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自立问题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关于赵女士自杀事件，日来论者颇多。我亦略有所论评，登在本城的《大公报》。这是人类一个公事件，除开主张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独身主义之外，谁都应该注意，应该研究。而在我国女子一面,尤应特别注意研究。盖我国因数千年不正当的礼教习俗，女子在任何方面，都无位置。从政治、法律、教育，以至职业交际、娱乐、名分，一概和男子分开做两样，退处于社会的暗陬。于不得幸福之外，还领受着许多不人道的虐待。当此真理大明，高呼“女子解放”时候，还有这被逼杀身事件出现，也可知我国社会罪恶的深固程度了。于今我们也不必替死人多加叹惜，还是研究一个拔本塞源的方法，使今后不再有这样同类的惨事发现为好。而在研究方法之先，又应推寻所以被制根由。
吾们试想女子何以被男子欺负，至于数千年不得翻身呢?关于此点，吾们要研究女子到底有何缺陷?据表面看，女子的知识比男子要低，女子的意志比男子要弱，女子是富于情的，情盛则知意退化，这是心理不及男子的处所。又身体要弱些;加以包脚等痛,行步艰难;这是女子生理上的缺陷。其实这些都不是根本的缺陷，大概言之，女子的心理作用，和男子并不相远。各国教育，无性的差别，所留成绩，业己〈已〉证明。至后列两事，体弱乃习之使然;小脚从非古所有，不足为生理上之根本缺陷。求根本缺陷于女子生理，便是唯一的生育问题了。
男女的关系，依现代主张，应以“恋爱”为中心，恋爱以外，不能被支配于“经济”。所以现代的主张是，“经济各自独立，恋爱的儿公共”。现代以前则不然，都不知有所谓“恋爱神圣”的道理，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故在上古之世，食物饶富，摘果獭〈赖〉群,容易饱腹，男女也处在平等地位，经济一项，女无所求于男，男无所求于女，男女所求，只在“恋爱”，故女子有时反得以其生理上的强点(男女性的生理，据生理学家说，女子比男子要强)制服男子。后来人口增多，食物不足，生活竞争，不得不注重工作，至此乃真到了女子被征服于男子的死期了。
女子用其体力工作，本不下于男子，然不能在生育期内工作，男子便乘他这个弱点，蹈瑕抵隙，以“服从”为交换条件，而以“食物”噢咻之。这便是女子被压制不能翻身的总原因。
在一面言，人类谁不是女子所生?女子的生育，乃人类所赖以不绝的要素。男子竟忘此绝大恩惠，反因区区经济关系，妄自尸德加以压迫，真所谓恩将仇报了。在一面言，生育这个事件是一个极苦痛事件。“产难”两个字，凡是女子，谁都听着惊心，除开在医学发明，使“产难”变为“产易”以外，吾人应表示极大的敬虔和恻悯，岂得反借区区经济小惠，来相压制!
本上“理由”，吾人便可谈到“方法”了。关于使女自子〈子自〉由独立不再受男子压迫的方法，大要可如左列。
(一)女子在身体未长成时候绝对不要结婚。
(二)女子在结婚以前，需预备够足自己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以此为最小单位。
(三)女子需自己预备产后的生活费。
上列三条，乃女子个人自立的基本条件。此外尚有“儿童公育”一个条件，为社会方面应大注意者。倘在女子方面能做上列条，在社会方面又有儿童公育的设施，则恋爱中心主义的夫妇关系，便可成立。这也看我们青年男女诸君的努力呵!
