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找到了中国实现西太平洋制海权的绝对目标和相对目标，但我们也不排除美国与中国“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可能，为此，我们还要考到较坏和最坏结果，并着手做好准备。
　　较坏的结果是虽然美国“重返亚洲”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打压中国的色彩，但也不排除美国政界有清醒的政治家，这些人知道中美合作的雅尔塔框架基础及其对于太平洋和平的深远意义。因此，每当中美关系跌到底谷时，总有一些前朝老臣及现任总统特使来华化解矛盾，比如1998年6月份中美关系跌到谷底时，乔治·布什总统就于7月和12月两次派他的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将军访华；2010年9月，就在美韩在黄海演习的当口，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美国前总统卡特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多尼隆先后访华，以保持沟通，化解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一如既往地像当年286那样抓住这些维护雅尔塔合作框架的机会，但前提也是要像286那样不放弃中国在雅尔塔体制既有的利益，尤其是其中最核心的中国对台湾主权利益。20世纪30年代欧洲英法绥靖外交的沉痛教训说明：为合作而合作的外交，与为和平而和平的外交一样，其结果都将是事与愿违。

　　因为每每在经济衰退之时，美国首先借助宏观政策的调整来缓解衰退，而这种宏观政策的变化首当其冲地反映在政府支出的变动上，美国政府往往在经济衰退时骤然增加军事开支，军费的迅速增加虽然不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它是政府强制行为的结果，但军事开支的增加与政府其他类型开支增加的效果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衰退之时的政府军费开支无疑为全社会生产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庞大市场，尤其军事工业生产（包括专用武器装备和通用军事消费品等）短期内扩增，迅速将军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引致到消费和投资走向上，从而使得社会总需求大幅上升，进而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总量产生的强烈刺激作用，最终达到国内当时既定资源得到完全充分利用、释放经济衰退压力的目标。
由于军费开支本身对宏观经济的涉及影响和刺激作用非常显着，军费开支的财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战争决策者对战争红利的非理性预期，以致将缓解经济衰退寄希望于军费开支的顶峰阶段——战争时期。总之，美国在打击战争对象之时都与当时的国内经济衰退有一定关联。从总体态势上看，美国国力状态和战争频数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在每次具体战争爆发前，美国经济却大多数处在低迷或者衰退状态，这种奇妙的现象在美国战争决策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165]

（三）军事运用原则与战略力量配置
楼主说声抱歉了亲：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是论述呆弯和岛的关键性。大部分的兔子一定对此有基本的战略认识。所以楼主省略了这一部分的内容，防止过于敏感度娘吞贴。
海防力量配置及运用策略
鉴于湾湾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外部的干涉，因此，中国解决弯弯问题的力量配置的重点应当是弯弯南北两翼即黄海和南海方向的战略力量的配置；又鉴于在中国弯弯统一问题上，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乃至和美国有着完全不同性质的立场，因此，在日本明确承认“弯弯是 兔子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则之前，黄海则是中国海洋力量配置的重心所在。比较而言，黄海的海上力量应当是积极和具有强大攻势的，而在南海的海上力量则应采取具有巨大威慑力的防御政策，其作用仅在于侧应北面战略力量的有效发挥，以保证中国弯弯统一在尽可能和平的条件下完成。
　　但是，近代史英国海权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绝对制海权的实现永远需要绝对陆权的配合，正如19世纪的英国在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正是依托其在印度大陆的绝对制陆权而实现道理一样，用于支持海上作战的岛屿资源的总量，决定海上战斗力持续时间的长短。
而中国大陆对其近海的作战力量的资源供给线最近而资源供给总量几乎无限，因此，与日本、美国相比，中国在其近海的制海权具有日本、美国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关于此，2010年8月，日本《中文导报》刊出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美国南海动作没那么大威胁》一文说得明白：“美国确实比中国强大，但美国也确实无力在军事上挑战中国，尤其在中国家门口，更是如此。”[171]据当年12月13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美国首任国家情报总监、前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表示：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将越来越强大，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现实，并且以此为基础制定外交政策。如果误判形势，制定错误的外交政策，那将糟糕至极。他说：“我们无法阻止中国崛起，中国必将崛起，我想我们对此必须现实些。”[172]

