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自英宗以后，北方的蒙古诸部落不断进入长城杀掠。嘉靖中期，蒙古“俺答独盛”〔1〕，成为北方边塞的一大威胁。
　　但是，战争并不能解决蒙古内部客观存在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游牧经济的单一性，草原上“人不耕织，地无他产”〔2〕。釜锅、绢帛等全依赖中原供给。据史料记载， 当时蒙古牧民无锅，“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火以为食”。俺答也说，“生齿日多”，由于“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段布难得”〔4〕。而明军在冬春时节的烧荒等策略，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灾难。俺答虽强，但内部矛盾重重，东部的土蛮和西部的吉能都可能与之抗衡，为了控制各部，“永长北方”〔5〕，政治上就需要得到明朝的支持。俺答汗作为一个政治家，看到了与明朝和好通贡的利害，于是不断遣使求贡。
　　俺答从嘉靖十七年起就多次遣使求贡。明朝一概予以拒绝。大同巡抚龙大有甚至斩杀俺答的使者以邀功。至于最高统治者明世宗朱厚熄则认为“夷狄无信”，根本不考虑俺答的请求。他对神仙方术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国家政事的关心，日事斋醮，幻想通过方术得长生。严嵩就以其精心撰写的青词和阿谀奉承的手段，取得世宗宠信，专擅朝政。由于皇帝昏溃，奸臣当道，明朝的长城防务废弛。当时就有人说：“我边关臣，因循怠慢，城堡不修，甲信不利，军事不操习，甚至富者纳月钱而安闲，贫者迫饥寒而逃窜。边备废弛，绥急何恃。”〔6〕边备的溃败，使得数十万边兵不堪一击，根本无法抵御每次拒贡以后俺答的报复行动。俺答横行塞上，如入无人之境。1550年甚至发生过几乎动摇明朝统治的庚戌之变。
　　连年战争，给双方都造成巨大损失。由于明军“捣巢”、焚毁牧场，给蒙古一些部落的生产生活带来了灾难；而蒙古的入犯，也常常使自己蒙受损失。“如隆庆元年，老把都、土蛮纠犯蓟东，则棒椎岩千骑一时落岩而死；俺答父子深犯石州，则人马道死万数”〔7〕。 而明朝的损失则尤为严重，居住在长城沿线的广大汉族人民，多次遭受洗劫和抢虏，“三军暴骨，百姓流离，城郭丘墟，刍粮耗竭，边臣首领不保，朝廷为旰食”〔8〕。连年战争，明朝的军费也大得惊人。 有史料记载：嘉靖三十年（1551年）“诸边费六百余万”〔9〕。 自嘉靖二十九年十月至三十一年正月，“自诸边年例二百八十万例，新增二百四十万有奇，修边、振济诸役又八百余万”〔10〕，而当时户部每年收入只有二百万两，到隆庆初年，才增到二百五十一万两。明朝的财政也出现了危机。因此，明蒙战争的结束，蒙汉关系的改善，已成为蒙汉双方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势在必行了。

二
　　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尽管当时他仅仅是群辅之一，作为明代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立即将整饬北边防务提到日程上来。
　　张居正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所当日夜图画者，赤莫急于边防，迩年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提出要“赫然奋发”，自强图治。他批驳了当时一般人所谓的明朝的兵力，给养不足，无得力将帅的论调，认为这些“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军伍虽缺，而粮籍具存，若能按籍征求，清察隐占，随意募补，着实训练，何患无兵？捐无用不急之费，并其财力，以抚养战斗之士，何患无财？悬重赏以劝有功，宽文法以伸将权，则忠勇之夫，孰不思奋，又何患于无将？”张居正认为，明朝的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只要“皇上急先自治之图，坚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计而审行之。不出五年，虏可图矣。”而首先应着手处理的当务之急，“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出其空虚以制之，虏即入犯，亦可不至太失。”张居正提出：“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一以试将官之能否，一以观军士之勇怯，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辇毂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轻驭之道，且此一举动，传之远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备，整饬戎事，亦足以伐狂虏之谋，销未萌之患，诚转弱为强之一机也。”〔11〕这段精辟的论述，充分显示了一个卓有见识的政治家对边防问题的见解。
