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那年，父亲推着自行车，我坐在后面的车座上。路过一所小学，大家正在排练舞蹈，他们身上的校服让我羡慕。父亲停了车子，把香蕉剥开给我吃，我接过来咬了一口，香软甜腻，实在是太好吃了，我连吃了三根，父亲说：“好咯，剩下的留给你哥。”

到过节时，跟着我哥哥去大姑家做客。她家柴堆那边枣子树高过三层楼，枣子青青红红挂在枝头。大姑叫大表哥拿锄头去敲枝干，枣子如落雨一般掉在地上。大表嫂拿着簸箕，去把枣子一一捡起来，洗干净，挑熟甜的给我吃。临走时，还让我和哥哥拎着一大袋子带回家。
今年跟着哥哥去大姑的小儿子那里参加酒宴，又一次经过大姑的家。大姑已经去世了，他们的屋子大门紧锁，门前长满了草。而那棵枣树依旧在那里，越发高了，熟透的枣子落了一地，无人拾捡，青枣子还在枝头随风轻摇。

大娘离世的那一天，没有任何异常。大堂哥和小堂哥两家都出门了，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大伯住在一楼，他起来洗漱完，忙了一会儿，一看时间八点半了，大娘还没有从她睡的四楼下来，按往常来讲，她每天七点多就已经下来弄早餐了。
大伯站在楼下喊大娘的名字，没人答应，他便上楼，一边上一边喊，还是没人答应。他心里往下一沉，知道出事情了。他推开房门，大娘躺在床上，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了任何生命体征。大伯站在那里，对着大娘说：“你就这样走了啊？！就丢下我一个人了？”

大娘去世的消息，迅速在我们的家族微信群里传开，我马上买票坐火车赶回来，同时，我哥哥，还有其他堂哥堂弟堂姐，都从全国各地赶回来。大家其实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碰面，现在没想到在这个场合又一次重聚，却没有多少话可以讲。他们的孩子坐在他们身旁，我没有一个能叫得上名字。丧事结束之后呢？漫长的未来都是亲人的缺席，那种缓慢的痛苦只能每个人独自承受了。

回到家，洗漱完，陪母亲看了一会儿电视。父亲还在城里，明天侄子们还要起来上学，他得照应着。因为两个侄子都在市区上学，为了照看方便，哥哥便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母亲因为舍不得家里的地，偶尔去住，倒是父亲非常喜欢在那里。
每天送孙子们去上学后，他就可以去龙潭公园玩，时常在那里碰到前来散步的大伯，两兄弟一辈子都没有这么长时间坐在一起晒太阳。大伯家也是走几步路就到了，父亲没事也会去他家坐着聊天。父亲事后一再跟人说：“我大嫂从来就没有靠着我坐那么近地说话，那天说了一下午。没人晓得第二天就没了呢！”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母亲忽然感叹：“家里多个人还是热闹。我一个人在家里很早就睡了。”说起父亲，她摇摇头：“他啊，几快活的！天天跟城里的退休老头儿一样，去公园打打牌，早餐还去买来吃。”我说：“这个没得么子，买个早餐也没几个钱嘛。”
母亲一拍手：“早餐一吃四五块，一个月下来不得了啊。一年下来花多少钱！”我笑了：“钱不用担心嘛，有我们。”母亲摇摇头：“你们挣钱也辛苦。”想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之所以还要种地，还是想多挣点钱，至少我跟你爸的吃喝花费都有了。我不想麻烦你们。”

到该睡觉的时间了，母亲给我铺好了床，准备好了被子。我钻进被窝，母亲问：“北京是不是很冷？”我说：“有暖气。”她点点头，又问：“被子薄不薄？要不要再加一床？”我说：“不用了。”她说好，转身走开，走到门口，又说：“早点儿睡，莫又看书看到很晚。”我“嗯”了一声。关了灯，清冽的月光洒了进来。

我得抓紧时间睡觉：明天六点就得起来，母亲要跟二娘一起熬粥，准备好饭食，明天来吊唁的人会很多；而我要赶到城里大伯家里，参加诸多吊唁仪式。我忽然想到，小堂哥背着自己母亲的尸体下楼时，不知是什么心情。
前一天生活一如往常，上班是上班，上学是上学，打牌是打牌，做饭是做饭，一夜过后，忽然所有的事情都崩塌了。母亲没有了，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连一句话都没有，连我这样的外人想起来都是痛的。再想想大娘，连她自己都不知道那是她的最后一夜，她死的时刻真的毫无痛苦吗？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

哥哥从东莞坐火车到北京，没有直接来找我，而是去了燕郊他朋友家里。第二天他才决定来看我。晚上六点下班时，他发微信告诉我已经到了我们小区门口。我让他找个地方先等等，我立马赶过来。等我出站往小区走时，一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

找到哥哥时，他在小区旁边的某家宾馆的前厅坐着，旁边放着他的双肩包。他跟着我往小区走去，问他生意谈得如何，他摇摇头说：“我去我那朋友家里一看，聊了一会儿，发现他们是搞传销的。找个机会，我赶紧跑走了。”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泡汤，哥哥也习惯了，这不算什么。过去的几年，他原有的生意破产，资金链断裂，公司倒闭，合伙人反目，银行追款，高利贷催债，卖房卖车……连带着我们全家都给卷进去，这样的糟心事还少吗？我们已经习惯了。现在他在东莞重新开始，一切都是未知的，我不知道他做得如何，问他，他就说还在努力之中。

在小区北门找到一家火锅店，点好锅底和配菜后，沉默了片刻，哥哥说：“我这次来，主要是看看你过得怎么样。”我说：“我过得很好啊。”他点头说好，我们又沉默了。哥哥大我七岁。我们童年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我几乎是一个人长大的。我们虽是兄弟，却客气，拘谨，生疏。
平日我们很少打电话，除非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有时候我打电话给他，他在忙碌；有时候他打电话给我，我说起手头在写的书，一切都还不错。过去的几年，我怕他打电话，因为总是听到一个又一个不好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