目前关于中日美之间的军事力量比较，更多地以技术和吨位为参照，对中国海上力量得出不同的评价。[173]其实，国家军事力量比较不仅要看技术，更要看技术运用的环境；而技术运用环境的好坏并不完全是静态即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即冲突双方各自的战略家们谋划的结果。
比如，在鸦片战争中曾大显威风的英国洋枪，却在中国乡野三元里大雨中百无一用。蒋介石时期在中国东南平原一带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重装备在西南山区反成国民党部队的包袱。今天的中国已不是1894年甲午海战前的中国，那时的黄海对中国而言就是远海。远海作战，当然技术占先。现代信息和导弹技术已缩小了地球的空间距离，这时的黄海就成了中国的近海。外来的航空母舰，不管它技术装备如何先进，在这片水域，对中国大陆而言，无异于儿童游戏艇。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今日中国海上力量的劣势在远海，至于近海，确切地说，就是在“第一岛链”以西水域，中国海军则有相当的优势，这是因为它拥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几乎是无限的资源供给——这恰恰又是美日海军远不及中国的地方。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从1962年10月赫鲁晓夫在美国家门口挑起古巴导弹危机和2008年8月美国海军在俄罗斯家门口声援格鲁吉亚那高调而来蒙羞而归的结果得到反复证明。
　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国应对近中期海上战事的策略应当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174]近战可久，远战当速，就近而舍远。

必须强调的是，以黄海为重心的台湾以北海域的制海权是以中国整个东北地区的战略力量的加强为前提的。
19世纪末日本征服亚洲的计划启始于黄海，发动于东三省；当代中国崛起始于入朝作战的胜利，同样的道理，未来中国在东亚安全及战略地位的保障的根基亦在黄海及其所依托的中国东北大陆地区的国防力量。“原大则饶，原小则鲜”[175]，原，基也，前提也。从西太平洋战略态势看，中国东北大陆国防力量是保障中国黄海海上安全的前提，中国黄海的战略力量又是保障弯弯和平统一的前提，而弯弯统一则是实现包括南海在内的中国整个东部制海权的关键前提。

加强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为中国海军突破西太海上封锁保驾护航，为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伟大部署提供战略支撑
　　近年来，尽管中国海军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它远未获得深入蓝海单独作战的能力。这就是说，与美日海军相比，中国海军的中远程作战能力仍处在襁褓阶段。2010年7月底靠近中国东海岸的美国海军之所以不能使中国感受到1895年那样的灭顶般的海上压力，其重要原因是这时中国已具有成熟的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而不是由于近年来中国海军的快速且不成熟的发展。换言之，如果没有部署于中国大陆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强大威慑力量，中国海军在东部近海的作战半径，乃至发展空间都会向大陆大幅收缩。中国海空军与美国不同，当然也不能仿照美国导弹部队依托于海军发展而发展的模式。美国海军与空军已拥有独立和巨大的远程作战能力，而中国海军在其从近海向远海推进初始阶段却需要依赖本国陆基导弹提供的强大且具有覆盖性的火力网护送。这种近中程海上护送对于没有多少现代战争实践，尤其没有多少与海上强国较量经验的中国海军成长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导弹部队的护送下，中国海军就能够渡过从浅海到深海这段艰难阶段并能成长为具有远海独立作战的海上力量；反之，如果失去了这种护送，今天中国海军在黄海同样会感受到1895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面临那样的压力并遭遇海上“黄继光”的惨烈；继而，中国海军就不能在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担负起连接“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历史使命。鉴于此，加强国家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为不仅拥有巨大威慑力而且具有强大的独立战斗能力，并能为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伟大部署提供战略支撑的强大兵种，尤为必要。
SO ，按照张教授所说 我们有了航妈，有了大运，有了J20 有了太多

61年美国在越南策动“特种战争”，卷入越南内战。198////9年初，西///藏出现骚乱，接着北京======。2008年西方少数国家试图借奥运会之际在中国北京“发难”，