　　在明朝的内阁中，首辅说了算。这时的张居正还只是一般辅臣，内阁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高拱。高拱也很重视边防，且很注重边吏的才干。他曾说：“二三十年来，边关多事，调度为难，所宜需其才，然后可以济事。”〔12〕因边关多事，他请增兵部侍郎，“以储总督之选”，由侍郎而出任总督，又由总督调回兵部任职，“中外更番，边材自裕”〔13〕。张居正与高拱配合默契，认真执行高拱的方针，调遣优秀将领充实北边防务。与此同时，又分别情况，制定正确的方针：对西北主封贡，对东北主攻占，对介于东西之间为京师屏障的蓟镇则主固守；而在西北达成封贡之前，仍以攻占为主。史载：“居正用李成梁攻辽，戚继光镇蓟门，成梁力战却敌，功多至封伯，而继光守备甚设。居正皆右之。”〔14〕张居正着力保护他们，“事与之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15〕。隆庆四年，在他努力下，又调方逢时和王崇古为大同巡抚和宣大总督。这些人有见识，有才干，在明朝的边吏中并不多见。此后，明北边的防务开始转弱为强，长城防务得到了改善。
　　在俺答方面，张居正认为：“西北边患，无大于板升者。”〔16〕因此，他利用板升内部蒙汉封建主之间的矛盾，企图分裂其势力。在隆庆二年以后，板升内部各种矛盾尖锐起来，板升的汉人头目李自馨曾表示过降明的意图，但未能成功。李自馨的投降，张居正很可能通过当地督抚做了工作。他在隆庆四年八、九月间写给王崇古的信中曾说：“外板升一事，望公密切图之。去岁谋之，业已六七分就矣，而为大同守所坏，殊为可恨。”〔17〕或许指的就是这事。张居正同时指示王崇古和方逢时招降板升居民，对他们说：板升“人思南归”，“今之视昔则又不同。俺酋老矣，其子台吉尝切齿此辈（指赵全等人），欲尽屠之，乘其危惧之时招之易耳。”〔18〕又说：“闻日有南归者可因其饥而诏谕之”〔19〕。王崇古在张居正的授意下，“纵其素通寇者深入为间，对于归降的板升汉人及蒙古人”，“悉存抚之，归者接踵”，“一岁中降者逾二千人”〔20〕。
　　由于明朝派“通寇者”去蒙古内部活动，使得蒙古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赵全等板升头目也感到内外交困，终于在明朝这种诱降攻势之下动摇，投书方逢时：“言悔祸思汉，欲复中国。”〔21〕张居正的这一系列措施，为日后把汉那吉投降明朝终于导致“俺答封贡”作了很好的铺垫。

三
　　把汉那吉是俺答汗的第三子铁背台吉的儿子，自幼丧父，由俺答的妻子一克哈屯抚养成人。由于俺答汗夺其所爱，隆庆四年十月，他率妻子等十余人投降明朝。大同巡抚方逢时得到把汉，立即报告王崇古，认为：“机不可失。”〔22〕王崇古也认为以此“制俺酋，则赵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籍甚至”〔23〕。
　　张居正风闻这一消息，马上写信给王崇古：“昨有人自云中来，言虏酋有孙，率十余骑来降，不知得否。俺答之子见存者，独黄台吉一人耳，其孙岂即黄台吉之子耶？彼何故率尔来降？公何不以闻？若果有此，与边事大有关系，公宜审处之，望即密示，以信所闻。”〔24〕张居正的消息很快，但不太准确。这时王崇古和方逢时的报告到了。他们二人一起上疏朝廷：“俺答横行塞外几十年，威制诸部，侵扰边围。今神厌凶德，骨肉离散，千里来降，宜给宅舍授官职，丰饩廪服用，以悦其心，严禁出入，以虞其诈。若俺答临边索取，则固与为市，责令服送板升诸逆，还被掠人口，然后以礼遣归，策之上也。”张居正见到报告后，接受了王崇古的主张，认为：“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25〕授王崇古以行事策略：“宜遣人先布朝廷厚待其孙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赐服，绯袍金带，以夸示虏，使彼见吾之宠异之也，则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后重与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26〕张居正还有更宏远的打算。他说：“若彼果能执送诸逆，则当以礼遣还那吉，厚其赏，以结其心，却责令奉表称臣，谢朝廷不杀之恩，赐赏之厚，因求讲和，纳款效贡。”〔27〕倘若“幸而成，即可以纾数年边患，其所省岂直数十百万而已哉”〔28〕！
