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中,出自东北的鲜卑慕容氏所建立的前、后、西、南燕，以及鲜卑化汉人冯氏所建立的北燕五个政权,几乎与整个十六国时期相始终,在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方面都对当时的历史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而慕容鲜卑自身又是延续千年的鲜卑支系,其历史影响大、自身发展演化情况复杂,对于认识中古时期少数民族发展认同的历史有着重要价值。
关于五燕历史的研究，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开始,如明代郭造卿《古燕史》一书中涉及的部分前燕历史、清代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等对于史料的整理、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中对五燕疆域的研究、万斯同《伪燕将相大臣年表》《伪后燕将相大臣年表》《伪南燕将相大臣年表》、缪荃孙《北燕百官表》等对五燕职官的研究。
到了20世纪初,学者们开始从断代史、民族史、地方史角度对五燕历史加以研究。至今有关五燕的研究成果数量丰富,涉及五燕民族、政治、人物、士族、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内容;个别问题还得到持续的关注和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其中也凸显出许多不足之处。
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五燕史、慕容鲜卑民族史的专著问世，有关五燕或慕容鲜卑的整体性研究多集中在鲜卑史、民族史、魏晋南北朝史、东北地方史等著作中。

马长寿先生《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一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东部鲜卑的早期历史，以及慕容鲜卑、五燕兴起、发展到灭亡的过程,并对五燕兴亡的原因做了探讨,是最早以马克思主义史观,全面、深入研究慕容鲜卑及五燕历史的整体性研究成果,被称为鲜卑学研究的里程碑。而近年李海叶《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一十六国少数民族发展史的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对慕容鲜卑、五燕发展、融合等问题做了一定的梳理,但其核心在于五燕政治结构,文化、制度变迁层面。此外,诸多鲜卑史、民族史、东北地方史、魏晋南北朝史论著,在有关鲜卑民族及十六国历史的论述中，也对诸燕政权有所涉及。但这些论著并不侧重于五燕史的探讨,而且多集中于政治史的论述,故往往失之过简。韩国学者池培善《中世东北亚史研究一一慕容王国史》(一潮阁，1986年版)及《中世中国史研究一一慕容燕与北燕史》(延世大学出版部，1998年版)两书为其论文的结集,虽然从书名来看似乎是慕容燕国或五燕史的专著，但在内容上仍以五燕历史脉络及其与周边政权、民族关系为主,所以基本还是政治史。

五燕政权中,有四个为东部鲜卑慕容氏所建,北燕的建立者则是鲜卑化汉人冯氏,因此有关慕容鲜卑的研究尤其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是五燕史研究中的重要部分。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最早以比较语言学方法分析包括慕容鲜卑在内的东胡民族族源及历史脉络等问题,开此一研究之先河(《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版)。在白鸟库吉之后，许多学者借鉴其方法进行研究,其中也涉及慕容鲜卑的历史、民族问题。但由于汉字译写、读音差异等原因，,这种研究问题较多,颇受学者怀疑,故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半停滞状态,成果数量也很少。近年,又见有聂鸿音《鲜卑语言解读述论》《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等相关研究,但在慕容鲜卑相关问题上并无太大突破。
对于慕容鲜卑形成、发展以及去向等问题的具体研究主要有，[韩]金成淑《试论慕容鲜卑的形成》《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都兴智《试论慕容鲜卑崛起辽西》《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探论一一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穆蚩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王金鑪《慕容鲜卑去向探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等,但对于慕容鲜卑早期历史的梳理都过于简略。最近又有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第4期)一文专门梳理慕容鲜卑早期历史发展问题。