有些美国的战略家们认为，中国走出“第一岛链”必然要与美国发生冲突，但这种认识并不具有可信度。[157]1972年186同志告诉尼克松，他喜欢右派，[158]这是因为1972年的美国右派尼克松懂哲学，知道美国的国力扩张的边界何在，而当时中国的左派则不知中国的国力边界在哪。今天美国的右派已不那么令人喜欢了，因为他们已失去了哲学。读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即使美国在其力量达到高峰时也没有在太平洋西岸形成有效的控制，那将制海权伸到太平洋东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陆海兼备的大国而言更是不可思议的。
既如此，上文中做出中国一旦突破其外围海域，“就将前往太平洋的中心地带并借此东进，它的首要重点将是获得南美和中美洲地区的军事基地”的结论，如果不是对历史的无知又是什么呢？
所以楼主说：即便兔子的军力扩张，也要注意兔子的国家支撑力边缘在哪，盲目的扩张是不可取的，我们的传统政治影响势力范围是东亚包括东南亚，以及部分西亚地区，外加可能存在的南部非洲，这是我们过去几千年扩张的极限。大唐在扩展到阿富汗。。。。就TM也遭遇坟场了。。。。不可碰触啊 ，这是诅咒，有木有！
即便我们要扩大兔子的影响力或者亲和力，也需要避免过分的军事扩张，而应该采取经济和文化亲和制衡，南美离我们太远，中西亚是大毛固有的势力范围，军事会引起纷争，伤及战友核心（这也是为啥我们在叙利亚和利比亚伊朗等问题上追随大毛而不是主动强力出声的原因，当然大毛挺不住了，兔子自然是会冲上去帮大毛顺便也占点小便宜~）而北部非洲是老欧洲的殖民范围，兔子的手脚直接伸进去会不得助力，只能稳固渐进。因此完成地区势力恢复任务之后我们需要做的也许是进一步稳固兔子内部的经济稳定，

雅尔塔和平体系形成的起点是1943年底的德黑兰会议和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其终点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
在德黑兰会议上美苏迫使丘吉尔同意从法国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东欧交留苏联解放的决定，意味着东欧被划入战后苏联的势力范围。
欧洲被东西切断，意味着从地缘政治上粉碎了支撑欧洲世界霸权的核心和基础。雅尔塔会议基本上解决了战后和平体制安排问题。此后就是美苏暗中推动的世界范围的民族自决运动，由此英国和法国的战前海外利益被剥夺殆尽。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7]发生，美国与苏联联手逼迫英国和法国退出埃及。失去埃及，欧洲也就失去了地中海。这个结局对曾由欧洲人主导的世界体系无疑是最后的挽歌。
失去东欧，欧洲只是分裂出一半，而失去地中海，欧洲就失去了它在历史上曾拥有的全部辉煌。明白了这点，也就明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德国都将防御的重点放在地中海南岸的原因，以及1956年英法被逼退苏伊士运河对于欧洲的意义。埃及是地中海南岸的支柱国家，失去了埃及，也就失去了地中海南岸，失去了地中海南岸，欧洲也就失去了整个世界。
当时英国麦克米伦首相在与朋友共进午餐时望着窗外木然地挥挥手说：“这是我们美好的文明；很可惜，这一切都完了。你知道，到1957年底，我们所知道的西方文明都要完了。我设想在布尔什维克统治若干世纪之后，还会产生一种文明，但是我不知道它将是什么样子。”[8]当时有英国学者评论1956年纳赛尔总统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决定是“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另一个时期的开始”[9]。1974年5月25日，186在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时提到艾登时说：“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吃了大亏。”希思回答说：“是的，吃了大亏。”[10]

苏伊士运河事件的结局让欧洲人始料不及，对欧洲世界霸权来说更具毁灭性。H.斯图尔特·休斯在《欧洲现代史：1914～1980年》一书中写道：“在20世纪之初，人们仍然认为欧洲的领先地位是理所当然的。几乎所有的欧洲人，还有大多数非欧洲人，都认为这个小小的大陆，将继续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就像前四个世纪那样。很少有人察觉到欧洲的世界霸权的末日已经在地平线上露头。”[11
]苏伊士运河事件后，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说，它“引人注目地显示了”欧洲已不复存在任何强国。一个大陆在铁幕前四分五裂，被分成一些弱小的依赖他人的国家，它们“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都无法坚持自己在外部世界的切身利益”。[12]中国欧洲史学者惠一鸣教授补充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曾尽力阻止这一历史过程继续发展下去，但是遭到了惨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爆发后，欧洲人才终于明白，在这个巨大的历史变迁面前，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适应新时代。”[13]