　　然而，当王崇古与方逢时的奏疏上至朝廷时，朝中立刻响起一片反对意见。叶梦熊甚至引用宋朝接受辽朝郭药师、张彀之降而引起最大战祸为例，来反对接受把汉那吉的投降。兵部尚书郭乾不知所措，不能做出决断。但张居正主张受降，高拱也主张受降。张居正等人将此事上奏穆宗。穆宗“诏授把汉指挥使，赐绯衣一袭，而黜梦熊与外，以息异议。”〔29〕此诏可以看作是内阁大臣努力的结果。于是张居正寄书王崇古，告诉他：“顷有妄言者，已奉宸断黜之，此中更无异议。”〔30〕要他大胆行事，不要有顾虑。
　　俺答得知把汉那吉降明以后，在赵全的谋划下，临边索孙，并派其子辛爱也带兵二万威胁明朝。这些情况张居正已经估计到了，他“密授方略于方公赵帅。”〔31〕就在方逢时以计退辛爱兵时，巡抚御史姚继可上奏弹劾方逢时，张居正与高拱则居中秉议，高拱对穆宗说：“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但当观其后效，不易事先辄易。”穆宗同意了〔32〕。张居正电寄书王崇古：“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闻之，意或灰阻，愿公曲加慰勉。”〔33〕这样，在阁臣支持下，王崇古、方逢时将计划一步步付诸实施。
　　虽然俺答汗临边索孙，但他对战争并无把握，又由于不知那吉情况，不敢轻动。就在这时，方逢时派遣的使者鲍崇德到了。他告诉俺答汗朝廷待把汉那吉甚厚，劝他不要轻举妄动，只要他将板升汉人头目交出，并保证不再犯边，朝廷将以礼送回那吉。俺答虽不肯相信，但对鲍崇德还是表示了友好，并派使者一同到明朝，王崇古就按照张居正的安排，让把汉那吉绯袍金带，盛装会见俺答的使者，“以安老酋之心”，显示朝廷的恩义。
　　俺答汗听说孙子受到厚待，非常高兴。但是明朝的条件他不得不再三考虑。赵全等人跟随俺答多年，俺答“甚爱之”〔34〕，况且，板升存亡是对俺答汗毕生事业成败的考验。这些张居正也考虑到了，为了防备有诈，他告诫王崇古“赵全诸人，背华即夷，为日久矣，彼岂不预结于俺答之左右，边郭之人亦岂无为之耳目者？……今必责令将有名逆犯尽数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游骑，然后我差官以礼遣归其孙”〔35〕。他不愿出半点差错而前功尽弃。
　　因此，在俺答犹豫不决之时，方逢时又派鲍崇德到敌营，陈其利害，并将赵全等人的投降揭帖交给俺答汗，来离间赵全等人与俺答汗的关系。赵全等人的投降阴谋，似乎是俺答始料不及的。“俺答大惊，有执全意”〔36〕。俺答屏人对鲍崇德说：“我不为乱，乱由全等，若天子幸封我为王，长北方诸部，孰敢为患。即死，吾孙当袭封，彼衣食中国，忍倍德乎？”〔37〕遂派使者同鲍崇德同到明朝，“乞封，且请输马，与中国铁锅、布帛互市。”〔38〕随后，将赵全、李自馨等十几个汉人头目缚送大同，转送北京。穆宗在午门楼受俘，行祭天，告太庙大礼，然后处死。这件事干得很漂亮，王崇古、方逢时二人都加官秩，兵部尚书、侍郎及内阁全体阁臣一概受赏，把汉那吉也威风凛凛地回到帐幕，俺答感激朝廷的不杀之恩，上表称谢，立誓永不犯大同。
　　从此，明朝与蒙古终于停息了长达三十年的战火，使蒙古各族人民免遭生灵涂炭，长城内外的居民安居乐业，开始了友好往来，“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39〕，使我国的民族关系史又增添了新的一页。

四
　　张居正想通过把汉降明一事要达到的目的，一是易赵全诸人，二是许其贡市，使明得以休息，恢复国力。现在第一个实现了，余下的就是促成封贡互市了。王崇古在张居正的授意下，派人和俺答联系，要他请求入贡，重开互市。
　　俺答汗多年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明廷，拒绝其通贡互市的要求而引起的。如今王崇古已经提出“通贡互市”的主张，俺答汗又何乐而不为呢？俺答汗和也先汗、达延汗不同，他没有夺回汉地的野心，只希望“永长北方”，而封贡互市，有明朝作后盾，他才能成为草原上的霸主。于是，俺答汗同意了。“通贡互市”能否实现，关键就在于明朝政府了。
　　王崇古提出“封贡互市”的主张，朝廷内大臣们又是一场争论，“朝议复哗”〔40〕。兵部尚书郭乾首先起来反对，认为“马市先常明禁，不宜许”〔41〕；给事中章端甫等人说王崇古“邀近功，勿远虑”〔42〕。张居正看到这种局面感慨万分，他对王崇古说：“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娼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逐欲摇乱而阻坏之。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之不如也。仆受国厚恩死无以报，况处降纳叛，即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复他诿！待大疏至，仍当极力赞成，但许贡之后，当更有一番措画。”〔43〕
