意，他极为担心韩彰“这一来，你二哥与我岂不又分散了吗”? 直到蒋平以“目下虽然分别，口后自然团聚。 [87] 为由苦苦相劝，卢方才同意了他的计划。白玉堂荣升护卫之职，预备酒席，酬谢知己。“大家开怀畅饮，独有卢爷有些揪然不乐之状”，王朝大为不解，问卢方“今口兄弟相聚，而且五弟封职，理当快乐，为何大哥郁郁不乐?” 蒋平一提韩彰“卢爷那里早已落下泪来” 直到蒋平答应找来韩彰，公孙先生和展昭又劝慰了一番，“卢方才把愁眉展放”。[88]\
卢方为人忠厚、老成、豪爽，对待兄弟一片赤诚，为兄弟真是心力交瘁，其他兄弟自然也感受到了大哥对他们的真情，对大哥也是非常敬爱。卢方和蒋平为义气去救徐庆，一进门卢方连忙双膝跪倒向包公请罪，蒋平一见大哥跪倒“也就跪在一旁”，徐庆本是在那坐着，看见两人跪倒，“便顺着座儿一溜，也就跪下了”[89]。即便任性使气有如白玉堂者，在大哥劝他同到开封府时， 他虽然心中不愿， “气冲斗牛” 但也 “不好向卢方发作” 。 [90]
他们之间真是兄友弟恭，情深意长。时时把对方放在自己心上。卢方因误伤人命被解往开封府，韩彰、徐庆、蒋平闻讯后立即赶往开封府，一番激战，徐庆被擒。这种为了兄弟不顾自己的行为实在值得赞赏。白玉堂去东京寻找展昭，蒋平、徐庆、韩彰都争着去寻找。白玉堂所作之事本与其他人无关，可是他们见到包公全都自称罪民。白玉堂离开陷空岛，其他“四义”就十分想念，追去东京。当传出白玉堂冲霄楼遇难消息，更是令他的朋友们悲痛不已。卢方初次听人说起，还不知消息是真是假，就“愕愕柯柯，不言不语，仿佛出神，忘其所以”。知道确信后 “登时昏晕过去 ”[91] 伤心得茶饭不思，“一夜不曾合眼” [92]。多天以后丁兆蕙在见到卢大爷时，他仍旧“眼圈儿红红的”，“面庞儿比先前瘦了好些”，[93 ] 足见他的思念之真、之诚、之深。其他兄弟对白玉堂之死也是悲痛欲绝，又哭又闹，都要跟了老五去。
“五鼠”“自陷空岛结义以来，朝夕聚首”，相互之间的了解自然是非常透彻。蒋平就是因为了解韩彰和白玉堂的性格，才定下离间计，分开了韩、白二人，各个击破。蒋平敢于去寻找韩彰，也是基于对韩彰的了解，知道韩彰每年必去平县翠云峰为母扫墓，否则天下之大，去哪里找寻韩彰? 白玉堂受封，大家聚会，卢方面无喜色，王朝、马汉着实纳闷。白玉堂了解大哥的心意，马上低下头去，蒋平跟着做了解释 : “我们兄弟原是五人，如今四个人俱各受职，惟有我二哥不在座中，大哥焉有不想念的呢?”[94] 可见，结义兄弟就是比别个不同。蒋、徐、韩三人争着去寻找出走的白玉堂。蒋平觉得白玉堂的出走他有一定的责任，所以要去寻找。而韩彰却认为他去不得，理由是“五弟这一去必要与姓展的分个上下，倘若得了上风，那还罢了; 他若拜了下风，再想起你的前言，为何还肯回来?”[95] 徐庆一见蒋平被否，就要前去。卢方知道他为人粗鲁，是个浑愣，怕他闹出事来，因而并不言语。韩彰一见，心中有数，便提出同去。正是因为对彼此的了解，经过仔细讨论，周密计划，最后他们想出了万全之策，三义共同去了东京。他们对兄弟的脾气秉性，生活习惯都了如指掌，仿佛就是一个人似的。
“五义”之间友爱互助，兄弟情深也令人称羡。但是，他们之间有时也存在小小的分歧，但他们都会以自认为最好的办法和平解决，维护兄弟间的大和平，这些小插曲反而使他们的兄弟情义更加坚固，进一步让他们认识到兄弟情的可贵。蒋平以三哥中毒箭为由去逛解药，韩彰既担心徐庆，又怕白玉堂有什么想法。于是左右为难，为了不愧结盟义气，他只好离开白玉堂。卢方因徐庆被擒不免埋怨了白玉堂几句，这时因展昭之事与白玉堂争吵最为激烈的蒋平却替白玉堂辩护，他说如果五弟有了英名，作哥哥的也有光彩。可见兄弟们因小事有纷争时，总有人为了弟兄之间的和气，出面做和事佬。
除了“五义”之间死生相托、患难相扶的兄弟情谊以外，《三侠五义》中还有很多令人称羡的友情，如颜查散与白玉堂，柳青与白玉堂，施俊和艾虎，欧阳春和丁氏双侠等。白玉堂的死，不仅仅是对其他“四义”的重创，也给颜查散、柳青以及其他的侠义们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得知锦毛鼠的凶信，颜查散 “瞪着双睛，口中叫了一声 :‘贤弟呀!’，将眼一翻，往后便仰”[96]。晚上也睡得极不安稳，“思念五弟，每每从梦中哭醒” [97]。北侠与丁二爷也“不由的俱各落泪叹息”。看到卢方后，丁兆蕙更是“拉着卢方的手，由不得泪如雨下”。[98]为了盗取白五爷的骨殖徐庆和展昭被钟雄拿去，其他“三义”费尽心机才上了五峰岭，可见盗取骨殖的不易。白玉堂的另一个朋友柳青不顾艰险，“三口一次乔装”[99]上五峰岭祭拜于他，甚至为了替他报仇的事几乎和“四义”反目。
这些兄弟们在口常生活中互相关心，在困难来临时相互扶持，在危难之际不离不弃……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称赞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