“知耻近乎勇。”[16]只有在失去欧洲后，丘吉尔才体会出当年张伯伦先生的良苦用心，他同时也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地给欧洲带来的灾难。令人感动的是，已至72岁高龄的丘吉尔在哪里跌倒从哪个里爬起，下定决心为英国皇室“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17]。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 “铁幕演说”，9月，又在苏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欧洲合众国”[18]的概念，决心将破碎的欧洲整合为美国那样统一的国家联合体。此后，欧洲各国开始进行内部整合并在英国的带动下开始为恢复凡尔赛体系即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体系而默默准备。苏联学者对丘吉尔的目的洞若观火，B.T.特鲁汉诺夫斯基写道：
　　丘吉尔的计划是打算恢复英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企图把美国排挤到第二位。丘吉尔认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使美苏发生冲突。因此丘吉尔加紧鼓动美国，在对苏关系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19]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通过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表达了当时欧洲人卧薪尝胆、“收拾旧山河”的决心：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geming，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20]
OK，于是欧盟就这样渐渐的形成了。

汤因比在这里说的“内部的一次大geming”，就是要求欧洲的内部——首先是东欧与西欧——的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削弱美国和瓦解苏联。此后的英国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二战中被罗斯福出卖的耻辱，他们一直在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即用扶撑雅尔塔体系的“右手”（美国）打倒扶撑雅尔塔体系的“左手”（苏联），其目的是为了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并最终将美国逐出欧洲。汤因比认为，完成这个任务大概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间。现在回头看来，从1946年丘吉尔“铁幕演说”算起，欧洲人以非常低调的形式仅用了50多年的时间就接近实现了这个目标。
　　1946年3月，丘吉尔在“铁幕演说”中疾声呼吁“世界的安全要求有一个任何国家都不能被排除在外的团结的新欧洲”[21]，9月，他又在苏黎世大学发表演说，提出“我们必须再造一个欧洲合众国”[22]的任务，他说：
　　我们恒久的目标必然是建设和巩固联合国组织。在这一世界性的理念之下和之内，我们必须以一种也许可称为欧洲合众国的地区性结构，重建欧洲大家庭。第一步是组建一个欧洲委员会。如果一开始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或能够加入合众国，我们也一定要着手把那些愿意和能够的国家聚集起来。[23]

当时的欧洲人真是做到了痛定思痛，见贤思齐。英国在历史上是利用欧洲大陆分裂形势获利最多的国家，即使如此，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识到自己也是欧洲分裂的受害者，并决定放弃自私自利的外交政策，主动呼吁欧洲统一并自觉加入欧洲统一进程。
　　此后欧洲统一进程加速。1948年5月，欧洲统一运动首届大会在海牙召开。1949年5月5日，英国、法国、荷兰等10国政府成立了“欧洲委员会”。不久希腊、土耳其、联邦德国、冰岛、奥地利、塞浦路斯、瑞士、马耳他等国先后加入。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巴黎签订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52年7月25日，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1957年3月25日，这六个国家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1958年1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正式组建。1965年4月8日，六国签订的《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个共同体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67年7月1日条约生效，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　　此间，欧洲怂恿美国与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展开全面“冷战”，美国从朝鲜战场败退后又陷入越南战场。
（欧盟的建立先是从资源协调入手~ 然后才是政策）

1972年，尼克松纠正了前任“世界主义”的天真，通过与雅尔塔和平体系中的另一关键性支柱国家——中国和解，大幅减缓了美国的外交压力，降低了美国国力的消耗。美国外交的迅速转向，迫使英国人“从灵魂深处爆发geming”，以断臂决心和勇气放弃了曾使英国大获其利的“均势”外交传统，于1973年毅然加入“欧洲共同体”。英国外交的这种自我牺牲为欧洲统一清除了最坚硬的障碍。随后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后加入欧共体，欧共体成员国扩大到12个。欧共体12国随即建立起了关税同盟，统一了外贸政策和农业政策，创立了欧洲货币体系，并建立了统一预算和政治合作制度，逐步发展成为欧洲国家经济、政治利益的代言人。1991年12月11日，就在苏联解体（1991年12月25日）的前14天，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