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新屋后，心里一直没放下玉凤娘，便问母亲她的情况。母亲说：“她老伴儿，你开爷，前几年得癌症死了。现在她就一个人住。”我问：“她不是有三个儿？”母亲叹口气说：“老来厌，老来厌，三个儿各自都有家咯，住在哪一家都不愉快。还不如住在自家屋里。”

母亲又说起玉凤娘家里没有电视，经常到我们新屋这边来看，一看就是大半天。母亲有时候想出门到地里做事，也不好跟她讲。她家里原本有台电视，后来坏了，也没送去修。说起来有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想着去帮一下

菜地那边急需开工，却找不到人。俞娘跟菜场那边有些关系，菜场的负责人就托她找人，工钱翻倍，过去一天一百，现在给两百。不过母亲没有答应，她对俞娘说自己背一直疼，背不动打药桶。俞娘只好再去问问其他的婶娘。

我趁机问母亲平时这样的零工做得多不多。母亲说俞娘给她介绍了不少零工。有时候去坝脚下割草，有时候去湖田锄地，有时候去厂里。“我跟你婶娘一起灌水泥，一天有两百块，还能吃它两餐饭。只是全身是灰，洗都不好洗。”
做得最长久的是在一个承包土地种红薯的老板那里。老板到我们村里来租地，一亩地一年租金四百块，然后租地给他的人过去打工，锄草，打药，挖红薯……一天也是一百块。
到了年底结算工钱时，却并没有拿到全部的钱。母亲做了四千多块钱，拿到手的只有三千左右。其他做得更多的，也只拿到了部分。大家天天去那个老板家里要账，老板自己也没办法，毕竟红薯卖给厂商后钱还没回来，只能这个人给一点，那个人给一点。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我也只能再做两年，就做不得咯。年纪大的人家不要。”她提起隔壁的五爷，七十多岁，身体还算硬朗，跟母亲她们一同去挖红薯（挖一斤红薯九分钱，挖得快的人一天能有两三百的收入），挖的速度不算慢，但老板百般刁难，一会儿说他把红薯挖破了，一会儿说他太慢了，结账的时候只给了他一半的工钱。
但五爷还是去做，别人问他为什么要受这个罪，他说：“反正在屋里坐着也是坐着，能挣一点是一点。”说到此，父亲笑道：“我在市区看有没有看门的工作，只要身份证给人家看，别人都不要我。”母亲看他一眼：“嘛人敢要你？这么老咯，反应又慢，身体又差，要是看着看着突然死咯，人家又要赔钱，几划不来哩！”

路两旁的油菜花已经开了。“每一年都看不到油菜花，今年让你看个尽量！”母亲笑道。她又说起油菜田边上过去是榨油厂，油菜籽打好了，就送到那里去榨油。以前菜籽油是每家必备的，炒出来的菜也好吃。那时候都是自己产什么，就物尽其用。不像现在，什么都去超市买。

作为他们的小儿子，我在外面这么多年，经历过什么，他们不知道，也不了解。每一年我把自己带回来，也把一个更陌生的儿子带回来。尽管我用他们听得懂的话来交流，但他们也能感受到我背后那个广阔的陌生世界赋予我的陌生感和新奇感。他们没有一起来过我的房间，时不时这个来一下，那个来一下。

在菜园里忙活的婶娘起身问：“庆儿哎，你要走了啊？”我回道：“是啊！”婶娘又问：“是不是怕回北京没得人给你做饭吃，就把你老娘带上咯？”母亲笑道：“怎么可能呢！他回北京后，天天大鱼大肉的，怕肯吃我做的饭啵？”
婶娘也笑了：“养儿有啥子味哩！养熟了，就飞走咯。”母亲说：“飞就飞走了，我几高兴哩。少做一个人的饭！”婶娘咂咂嘴：“你莫到时候跟我念他就行咯。”母亲“哎哟”一声：“念啥子念，明年又不是不回！也只有几个月咯。”

哥哥忽然想到一件事，微笑着说：“你啊，现在是我唯一能拿出来说的。我现在做生意打交道的老板，都是高学历高智商的，跟他们打交道我常常觉得很吃力。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可是一说到你，我就很自豪。我有个作家弟弟，这是他们也很感兴趣的。”
我忽然想起哥哥的同事曾经给我发来的照片，哥哥在他的办公室书架上放了一排我的书；也想起嫂子曾提及，哥哥常在别人面前说起我，每当我出新书，他都第一时间去买。但他从未在我面前表露过这些。

我回家的当天，床其实是没有铺好的。母亲忙着在附近的渔庄打小工，到了过年，那边的生意分外好，需要的人手自然就多。我也不等她了，自己套好被罩，铺好床，躺上去睡了个午觉。

看到主卧，我说：“未来你们去，就住在这里，离卫生间也近，床也够大……”父亲笑道：“那要得。”看完视频，我又说：“等侄子们放暑假，你们去。到时候我上班的话，他们是年轻人，城里各种不懂的，他们可以照应你们。我不上班的时候，带你们逛逛。”父亲又笑：“要得要得。”母亲瞪他一眼，跟我说：“你上班忙，我们过去添加负担。”父亲忙说：“哪里是负担！自家儿屋里，我们不去嘛人去？”

母亲从大年初二开始，每天上午都会去渔庄做帮厨，一大早吃点剩饭就赶过去了。父亲不擅长做饭，偶尔做做也很难吃，我就担起了做饭的任务。面条煮好，盛了一小碗，让父亲来吃。他现在胃口越发小了，我记忆中那个一口气能吃两三碗饭的人再也不会出现了。

年过完，依我们这边的习俗，要邀请亲戚们到家吃一顿。今年也不例外，父亲已经买好了牛肉、鸡肉和藕，母亲却说：“今年就不在家里吃了，我们到渔庄吃去。”父亲讶异地问：“渔庄那么贵，我们为么子要去那里？”母亲说：“渔庄欠我的两千六百块工钱，一直拖着结算不了。老板就说给拖欠的员工一人一张卡，你可以拿着卡到渔庄消费，钱就从那个工钱里扣。”
父亲撇撇嘴：“真是想得精！钱不给你，还要你去消费一顿。”母亲“哎哟”了一声：“有么子办法嘞？！渔庄自己欠一大堆钱，也没得钱给我们。咱们吃一顿是一顿，钱反正也要不回来的。”

每年到了年关，母亲总是忙于去各个老板那里要钱。比如去农场种秧苗的那一千三百五十块钱，比如在王老三那里帮着洗碗的五百块钱，比如渔庄的两千六百块钱……不给钱的理由有很多，比如农场的老板说工厂没有给他钱，他也就没钱给母亲；比如年底生意不好，钱没有回笼，还得等几个月；比如渔庄这样的，欠了别人外债，运营困难，只能一直拖欠员工的钱。总之，母亲做了一年小工下来，能拿到手的钱不足一万块。

我知道，我给母亲的钱，她没有用，一直给我攒着。虽然我说我不需要她这样，但是她口头说好好好，实际行动上却不动我的钱。我给她和父亲买衣服，买取暖器，买护手霜……只能通过这些迂回的方式，尽量让他们的生活宽松一点。
想想很多人的父母亲可以拿着退休金，享受各种退休后的福利，父母亲作为忙碌了一辈子的农民，却是享受不到这些的。生存的焦虑感，并未随着老去而缓解，他们得拼命地干活，拼命地攒下一点钱，拼命地不要让自己成为儿女的负担，一想到这些，他们是不敢休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