根据1919年11月21日《女界钟》
特刊第1号刊印。署名泽东。

“社会万恶”与赵女士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我的朋友殷柏先生，在前天报上发表他的议论，批评我《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说我徒然归咎环境，放松赵女士的本身，这个不是。他说:“赵女士的行为，是软弱的消极的行为。这种行为，万万不可提倡。”殷柏先生这样积极的议论，奋厉的主张，我本十分赞成。我对于赵女士自杀问题，本拟分作数个小节来批评他。我所拟定的数个小节中，有一个就是“非自杀”。殷柏先生的主张和我的主张，还算是一致不悖。
不过我到底不能放松“社会”。赵女士的自杀举动，任说是如何软弱，总不能说他是“无故而死”。他死的“故”，又总不能不说有多少是在他本身以外的“社会”。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他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我们现在未死的人，还有这么样多，我们就不能不预防这危险东西遇着机会随时给我们以致命伤。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
我说逼赵女士致死的有三方面:一是母家，一是夫家，一是社会。究竟母家、夫家都含在社会里面。母家、夫家，都是社会的一个分子。我们要晓得母家、夫家是有罪恶，但是他罪恶的来源仍在社会。他们的罪恶，固然他们自己也可制造，但大部分仍社会给与他们的。并且社会如好，他们要制造罪恶也没有机会，譬如赵家听见了吴家的姑恶，做媒的佘四婆婆，偏要说这不确。设在西洋社会，必无如此勉强牵合的媒人制度和欺人诳语。又如赵女士不肯上轿，他的父亲竟掌他一个嘴巴。假在西洋社会，便可在法庭提出诉讼，或竟采用自卫的抵抗方法。又如赵女士欲吴家改期，吴家的兄嫂竟有权可以“固拒不许”，这边亦竟不能不承认他的“不许”，强迫嫁去。这都是我们中国万恶社会里特别发生的把戏。
殷柏先生以为赵女士何不逃亡，并说这事可以办到。我说是的，今且举出几个疑问，然后再申我的说话。
(一)长沙城里有四十几副洋货担，我所住的韶山乡里不出三十里路，亦有七八副杂货担，这是什么原故?
(二)长沙城里的大小便所，为何只有男的，没有女的?
(三)理发店为何不见有女子进去?
(四)旅馆里面为何不见有单独居住的女人?
(五)茶馆里为何不见有女人进去喝茶?
(六)太和丰一类的绸缎铺，余太华一类的洋货铺，客人跑进去，铺里讲生意的，为何不见有女子，只见有男子?
(七)满城的车夫，为何没有一个女子，尽数是男子?
(八)南门外第一师范，为何不见有女学生?古稻田第一师范，为何不见有男学生?
有人答得出这些问题，便可晓得赵女士何以不能逃亡了。这些问题并不难答，只有一个总答，就是“男女极端的隔绝”，就是社会上不容有女子位置。在这“男女极端隔绝”，不容有女子位置的社会里面，赵女士纵要逃亡，他逃亡向何处去?
若说世界上逃亡的例子尽有，我也答说是的。再举出一个例:“我们韶山乡里，有一个姓茅年十八岁聪明而且美貌的女子,嫁到一个姓钟极蠢极丑的丈夫。这女子极不愿意，最后抛掉他的丈夫，恋爱邻居一个姓李的儿子。今年八月，逃出他的家庭，实行自由恋爱去了。”
你必以为这是很好的。但是，
“不到两日，被旁人围着，报信他家，他家便派人将他捉住。”
仅仅捉住，尚没有什么要紧。
“捉到家里，赏他一场极大的毒打，锁入重房，仍旧对着他的蠢夫，完成那'极正当’的夫妇关系。”
这还不算什么。
“张三说，这东西打得好，他走脚，他不要脸。”
“张四也说，这不打还待何时!人家出了这种女子，真是丑死了一族人。”
这位茅女士算是实行积极主义，不畏险阻艰难，拼命与恶魔奋斗了。但是，他得到了什么结果呢?我只看见他得到三件东西:一件是“捉”，一件是“打”，一件是“骂”。
由此看来，赵女士怎样能不自杀呢?呜呼，赵女士!鸣呼,社会万恶!