　　张居正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作为内阁大臣，要违背世宗“明禁马市”的“圣训”，其阻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张居正乃是封建社会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44〕。他明白，只有“封贡互市”，使俺答从贡市中得到好处，从而稳住俺答汗，使俺答臣事明朝，才能改变明朝北方边事多少年来的被动局面。他在给王崇古的信中说：“昔年奏开马市，官给马价，市易胡马，彼拥兵压境，恃强求市，以款段驽罢，索我数倍之利，市易未终，遂行抢掠，故先帝禁不复行。今则因其入贡之便，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有无，稍为之约束，毋得阑出中国财物及应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辽开原事例耳，又岂马市可同语乎？”〔45〕
　　持反对意见的人在不能以先帝“圣训”压倒封贡者时，最后又提出要坚持封贡的人保证百年之内，边境不至生事。张居正对此又进行了批驳：“至于桑土之防，戒备之虞，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岂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乎？今吾中国亲父子兄弟相约也，而犹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岂能必虏之不吾背乎？数十年无岁不掠，无地不入，岂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将来背盟之祸，又岂有加于此者乎？利害之归较若黑白，而议者又呶呶以此为言，故仆又以为不智甚矣。”〔46〕
　　在张居正、高拱等人支持下，王崇古又上疏朝廷，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世宗皇帝虽禁马市，但并未禁北狄纳款，况今明强蒙弱，形势发生变化，考之前代封贡的事例，应重开互市，允其纳款，同时就封贡事提出了八点具体意见〔47〕。对于王崇古的奏疏，皇帝下诏“廷议”。“廷议”的结果：定国公徐文壁、侍郎张四维等二十四人认为可许；另一派是英国公张溶、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认为不可许；而尚书朱衡等五人认为：“通贡使，互市不便”，只有：“佥都御史李棠极言当许状。”〔48〕兵部尚书郭乾将这些意见上奏穆宗皇帝，等候皇帝最后的裁决。
　　为了能使“通贡互市”的主张得到穆宗的同意，阁臣们开始了活动。张居正在文华殿面请皇帝，征引成祖封和宁、太平、贤义三王的故事作为依据，陈述“封贡互市”带来的利益。他说：“虏即通贡，逻骑自稀，边鄙不耸，穑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复屯田，蓄吾士马之力，岁无调援，可省行粮数十百万，二利也；上蛮、吉能每借俺酋以为声势。俺酋即服，则二虏不敢轻动。东可以制土蛮，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赵全等即戳，板升众心已离吾因与虏约有愿还者必勿阴止。彼即无勾引力之利，而又知虏之不足恃，则数万之众皆可渐次招来，曹州之地可虚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孙情乖意阻，胡运将衰其招己见。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顿、呼韩之变。我得因其机而行吾计，五利也。”〔49〕由于“拱与居正力主之”〔50〕的结果，穆宗终于降旨，批准了“封贡互市”的主张。这样，明朝与蒙古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隆庆和议”终于实现了。
　　为了保证“通贡互市”的顺利进行，张居正又谆谆告诫王崇古，要他在进行互市时，要注意办好以下四件具体的事情：（一）互市之初，民间不敢和鞑靼进行贸易，“今岁且宜官为处置，使边氓睹利，则人极乐从。”（二）铁锅是鞑靼急需之物，但它是日后武器的来源，所以要“禁不与市”，而广锅不能制兵器，可以出卖，但需要用破旧的铁锅来交换。（三）鞑靼使者不许全部入朝，也不许入城，只许在边堡停留。（四）马芳“久为边帅”，又“素与虏通”，“今即不能去，亦宜以计用之”，不要使他积怨生变，破坏互市〔51〕。这四项措施，既要保证“通贡互市”的顺利进行，又防止有害于此的事件。种种方面，张居正都考虑到了。
