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国际政治力量的组合在近代世界大国博弈的“棋谱”中已推演过多次。
第一次是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出现过“维也纳体系”，这是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沙俄斯拉夫人共享共治世界的体系。
第二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是英美盎格鲁-撒克逊人内部独享共治的世界体系，
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雅尔塔体系”，它又是对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与苏联斯拉夫人共享共治世界体系。
如以主导民族分类，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是对“维也纳体系”的肯定，当然也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否定。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历史开始出现否定“雅尔塔体系”并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回归的趋势。如以优势先后排序，我们不妨暂将这个体系称为“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它是对“雅尔塔体系”的否定和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肯定。
不同的只是，目前这个正在演变的世界体系在欧洲已经接近完成，而在远东则初露端倪。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雅尔塔”迂徊空间及由此而生的“战略机遇期”将受到更大的挤压。

在远东地区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是2010年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的外交宣示。而能够帮助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盟友当然主要是日本。这样一来，美国在亚洲就将面临的是要保留还是要“埋葬”远东雅尔塔体系的两难困境。如果是前者，那就要与中国合作，这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人共治世界的原则；如果是后者，那就要有日本的配合。
　　但日本与欧盟不同，它毕竟是遭受过美国原子弹打击的国家。美国在亚太可以接受日本为盟国，但条件是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日本政府几十年在核问题上低调顾忌的主要是美国。对美国人而言，日本拥有核武器比朝鲜拥有核武器更为可怕。在东北亚核查问题上，美国人最不便直说的就是日本核问题。

也就是说，一个已拥有核武器的日本是美国在亚太的绝对敌人，而无核的日本则可以让美国放心并使其为美国在远东任意驱使。因此，为了重返东亚并与大西洋盟友一起推倒远东雅尔塔体系，建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统治，如果日本不能为了获得美国的信任而主动“自残”的话，那美国首先应当做的就是废掉日本的核能力——这与20世纪40年代日本在向太平洋扩张前先打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出于同种考虑，日本由此便会成为对美国无害而对其周边国家有威胁的国家。

让日本搅局，当然搅的是以俄、中、美为支柱国家的远东雅尔塔格局，美国“重返亚洲”要建起的是——与20世纪20年代不同——由美国的主导的 “华盛顿-凡尔赛体系”。
　　那么，西方联手颠覆雅尔塔体系的进程在远东是否会像在欧洲那样顺利呢？那要看中国及整个建立在雅尔塔法权体系之上的亚洲国家对此抵制的程度。除美国外，亚洲雅尔塔体系的主要支柱是中国——这正如欧洲雅尔塔体系的主要支柱是俄罗斯的道理一样，只要中国不倒，那么，亚洲的雅尔塔和平体系就不会倒。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说明了美国针对以中国为目标的“重返亚洲”政策的目的，后半段说明了对付中国的手段。也就是说，发展中的中国如果不能为比中国更为发展的西方让出资源的话，那中国就应当“让位”：要么象苏联那样被瓦解，要么自觉“低碳”。
　　但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低碳与美国人眼中的“低碳”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表达的是一个更为发展的技术概念，后者则是一个“去工业化”或
“去工业化发展”的政治概念；
前者是一个发展方式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发展道路问题。
对近现代国家而言，工业力才是发展力的核心，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工业力的竞争。因此，剥夺一国的工业力，尤其是重工业能力便成了剥夺这个国家发展能力的关键。1944年8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个“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罗斯福对此大加肯定。
美国国务院还制订一个计划要“使德国从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就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变成一个必须能和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137]。《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138]
显然，由“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而不是大工业财团组成的国家经济，就是目前西方人对南方国家要求的“低碳”经济，也就是奥巴马要求中国人“应该想”出的“新模式”。狼与羊比，羊比狼“低碳”，狼可吃肉，而羊只能吃草。西方人认为自己可以“吃肉”，但中国人最好改为“吃草”。这在中国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必然要与西方展开相应的斗争。、
说道这里，楼主需要插言一句：虽然不能让西方人强迫自觉低碳，但是有些人是否也该自觉下？
兔子家确实不适合“哥斯拉”式的城市化！尤其是生活在巨大化都市中的人们是否也该考虑下环境问题？ 比如说政府公务用车和私家车问题？ 兔子家就真的适合人人家家都小车，
然后不想买车的人天天吸毒气，敢不敢多纳税，别天天喊着油价高！污染环境，其他不开车的人都跟着一起受罪，谁给赔偿？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文明或者是一种富裕的表现，恰恰是一种暴发户的心理。 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工业化也未必就发展汽车工业一条路。 就不能把买大排量公务车和私家车的钱投资到教育科技投资上吗？减少了汽车业我们就不能有别工业发展了？ 多投资点电动车行不行？ 多花点钱在公共交通上行不行？
分散资源投资到其他省份其他城市行不行？ 一个巨大型城市供暖开车，不仅自己天天呼吸毒气，其他无辜省份一起遭殃，就非得天天把那点好学校，好产业全捏在自己城市里，还埋怨自己城市人多，污染重。某些既得利益者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好不好！
兔子家问题真心多，不要光埋怨西方让我们低碳，就照兔子这个发展模式下去资源必须矛盾，西方是没有权利指责我们，但是我们也得公正的看待问题，兔子家的城市规划和资源分配上确实有问题！