北朝以后的慕容鲜卑开始了一段新的民族历程,对于这一段慕容鲜卑历史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慕容支系研究和豆卢支系研究两个方面。在慕容鲜卑入魏历史研究方面，李海叶成果较多，论文如:《拓跋鲜卑与慕容氏的关系及北魏初年的政治变乱》(《内蒙古师范大学报》，2007年第5期)、《北魏时期的慕容鲜卑》《宁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等,着重考察了北魏时期慕容鲜卑民族发展、汉化融合的完整轨迹。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一文则通过姓氏变化考察了北朝以后慕容氏的民族发展历程。其他如李鸿宾《慕容三藏的家世与汉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余静《唐代慕容氏家族研究》(《国学研究》,2005年第15辑)两文豆卢一支的研究则以姜波《豆卢氏世系及其汉化一以墓碑、墓志为线索》(《考古学报》，2002年第3期)一文最为全面。其他如李海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豆卢氏”源出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4期)、《大儒、名将、宰相一北朝隋唐豆卢氏家族特征与转型研究》《唐史论丛》,2012年第十五辑)、《北朝隋唐豆卢氏、源氏家族比较研究》《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第9辑)等也都对豆卢氏家族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此外尚有对于豆卢氏人物的研究,如罗宁丽《唐豆卢建墓志考》(《碑林集刊》第四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 年);刘国宾《豆卢革生平蠡测》《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冉万里、倪丽烨《〈唐故贵妃豆卢氏志铭>考释》(《文博》，2003年第2期);陈丽萍《唐睿宗豆卢贵妃史事考证》(《唐史论丛》，2011年第十三辑);高铁泰、高然《〈豆卢实墓志>与北朝隋唐豆卢氏家族》(《齐鲁学刊》,2015年第3期);王其讳、王菁《唐〈豆卢望碑〉述略》(《乾陵文化研究》,2016年)等。从慕容三藏家族人手，考察北朝以后慕容一族发展情况。

豆卢一支的研究则以姜波《豆卢氏世系及其汉化一以墓碑、墓志为线索》(《考古学报》，2002年第3期)一文最为全面。其他如李海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豆卢氏”源出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4期)、《大儒、名将、宰相一北朝隋唐豆卢氏家族特征与转型研究》《唐史论丛》,2012年第十五辑)、《北朝隋唐豆卢氏、源氏家族比较研究》《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第9辑)等也都对豆卢氏家族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此外尚有对于豆卢氏人物的研究,如罗宁丽《唐豆卢建墓志考》(《碑林集刊》第四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 年);刘国宾《豆卢革生平蠡测》《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冉万里、倪丽烨《〈唐故贵妃豆卢氏志铭>考释》(《文博》，2003年第2期);陈丽萍《唐睿宗豆卢贵妃史事考证》(《唐史论丛》，2011年第十三辑);高铁泰、高然《〈豆卢实墓志>与北朝隋唐豆卢氏家族》(《齐鲁学刊》,2015年第3期);王其讳、王菁《唐〈豆卢望碑〉述略》(《乾陵文化研究》,2016年)等
。慕容鲜卑的汉化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蒋福亚《论鲜卑慕容部的封建化》(《历史论丛》第一辑，齐鲁书社，,1983年版)一文对慕容部封建化过程及诸燕境内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等问题都作了研究。而对于汉化问题,郑小容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加以探讨,对慕容廆汉化改革原因、内容、程度，以及各种促进因素，与孝文帝改革的异同等问题均作了较为全面细致的分析。(《慕容鲜卑汉化问题初探》,《文献》，1990年第2期;《慕容廆汉化改革略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慕容鲜卑汉化过程中所保留的本族文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略述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文化的深层变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巴蜀书社，2006年版等;以上各文均出自其博士学位论文《慕容鲜卑汉化问题初探》(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可参看)。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大都不超郑小容文所论。

雷家骥《慕容燕的汉化统治与适应》(《东吴历史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则对慕容诸燕历史脉络及汉化学习、衰败原因等问题作了探讨，较为突出的是提出了慕容鲜卑对汉文化的学习适应与适应不良是其兴亡的主要原因,提供了一种较为独特的认识视角。
具体到前燕政治的研究,蒋福亚《刘渊的“汉”旗号和慕容廆的“晋”旗号》(《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一文对前燕早期的一个重要政治选择一一慕容廆打出“晋”旗号的原因，及其所反映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行了探讨.分析较为深人、透彻。相关研究还有赵红梅系列论文,“渐慕华风”至“尊晋勤王”一论慕容廆时期前燕的中华认同》(《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前燕慕容廆君臣的华夷观》《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5期)、《前燕正统观的发展变化一一兼及中原士人出仕前燕心态》(《北方论丛》，,2011年第6期);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慕容氏的立国法统与族群融合》(《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7期)等,对于慕容鲜卑、前燕的政治选择变化等问题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探讨。