此稿写完，见汝霖君评论，亦侧重社会一面，与予意合。但在赵女士方面，是否尚有他种方法足以完成其自由意志，及各种方法价值的比较如何，俟下回再论之。再有能以赵女士的“名”，及“毕业何校”、“天足小足”等项见告者，无任欢迎。
根据1919年11月21日湖南
《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非自杀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于赵女士自杀一事，归咎于环境的逼之使然，而于“自杀”的本身，尚未置论。关于自杀一事，古今东西的伦理学者不知有多少议论。或赞美自杀，或排斥自杀，其立脚点，则皆在于人生观，在其人对于人生观的见解怎么样。我对于自杀，是采排斥的态度，可分作几层来说。
(一)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除开少数厌世的伦理家之外，多数伦理家都是主张人是以“生”为目的的。而其规定之词，或说“为公众福利，自由发展个人”或说“个人及全人类的生存发达”。而泡尔生则说:“人类之体魄及精神，其势力皆发展到〔至〕高地位，而没有一毫歉仄。”我觉得泡尔生的话，于人生目的，有具体的表示，最为可循。而此种目的，以自杀为方法，断乎不能达到。以自杀为方法，不仅是不能达到自己的体魄及精神,“其势力皆发展到至高地位而没有毫歉仄”，竟是反对自己的体魄及精神，“其势力皆发展到至高地位，而没有一毫歉仄”。这是容易明白的道理。
(二)关于自杀者之心理怎样，我们没有自杀的经验，不能确切断定。惟普通活人的心理，则同是排斥“死”的观念，而欢迎“生”的观念。人类最大多数的心理，既是欢迎“生”的观念，排斥“死”的观念，则少数欢迎“死”排斥“生”的人，不能不说他是例外。这种例外的人，可说是一种心理的反常。
(三)在生理学上，一个人的身体，由于细胞所组成。一个人的总生命，就是各个细胞的生命的合体。而细胞生命的自然状态,总是向前继续，至一定年龄而后老死。自杀则是反抗此种生理的自然状态的。此生理的自然状态，为一种反常心理所支配，而被其裁决，可说是一种生理的奇变。
(四)在生物界，各种生物自杀的很少。虽世亦有所谓义犬义兽以死自殉的传闻，但总不常见。普通都是以生为乐，体合环境，百折求生。
总上所述，自杀在伦理学、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都无位置，故各国刑法有禁止自杀的规定。而社会习惯，生则为之庆，死则为之吊，也都是立足于根本的“求生法则”上面。
于今我们所欲研究的，就是何以社会上竟有自杀的事，且时或见之，并不十分稀罕，及吾人对于壮烈的自杀，恒表示一种尊敬感情，有时竟流露“自杀得好”的赞语，这是什么原故?
关此两点，我的答案如下:
(一)自杀心理的发生，其发生之前，并不是想要自杀，乃是想要求生。他的求生希望，且异常剧烈。此种异常剧烈的希望，至少须给与以相当条件，方能令他满足。设若他的环境，对他不善处置，使他的希望，尽数落空，变成失望，则未有不求死的。故犯人死刑宣告，不能在执行之前的多日告知犯人，即是此理。因此，我们晓得一个人的自杀，其动机并不是求死的，不惟不是求死，反是一种剧烈的求生。社会之所以有自杀，是社会将他的“希望”尽行夺去，而给与以“完全失望”。社会尽行夺去某一个人的希望，而给与以完全失望，则某一个人必至自杀，如赵女士自杀之类。社会尽行夺去某一团体或某一族类的希望，而给与以完全失望，则某一团体或某一族类必至自杀，如田横五百义士同时自杀，洪、杨军十万架火自焚，荷兰与某国开战，声言如相煎太急，则将决海自沉之类。某处的社会多给人以失望，则处社会里多自杀的人;某处的社会少给人以失望，则某处社会里少自杀的人。
(二)吾人所以尊敬壮烈的自杀，有下列之二个原因:一是因他敢做人不敢做的事，认他的精神，胜于我自己，我自己乃于不知不觉之间，发生其感叹及尊敬;一是因为他反抗强权的精神，认他的身体虽死，而他的志气获伸(其实未伸，不过吾人因他自杀，觉得他的志气好似伸了)，压他的强权，因此不能逞意。我心快慰，乃移之以尊敬自杀者。所以非壮烈的自杀，乃奸邪为正义所征服的自杀，吾人不尊敬之。
于是，我要说明“非自杀”的本题了。
第一，从各种证明，吾人是以求生为目的，即不应反其道而求死。所以“非自杀”。
第二，自杀的条件，是社会夺其希望。吾人于此，应主张与社会奋斗，争回所失的希望。奋斗而死，则是“被杀”，不是“自杀”。所以“非自杀”。
第三，吾人并无尊敬“自杀”本身的感情，所以尊敬壮烈的自杀，乃是尊敬他的“难能”及“反抗强权”两点。假设除去此两点，自杀是容易的事。又世上并没强权，无所用其反抗，那么，虽有自杀，吾人亦那来尊敬的感情?吾人既并无尊敬“自杀”本身的感情，则“自杀”一事，应该反对。至于“难能”一点的尊敬，吾人应于别处求之，不应求之于惨酷的自杀。“反抗强权”点，吾人应求之于奋斗。所以“非自杀”。
最后，我乃归结到赵女士。自杀的总体，既已明白是不应该,赵女士是一个自杀的，所以也在不应该之列。吾计赵女士自处的方法，有下列四种:
(一)有人格的得生;
(二)奋斗被杀;
(三)自杀;
(四)屈服。
屈服，非他所愿。有人格的得生，须自己先造新社会。赵女士无此能力及准备。假设逃亡于外，其受辱或等屈服，赵女士之所以宁不逃亡以此。自杀所以全人格，而为心理、生理、伦理生类之变，非自然状态，即非他自然的本心。与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奋斗的目的，不存在“欲人杀我”，而存在“庶几有人格的得生”。及终不得，无所用力，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之至刚勇，而悲剧之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故论赵女士所以保全人格，完成其自由意〔志〕，而又合乎人生的自然法则。其方法所出，品其价值，当说:
有人格的得生第一。
奋斗被杀第二。
自杀第三。
屈服第四。
屈服，在人格及自由意志上无位置。自杀，于人生自然法则上亦无位置。奋斗被杀，其结果虽在人生自然法则上无位置，然其动机有之。有人格的得生，动机结果都好，惜非所以语于现今的中国社会及赵女士。而赵女士则竟以自杀自处了，故我对于赵女士的结论是:
“他的自杀，只于'人格保全’上有'相对’的价值。”
右文仓卒草成，写我一个人的意见。到底对不对，尚要请大家批评。而于新曼君把自杀看做“一件最快心、最可喜的事”颇难表示赞成之意。倘辱纠正，极表欢迎。
根据1919年11月23日湖南
《大公报》 刊印。署名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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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
打破父母代办政策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我常常觉得，老人于种种事情总是和少年立在反对地位。从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以至对社会国家的感想，世界人类的态度，他总是萧瑟的，枯燥的，退缩的，静止的。他的见解总是卑下，他的主张总是消极。我觉得少的与老的，所以尚能相处一块，大半是为着利害关系。老的靠着少的供给他的衣食，少的靠着老的供给他的经验和智〈知〉识。这虽然觉得是“极端言之”。吾国固因制度和习惯的不善，然后乃有此特别怪象。然老年、少年彼此的生活，确有根本不同之处。这道理是成立在生理和心理的上面的。人的生活所以有老年与少年的不同，是因为老年的生理与心理和少年的生理与心理不同之故。吾人的生活，统言之即是生理上、心理上欲望的满足。欲望因性的差别、年龄的差别、职业的差别、信仰的差别而各不同，而以因年龄有别欲望因而不同一点最为显著。这是东西学者业已证明了的。
吾人的欲望有多种，食欲、性欲、游戏欲、名誉欲、权势欲(一称支配欲)等等皆是。各种欲望当中以“食”、“性”二者为根本欲望。前者所以维持“现在”，后者所以开发“将来”。而两种欲望当中，食欲无绝对年龄差别，性欲则有年龄差别。
性欲的表现，大体言之，就是恋爱。恋爱这个问题，少年人看得很重，在老头子则视其无足介意。原来夫妇关系，完全是以恋爱为中心，余事种种都系附属。中国则独将这个问题撇开到一边。我在小时看见多人做喜事，我便问他们何于?他们都说一个人讨亲为的是烧茶、煮饭、喂猪、赶狗、纺纱、织布。我就问道，何不请一个工人省事得多呢?到了后来，才听得讨亲是为的“接后”，我仍是莫名其妙。直到于今，一看社会里面对于婚姻一事，尚寻不出半点恋爱的影子。社会上既不以恋爱为重，于是婚姻一事除开烧茶、煮饭等奴隶工作以外，便只有那下等的肉欲生活。(所谓性的欲望，所谓恋爱，不仅只有生理的肉欲满足，尚有精神的及社交的高尚欲望满足。)烧茶、煮饭等奴隶工作，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老年人既不注意了恋爱，便单注意在“吃饭”点。于是他的儿子要讨亲，他便说是他讨媳妇。他讨媳妇的目的，便是要他媳妇替他做奴隶的工作。《礼记》上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子不得宜其妻”，便是丢脱儿媳的恋爱问题，专以媳妇干奴隶工作的铁证，至于有女嫁人，他不说为女择夫，到说是他选快婿。所谓“快婿”，便是只图他快，他的女儿快否，是不问的。甚者多索聘金，则又是只顾自己的“吃饭”了。总之，资本主义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老头子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老头子与资本主义则是深固的结合在一块，而恋爱的好朋友便只有少年了。你说老头子与少年是不是立于冲突地位呢?