在此，奥巴马并不是酒后胡言，他所说的“来点烈性酒”，已有很浓的火药味。他继续说：
　　恰恰因为我们愿意承担战争的重负，我们因此深知战争的代价。正因为如此，我们建立了足以捍卫这个大陆并同时遏制我们的敌人的强大联盟。建立北约的核心基础是第五条款的简明理念：任何北约国家都无须孤立自卫；所有盟国将始终互相支持。历经60年，北约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

　　在这个新生的世纪，我们的努力为北约提出了新概念[140]，这将赋予我们必须的能力抗击新出现的威胁：诸如恐怖主义和海盗、网络攻击和弹道导弹等威胁。但是，重振的北约将继续遵循其创始人最初的设想，让我们齐心协力采取集体行动，保卫我们的人民，同时传承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博大信念，即所有的国家都拥有权利与责任，所有的国家在维护和平的国际架构中拥有共同利益。[141]

不可否认，西方国家联合起来确有人多势众、船坚炮利的优势。但从一个动态的过程看，其中也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尤其对美国和英国十分不利的矛盾。
　　宋人苏洵曾著《六国论》提出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合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设想。对此，186批注说：“此论未必然”，“凡势强力联军，罕有成功者”[150]。186从矛盾论的角度分析“联军”问题，他并不否定联军“人多势众”的优势，同时也看到其相应的劣势，这就是利益需求太多。这样的“联军”，如三国袁绍军队“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151]，其意志既难统一，又难持久，尤其是在应付象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巨大资源和战争潜力的国家时，情况更是这样。新中国建立后，美国为首的十五国联军在朝鲜战场，及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华禁运等遭到的全面失败，便是明证

　目前国内有人提出美国正在联合亲西方国家针对中国构建“O型的包围圈”[152]，其实，这只看到问题的表面。真正深层的问题是，若真是这样，反是中国的机遇。这是因为，美国建立这样庞大的所谓“包围圈”本已吃力，如果要维修这样的“包围圈”，美国财政将不堪重负。
20世纪50年代，美国战略学者凯南曾提出过建立遏制共产主义国家的包围圈理论。当年反对这种理论的战略思想家李普曼[153]有深刻的分析。1944年李普曼在《美国外交政策》，他在书中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警告，他告诫美国要避免那种意在纠正世界的传教士式的干涉主义。他写道：
　　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154]
　　当时李普曼提出这个“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为罗斯福战后世界安排提供了原则并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大国准备好了思想基础。1947年，他针对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55]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冷战》一书，指出美国安全的脆弱性：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李普曼说：
　　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特别不适用于需要在一个无限度的期间坚持而耐心地加以贯彻执行的遏制政策。如果苏联是象日本一样的岛国，美国的海空力量是可以推行这样一个政策的。美国可以没有很大困难地实行对敌封锁。但是苏联需要在大陆上加以遏制，这样所谓“守住防线”就不能不是一种壕堑战。
　　然而美国军事力量所擅长的并不是无限期地防守阵地。这样做，需要大批驯服的人发挥巨大的忍耐力。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运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为目标的政策。它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挽救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倾覆了的均势。但是它并不适合于遏制、等待、对抗、阻拦的政策，这种政策并没有具体的目标，而只求最终“挫折”敌人。