此外,邸富生《前燕初探》(《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一文重点分析、考察了鲜卑慕容部由弱变强的原因及历史贡献等问题。陈勇《前燕慕容氏世系考》《民族研究》,2010年第5期)一文对于前燕慕容氏自莫护跋到慕容暐七代世系进行了系统梳理排列。张国庆《慕容皝迁都龙城的原因及目的》《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一文则主要针对慕容皝迁都龙城这一具体事件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徐效慧《试论前燕的用人政策》(《辽宁师专学报》,2009年第6期)一文认为用人政策的变化是前燕盛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关后燕、西燕政治的具体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后燕政治研究如，廖基添《慕容农与后燕兴衰一以“列人集团”为中心的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一文分析了后燕发展过程中,“列人集团”等政治集团的关系与发展,及其与后燕兴衰间的关系
刘玉山、刘伟航《十六国时期慕容西燕、后燕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东南文化》,2007年第1期)一文对慕容氏复国运动的特点及其心理因素等问题加以研究。但其文中忽视了心理因素背后的社会客观现实问题。康玉庆《西燕建都长子原因探究》《太原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一文指出西燕建都长子是由其政权的流动性特点，淝水之战后的政治格局以及上党盆地的地理形势和长子的战略地位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相关研究还有赵红梅《淝水之战后慕容鲜卑的复国之途》《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6期)、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 期)等。

从成果数量看,有关南燕政治的研究较多。赵凯球《南燕史钩沉》《中州学刊》，1986年第2期)一文对南燕权力结构、制度与政策,以及社会矛盾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澳]霍尔姆格林《论南燕政权的建立与灭亡》《国外社会科学》，谢萌珍译，1993年第11期)一文对南燕政权的建立、两代君主统治特点、南燕政权与山东半岛地方势力的关系，以及南燕灭亡原因等问题作了探讨。[韩]池培善对南燕历史关注较多,发表了《慕容德建立南燕的前前后后》(《北朝研究》,1993年第3期)、南燕与慕容德》《文史哲》,1993年第3期)、《慕容超即位初期的内政》《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等系列论文;其他关于南燕的研究还有,李森《南燕史考论》(《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等,但较赵凯球与霍尔姆格林的研究并无更多新意。
张金龙《北燕政治史四题》(《南都学刊》，1997年第4期)一文对北燕权力构成、政治制度及与周边各民族、政权的往来等问题作了研究,是有关北燕政治史较全面的研究成果。刘玉山《北燕王高云被弑真相探微》(《求索》，2005年第11期)一文则在分析了相关史料后指出:冯跋是高云被弑的幕后真凶。李红艳《从信都冯氏看北方民族融合》(《北朝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以北燕统治者冯氏为例,对当时北方民族融合历史过程作了分析。此外，有关北朝冯氏的研究很多,大都集中于冯太后与孝文帝改革研究。

关于五燕疆域等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博泉、苏金源、董玉瑛《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谭其襄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孙进己、冯永谦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对前、后、北燕的地方建制、疆域作了较详细的整体性研究,但在一些州郡设置及方位的认识上,相互之间仍有出人。前燕疆域研究的有高然《十六国前燕疆域、政区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3期)。此外，还有针对具体问题加以研究的，如弓因《后燕平州曾改营州》(《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2期)、宓达《十六国时期后燕未曾设过豫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沧州《后燕慕容垂的疆土无洛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辑)等文对后燕时期地方州郡设置的考证。魏俊杰《慕容燕迁都探析》(《齐鲁学刊》,2011年第3期)一文则从政权发展角度探讨了慕容燕国都城迁徙变化问题。林林等《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第2期)一文结合金岭寺魏晋时期建筑群遗址发掘对于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进行了探讨等等。

有关五燕政权与周边政权和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燕与南方政权以及北魏、高句丽等的关系问题上。
穆崟臣《“同化”与“异化”:三燕时期辽西走廊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6期)一文考察了慕容与段、宇文、汉人、夫余、高句丽等的“同化”与“异化”问题,认为最终形成了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及独具慕容鲜卑特质的三燕文化。
黎虎《六朝时期江左与东北地区的交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一文认为，江左地区与东北地区自古就有频繁的联系与交往，在六朝时期已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这种联系与交往对于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均起了积极作用,对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及社会历史发展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韩]池培善《慕容廆在位时期前燕和东晋的关系》(《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增刊),黄河《慕容廆与两晋政治关系浅析》《东北史地》,2007年第4期),韩雪松、林革华《慕容燕与两晋关系略论》《东北史地》,2008年第5期)，崔明德、庄金秋《略论慕容鲜卑与两晋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9期)等文对两晋与前燕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作了探讨,观点差异不大。刘宇《论晋灭南燕之战》(《镇江高专学报》,1994年第1期)一文主要分析了东晋与南燕的关系,指出晋燕之战的必然性、胜败原因及历史影响。相关研究还有赵红梅《两晋在慕容廆君臣中的地位与影响探论一一以前燕慕容廆遣使人晋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4期)、张金陵《论刘裕北伐南燕之战》《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18期)等。