平子君鉴于赵海楼之逼杀其女，极不赞成父母主婚，而没有说出所以然的真实道理。其余筠园、纬文、不平诸君的议论，对于父母干涉子女婚姻一点，尚多徘徊两可之谈，未明绝对难侵之理。(不平君主张父母作有力的参加人，更说远了。)我特在生理上、心理上找出根据，证明子女的婚姻，父母绝对不能干涉。在子女方面，对于父母干涉自己的婚姻，应为绝对的拒绝。必要做到这点，然后资本主义的婚姻才可废止，恋爱中心主义的婚姻
才可成立，真正得到恋爱幸福的夫妇才可出现。
根据1919年11月25日湖南
《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打破媒人制度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讲到“媒人”这个东西，又是中国社会的一件大把戏了。中国社会里的把戏很多，像那文章啦，科举啦，土匪啦，官僚啦，无非是一些把戏。又像冲傩啦，打醮啦，耍龙灯啦，玩狮子啦，以至医生看病啦，教员上课啦，男女结姻啦，无非是一些把戏。中国这种社会简直可以称做把戏的社会。结婚这个把戏里面，关涉到男女问题，又生出了许多小把戏，像那爬灰啦，盗嫂啦，养汉啦，争风啦，带〈戴〉绿头巾啦，使仙人跳啦，等等都是。而在婚姻里面，出乎这些小把戏之上，竟可以称为“大把戏”当之而无愧色的，便算那三头六臂神通广大的“媒人”了。
中国的媒人，有下列各种的怪现象:
以“拉合成功”为根本主义;
一次婚姻总有十分之八以上的说谎;
以“神”及“八字”为护符。
在中国婚姻上操有大权的，人都说是父母，其实父母虽有主持之名，没有决定之实，有决定实权的便是媒人。中国人人有做媒的资格，且认做媒是一种义务似的。一遇人有子求亲，或是有女要嫁，他左右前后的人，随便那个，都可以寻着这事去干。这种媒人，第一便是以“拉合成功”为根本主义。两边游说，心注“成功”，而词旨论锋，总说听你们两下自愿，其实自经他几番饕嘴，做父母的虽有铁耳，早已化成了软绵。我见过多少媒人，成动的总占十分八九。他以为若不撮合，便是我的罪过，倘然合了，使他们两家无亲变为有亲，可算是一件功劳。在这种拉拢主义底下,有离不开的一件事情，便是“说谎”。男女两家，既都不相接近，种种实际，互不相知，女子闭在深闺，更加不易察觉。他就信口开河，造作言语，务使两边父母，听着都能快意。一纸婚书，便构成了这回亲事。所以，往往结婚之后，骡唇不对马嘴。如这次佘四婆婆之摄〈撮〉合赵女士、吴五，便说是〈是说〉谎的好证。甚且变换新郎，或更易新妇，这竟是一个“矛盾对当”，不仅止“些微说谎”了。媒人既已只务“拉拢”，而又“白屁”喧天(乡人谓说谎为谈白屁)，驴唇不对马嘴的婚姻，几乎塞满了中国社会。又何以男女两方，竟不闻有无〈向〉媒人开衅，而法庭诉讼，少闻控告月老先生，他反得自在逍遥，礼金丰入。这是什么原故?是则“神”及“八字”之所赐福，责任诿卸到冥冥之中。无论父母是照例不怪媒人，就是子女也只得怨自己前生有过，错已铸成，只好将错就错。这是阻碍正当婚姻的大因，我于上一天本报，己〈已)经痛切的论过了。
媒人既是坏到这样，以后要想婚姻改良，便须急将媒制打破。“媒人”、“月老”等话，要从国语辞典中一概删除。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倘要明白表示，令亲友皆知，最好在报上登一启事，说明我们俩愿做夫妻，婚期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厅注册，乡间则在自治局里报名，亦尽够了。媒人这种东西，应该投畀到九霄云外，再也不要理他。倘因乡曲风气未通，一时难尽去掉，也要男女互相睹面，防制他的说谎原因。婚成不对，可向诘责，媒人不能不负责任。尝推原媒制之来，系由于男女界限太隔，故欲废媒制，首要澈底的撤开什么男女大防。这几天新城、毓莹、柏荣、西堂诸君，已〈已》经详细说明，用不着我选〈叠)床架屋了
根据1919年11月27日湖南
《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婚姻上的迷信问题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常研究旧式婚姻所以尚能维持的原故，以为这是由于有一种极大的迷信。
何以呢?婚姻的中心在恋爱，人生恋爱的要求，其势力比任何要求要大，非有特别势力，决不是能挡得住的。恋爱既是人生极重大的要求，他的势力又非常之大，那么人人便应该各如所求，婚姻成立之后，夫妇之间便应该充满了恋爱。为甚么打起屋大的灯笼，寻遍了全中国的社会，竟看不见半点恋爱的影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块假招牌，竟可以将这种非常势力轻轻挡住是什么原故呢?