　　俺答汗的愿望实现了。由于和明朝互市，可以互通

俺答汗的愿望实现了。由于和明朝互市，可以互通有无，获得了生活必需品，无需再用战争的手段来掠夺。在漠南西部，蒙古贵族从互市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而贫苦牧民也可以换得布帛、茶盐等物。通贡互市使蒙古族内部矛盾得到极大缓解，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而蒙汉之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使明朝的财政危机也得到了缓和。隆庆初年明朝用于北方的军费开支达二百五十一万两，而封贡互市以后，“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52〕，在客观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使明朝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饱经战乱之苦的明朝北部边境出现了和平安宁的局面。“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民始知有生之乐。”〔53〕
　　张居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努力改善民族关系，目的是为了维护当时正在走下坡路的封建明王朝。他所努力的结果也只是明王朝与蒙古贵族进行联合的一种形式。但这一切所起的客观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封贡互市”得以实现，不仅改善了蒙汉关系，促进了经济繁荣，而且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巩固和发展。因而，张居正在“俺答封贡”一事中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可抹杀的。

参考文献注释：
　　〔1〕〔5〕〔6〕〔34〕〔37〕〔38〕〔39〕〔47〕《明史·鞑靼传》。
　　〔4〕《北狄顺义王谢表》，载玄览堂丛书。
　　〔2〕〔3〕《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
　　〔7〕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317。
　　〔8〕〔21〕〔22〕〔32〕〔36〕〔53〕《明史·方逢时传》。
　　〔9〕〔10〕《明史·孙应奎传》。
　　〔11〕《张太岳集》奏疏，《陈六事疏》。
　　〔12〕高拱《边防纪事》。
　　〔13〕〔50〕《明史·高拱传》。
　　〔14〕〔44〕《明史·张居正传》。
　　〔15〕《明史·戚继光传》。
　　〔16〕《张太岳集》卷二十一，《与蓟镇总督》。
　　〔17〕〔18〕《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与蓟镇总督谋俺答板升之始》。
　　〔19〕《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与蓟辽总督》。
　　〔20〕〔23〕〔29〕〔40〕〔41〕〔42〕〔48〕〔52〕《明史·王崇古传》。
　　〔24〕《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与抚院王鉴川访俺答为后来人贡之始》。
　　〔25〕〔26〕〔28〕〔30〕〔31〕《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与王鉴川言制俺酋款贡市》。
　　〔27〕〔35〕《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与王鉴川谋取板升制虏》。
　　〔33〕《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与王鉴川计送那吉事》。
　　〔43〕《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与王鉴川议坚封贡之事》。
　　〔45〕〔46〕〔49〕《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与王鉴川计贡市利害》。
　　〔51〕《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与王鉴川计四事四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