关于燕、魏关系的研究集中在北魏与后燕、北燕关系问题上,尤其是有关参合陂之役的研究。袁刚《参合陂之役》(《北朝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系统梳理了参合陂之役的过程,认为这一战役规模之宏大、战略战术运用之巧妙在中国军事史上均属罕见;战役为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开辟了道路,后燕政权则由于战败而走向了灭亡。姚宏杰《参合陂之役前燕魏关系略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一文主要分析了参合陂之役爆发的原因及背景。
此外,李凭《于什门事件与魏燕战争》《“1一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平城时代北魏北燕高句丽三国关系简析》《中国古代史论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两文则分析了北魏与北燕关系的发展变化。
姜维公《北魏灭燕对海东局势的影响》(《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一文探讨了北魏灭燕对于高句丽，以及此后海东地区局势的影响。韩雪松《略论北魏与后燕的关系及后燕对北魏发展的影响》(《“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试论北魏与后燕的关系》《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两文则着重探讨了此事对于北魏的积极影响。辛丽英《北魏政权中的后燕官吏:以任官为中心》(《文史博览(理论)》,2016年第9期)则对后燕官吏进人北魏后的任官情况做了较多分析。

关于五燕与高句丽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金毓黻《慕容氏与高句丽》(《禹贡》,1937年7卷1一3期)一文对慕容氏与高句丽二者间的战和关系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相关研究还有，张国庆《略论高句丽与“三燕”的战和关系》(《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张久和《两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与高句丽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3期)等,基本没有超出金毓黼所论。最近,孙泓《慕容鲜卑迁人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三辑))一文从慕容鲜卑移民活动的角度,考察了考古文化发现中鲜卑与朝鲜半岛文化互动问题,较为新颖。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一一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也以陶器为对象,考察二者的文化交流情况。
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全面探讨了前秦与慕容鲜卑以及诸燕政权之间的战和关系。相关研究还有,张先昌《前秦重用慕容鲜卑王公贵族评析》《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杨懿《前秦政权下慕容氏史事探析》(《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等。

此外,还有段连勤《前燕拓跋代(魏)国对高车的掠夺战争》(《西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一文对前燕与高车战争原因及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赵红梅《夫余与前燕慕容廆朝关系探微》(《东北史地》，2009年第6期)、慕容鲜卑的崛起与夫余的灭亡一一兼论夫余灭国的慕容鲜卑因素》《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等文对于慕容廆时期前燕与夫余关系所反映出的燕晋政策和认识的研究等等。
关于五燕政治制度的研究较多,其中有关官制的研究主要有,张金龙《十六国五燕禁卫武官制度考》(《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6期)、[日谷川道雄《慕容国家的权力构造一一以前燕为中心》(《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29,1963年;收人氏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二章,改题《慕容国家的君权与部族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李海叶《慕容氏辽东政权咸康四年“王国官”考》《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张旭华《前燕、前秦、南燕九品中正制拾零》《“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对五燕政权的权力构成,职官设置、变化、影响等具体问题均进行了研究。[日]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の基础的研究》(汲古书院，2006年版)一书收录了作者的相关论文,其中对五燕政权官僚机构及其所反映的民族性等问题作了较系统的研究,角度较为新颖。

对于慕容燕国的胡汉分治问题,李海叶在《前燕中原时期胡汉分治制度考》《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第2期)、《慕容氏昌黎时期的建国道路与胡汉分治制度》《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等文中提出了较为新颖的看法，认为前燕始终存在着具有特色的胡汉分治制度。
关于五燕法制的专门研究，仅见有何宁生《论前燕的法制》(《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论后燕的法制》《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两文,对前、后燕的法制原则、制度、选官、刑法以及特征等问题均作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及评论。
关于五燕继承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燕从部落向国家转型时期继承制度的发展变化上。姚宏杰《君位传承与前后燕政治》(《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一文认为,慕容鲜卑在由部落小国向中原王朝演进的道路上,逐渐排除立长立能的部落君长推选原则,确立君权的嫡长子继承制,反映了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在大融合过程中所走过的艰难而痛苦的历程。吕一飞《吐谷浑西迁之原因一兼谈鲜卑社会转型时期庶长子的尴尬处境》(《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巴蜀书社,2006年版)一文也持有类似观点。但两文对嫡长子继承制度在五燕政权中发展、确立时间等问题的结论还值得商榷。李海叶《关于慕容氏继承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一文指出慕容鲜卑嫡长子继承制度确立于创建中原王朝的过程中,只是在后燕末期有所动摇，不能以“始终存在两种继承制度的斗争”来简单涵盖,要较姚宏杰等人观点更为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