有人答:“因为中国的礼教。”但四万万人懂得所谓“礼教”的到底有多少?全中国二万万女子一字不识不消说，全中国农人全中国工人、商人，他们又认得清几个大字。把他们都除掉，真正懂得礼教的，便只有身穿绿长褂、自称读书君子的一最小部分。“读书君子”之外，大多数毫无知识的妇女及农、工、商，支配他们的精神界，而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块假招牌的大护法，来挡住这恋爱要求的横海潮流的，我以为不是别的，就
是唯一的“迷信”。
迷信最大的就是“婚姻命定说”。一个人刚刚掉下母亲的肚子，便说他的婚姻是已经前定了。年纪大一点，自己发生了婚姻的要求，却不敢自己议婚，一听父母、媒妁来处置。以为自己议婚与父母、媒妁代办是一个样子，横直已〈已〉经前定，无论作么都好。婚姻办了，夫妇团圆，除开挡不住恋爱的自然势力的人，或是毁弃一切，大闹起来，闺房之内，变了两口相杀的战场;或是桑间濮上别有天地，实行他们的秘密恋爱。自此以外，那许多号称家庭和睦的好夫妇，都是脑子里装满了“婚姻命定”四个大字的。所以“世世修来同船渡，百世修来共枕眠”、“月老牵丝”、“天作之合”等等，便是他们时记着的格言。这样服从命定说的婚姻，在中国社会大概要占去十分之八。这十分之八的夫妇，他们的恋爱滋味都在“莫名其妙”之中。要说他好，他们又时常发出叹声;要说不好，他们居然是一对夫妇，同住在一个屋子吃饭睡觉，生男育女，好像真正是“天生成”的。有时吵几回嘴，打几次架，气一转过来，想到“世〈百〉世修来共枕眠”、“天作之合”上头，便立时恢复原状，仍旧吃饭、睡觉。因有此命定说,媒人便可不负责任。中国人不论是瞎子、聋子，本都有做媒的资格，人人心中都存想婚姻命定，遇着某家有什么亲事，不论他相当与否，一概照例拉拢，以为要不拉拢，定遭神遣〈谴〉。“婚姻拉拢不拉散”的话到处流传。假若有人“察亲”，询问“亲”的邻家，邻家是照例不说坏话。及至女归男室，便算是“乾坤定矣”,“钟鼓乐之”。无论怎么样不好，都不敢再有翻悔，只好想念着“婚姻命定”罢了。因有此命定说，那极无道理的“指腹为婚”、“襁褓择配”，都从此发生出来。大家到认做是一段“美缘”，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错举。你若问他理由，他的答就是'婚姻命定”。咳,“婚姻命定”，你的力量真大呵!
“婚姻命定说”是一个总迷信，其余尚有附着的许多小迷信。
(一)是“合八字”。中国父母代办子女的婚姻，并不是毫不选择。他们为子女选择婚姻，到是狠费了苦心。但他们选择的标准，不在容貌、性情、体格、学问、年龄上面，只在八字的合不合。所以婚姻的第一步，便是“合八字”。合八字有二样:一是请算命先生合的，一是请“菩萨”合的。只要八字合得来，便是鬼也可扯拢做夫妇。社会上往往有小年纪的女子，配着大年纪的丈夫，或是小年纪的丈夫，讨了大年纪的女子。我们乡里有一白话，“八十公公生一娃，笑死长沙十万家”，便是纪一件一个十八岁的女子，配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生下了一个小孩子的故事。此外，丑夫对着美妇，或美妇对着丑夫，便以“福禄生在丑人边”相慰,也是常有的事。其余性情、学问等项，是一样不算什么标准。
(二)是“订庚”。合八字之后，婚姻的第二步便是“订庚”。将男女八字各写在庚书上面，当着“神明”，烧起香烛，祷祝他们“偕老百年”，这段婚姻从此便算成了铁案了。订庚本有契约的意义，但庚书上面并不写什么契约的话，单止写上年、月、日、时等八个大字，所有婚姻必需的种种条件，并不规定一事，要不说他是迷信不可得了。
(三)是“择吉”。订庚之后，男女过礼，要选好的日子，要没有什么“煞”、什么“忌”方行。普〔通〕是看黄历上的“宜”“忌”。其次请星卜推算。其次问菩萨可否。这次赵女士求父母更改婚期，他的母亲便说:“择吉已定，万难更改。”要是依着改期，待他哥哥回来，也未必定要葬送在这很好的“黄道吉目”哩!
(四)是“发轿”。这个更糊涂了。说什么当时商纣迎接妲己，在途为狐精换去，后来女子出嫁，恐怕变成妲己第二，所以第一要用坚重的彩轿，第二是将轿门紧锁，第三便请动“喜神”好些将护。有人说这次赵女士若是坐着敞轿，不用金锁重封，外面可以看得，未必便会自杀。
(五)是“迎喜神”。一个新女坐在重封乌黑的轿里，已经是闷得谎〈慌〉了，及到夫家轿子放下，还要从容的迎接喜神，说是请他“呵禁不祥”。这次赵女士到吴家，已〈已)经将要落气，吴家正豫备着迎“喜神”来“呵禁不祥”呢!
(六)是“拜堂”。拜堂是拜见祖宗，说是家里添了一个新娘要请祖宗保佑他“多生贵子”,“裕后光前”。西洋不告祖宗，也要告什么上帝，说你们的恋爱是上帝赐给的，你们夫妇关系是上帝合成的。
这一些迷信，只算是婚姻上的一些把戏，不外把一对男女用这些迷信做绳索，将他们深深的捆住。从说媒直到过礼，这一对夫妇被迷信的绳索缚的转不过气来，以后便是稳稳当当很和睦的好夫妇了。赵女士的婚姻，除开“拜堂”以外，各种“大礼”自然都是经过了的。他的寻死，这些迷信，一定是“与有力焉”的。我们倡言改革婚制，这些关于婚姻的迷信应该首先打破，最要紧是“婚姻命定说”的打破。此说一破，父母代办政策便顿失了护符，社会上立时便会发生“夫妇的不安”。夫妇一发生了不安，家庭革命军便会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接着便将泛滥于中国大陆，乘潮打桨的新夫妇，便会完全成立在恋爱主义的上面。讲到这里，便不得不联想到人人会说的那一句老生常谈“教育普及”了。
根据1919年11月28日湖南
《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湖南自治，固然要从“自治所以必要”“现在是湖南谋自治的最好机会”“湖南及湖南人确有自立自治的要素与能力”等理论上加以鼓吹推究，以引起尚未觉悟的湖南人的兴趣和勇气。但若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并且在理论上，好多人从饱受痛苦后的直感中，业已〈已〉明白了。故现在所缺少的只有实际的运动，而现在最急须的便也只在这实际的运动。
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两者均属重要，而后者在现在及将来尤为必须，差不多可说湖南自治的成不成好不好都系在这种运动的身上。
我又觉得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
“湖南自治运动”，在此时一定要发起了。我们不必去做具体的建设运动，却不可不做促进的运动。我们不必因为人数少便不做。人数尽管少，只要有真诚，效力总是有的。甚么事情，都不是一起便可成功，一起便可得到多数的同情与帮助，都是从近及远从少至多从小至大的。颇有人说湖南民智未开交通不便自治难于办好的话，我看大家不要信这种谬论。
根据1920年9月26日湖南《大公报》
刊印。署名泽东。

释疑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现在有一些人心里怀了一种不应该疑的“疑”，说，“湖南自治问题太大，中间条理太繁，像我这样老不懂政治法律的人,实在怕开得口。但我心中总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不过我没有学政治和法律，我总有一点怕开得口!”这还是认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还是认政治是脑子头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大错而特错了。春秋时候，子产治郑，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这些郑人，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意英法美的劳动者，口口声声“要取现政府而代之”。这些劳动者，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人果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议政法，办政法，要有职业的人才配议，才配办。无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简直没有发言权。有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又一定要去议，要去办。你不去议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议你。你不去办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办你。湖南自治是什么事，而可诿于不懂政治法律便不出来做声吗?湖南自治，又是一件至粗极浅的事，毫没有什么精微奥妙，毫不要根据那一部法典，或那一家学说，只是打断从前一切被中央各省干涉束缚的葛藤，湖南境内事，统归湖南人自办。就是这么一回事，有什么精微奥妙呢?我在一家报上看了一位曹先生的谈话，大意说，“熊希龄虽有政治经验，却无法律知识，所以他拟的自治案是要不得的”。熊拟自治案到底要得要不得，是另一问题。我所不以为然的，是定要有法律知识的人才能拟出自治案。“法律学”是从“法律”推究出来的,“法律”又是从“事实”发生的，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英国以前的宪法就是不成文)。我们为装饰门面起见，或为抬出一部偶像吓中央、吓外省，并吓本省的野心家起见，要制定一部自治法。这自治法也是大多数人能够制能够议的，并且要这么大多数人制出来议出来的才好。若专委托少数无职业的游离政客去制去议，一定不好。你是一个湖南人吗?只要你满了十五岁(这是我定的成人期)，又只要你没有神经病，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只要你将你那不应该自疑的疑点祛去，你便立刻发现你自己的重大本领和重大责任。这本领发现在你的心坎里，这责任便立刻落在你的双肩上。
根据1920年9月27日湖南《大公报》
刊印。署名泽东。

再说“促进的运动”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我前天说促进的运动之所以重要，而未尽其义。湖南自治，决非听其自然可以产生的，这人人明白，不待多说。但若说有了少数做官的或“做绅”的发了心要办自治，自治便可以实现，这话也大不对。我们且看，无论什么事，是少数人办得了的吗?不论那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或劳动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相对，或有了在野党和劳动社会而其力量不足与在位党或政治社会相抗，那一国的政治十有九是办不好的。况乎一件事情正在萌茅〈芽〉，而其事又为极重大的事，不有许多人做促进的运动，以监督于其旁而批评于其后，这一件事是可以办得成办得好的吗?
根据1920年9月28日湖南《大公报》
刊印。署名泽东。

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
(一九二〇年十月七日)
湖南自治是现在唯一重大的事，是关系湖南人死生荣辱的事。我劝湖南人，我劝我三千万亲爱的同胞，***了，且慢去埋，大家来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大风和海潮要来了，这大风和海潮曾经扫荡过我们多少次，现在又将要来扫荡我们了，我们的海堤尚没有筑好，并且还没有开始筑，多危险!大家知道吗?
但是三千万人实在太疏远了。道路也远，觉悟的也少，赶不及这个堤工。因此这个责任，便不得不归到我们三十万长沙市民的身上了。长沙市民现在不赶快起来做自治运动，湖南自治终无成立之望。长沙的市民!三千万同胞虽没有明白将这责任付托于你们，却隐隐将这责任付托于你们了。你们成功，三千万人蒙福你们失败，三千万人受祸。你们的责任真不轻!你们应该知道。
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民运动。不但现在俄德诸国震荡全球的大举动，是起于市民，就是中世的自由都市，从专制家手里争得“自由民”的地位，也是惟市民才有。市民的权威真大!市民真是天之骄子!
市民呵!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只在今日。
根据1920年10月7日湖南《大公报》
刊印。署名泽东。

反对统一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
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到现在算是大明白了。中国也不是全无热心国事的人。这些热心国事的人，也不是全然没有知识和能力。然而办不好者，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在沙堵〈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堵〈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每朝有几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个条件得来，就是杀人多，流血多。人口少了，不相杀了，就太平了，全不靠有真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国只是一个空的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说有人民罢，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实在形容得真冤枉!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土内，有中国人和没有中国人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什么不了的关系?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
中国人没有科学脑筋，不知分析与概括的关系，有小的细胞才有大的有机体，有分子的各个才有团体。中国人多有一种拿大帽子戴的虚荣心，遇事只张眼望着前头，望着笼统的地方。大帽戴上头了，他的心便好过了。现在的和议，就是这样。一些人捧着一个“和议”，北跑到南，南跑到北，没希望的时候，便皱着肩,有一点希望，便笑起来了。我是极端反对和议的，我以为和议是一个顶大的危险。我的理由，不是段琪〈祺〉瑞的统一论(也不是章太炎孙洪伊的法律论，我只为要建设一个将来的真中国，其手段便要打破现在的假中国。起码一点，就是南北不应复合，进一层则为各省自决自治。

不许实业专制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美国工党首领戈泊斯演说曰，“工党决计于善后事业中有发言权，不许实业专制。”美国为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托刺斯的恶制，即起于此。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戈泊斯的“不许”，办法怎样?还不知道。但既有人倡言“不许”，即是好现象。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千万人都说“不许”，由低声的“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狠高声的狂呼的“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
根据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
创刊号刊印。署名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