美国人总是在国力达到高峰的时候轻狂，轻狂了就听不进反面意见。20世纪50年代处于巅峰时期的美国人对李普曼的冷静意见一点也听不进去，美国人在朝鲜、越南战争中受挫后，其发热的头脑才逐渐清醒并转向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实际上是李普曼战略思想在新形势下在美国的复活，是李普曼的思想经过凯南否定后“否定的否定”。对“尼克松主义”有巨大理论贡献的基辛格也批评凯南说“遏制是一种了不起的理论——一度充满理想色彩、对苏联动机的评估深刻，可是对如何开药方却又抽象玄阔”，“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160]。
　　后来的历史证明，李普曼、基辛格是正确的。美国在朝战、越战中的经历，甚至也让凯南本人后悔不迭。对于自己在1948年提出的对苏“政治战”计划——这一计划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的信条，他后来遗憾地说，这是他一生之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161

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刚刚遭遇了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拖累并决定从此撤军[162]的美国是否还会如此健忘，再犯凯南式的战略失误，目前还不好断定，但可以断言的是，如果美国还要再建立什么针对中国的“包围圈”，其结果美国必将再次被它的目标和它的“盟友”们所拖垮。
　　欧美阋墙，由来已久。20世纪50年代之前，美国基本是在利用欧洲内部不和获利并乘机崛起，此后欧洲国家基本是在利用、甚至制造国际矛盾消耗美国以达到其恢复世界主导权的目的。且不说在事关欧洲命运的苏联解体、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打头阵，我们只要看看欧洲对美国在中亚阿富汗和伊拉克——尽管这一地区同样也事关欧洲经济命脉[163]——的作战所提供的口惠而实不至的“帮助”，就让美国够伤心[164]了：每当危险来临，欧洲国家往往先溜之大吉。试想，将来美国若在东亚发生冲突，特别是当冲突进入“相持阶段”时，很难想象欧洲不会继续怂恿美国“救世主”的使命感来继续消耗美国。只要看看法国在利比亚开战的同时就在科特迪瓦布局，就会知道今日欧洲的志向并不不仅仅是西半球。

美国金融问题的根源不在华尔街而在中东，正是美国退出中东，而不是什么资本管理不善，才造成了美国金融危机。同样的道理，解救欧洲经济困局的关键也不在欧洲大陆而在中东，中东石油结算币种——而这又是由枪杆子敲定的——是决定世界石油产销利润份额的关键。鉴于欧盟内部国家主权的众多且贫富不均，与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比美国更多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样，欧洲的政治统一与发展，较美国而言，则需要更为巨大的资源份额。目前处在上升期的欧洲与处于衰落期的美国一样，都迫切需要对中东石油产地、从而石油价格的控制权以支撑各自的金融体系。这是欧美矛盾最难以调和的关键[165]。

其次，在美英帮助下的欧洲统一，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产生“俄狄浦斯”（Oidipous）[166]即儿子颠覆老子的效应。因为欧洲统一将使英国和美国，特别是英国在地缘政治上绝对边缘化。我们知道，美国，尤其是英国，利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曾大获其利，正因此，它们对欧洲的统一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尽管1946年丘吉尔呼吁建立“欧洲合众国”，但直到1973年英国才加入欧共体，迄今仍未加入欧元区。这是因为英国明白，近代以来英国的全部辉煌，都是以欧洲的破碎为基础的；而没有破碎的欧洲，也就没有近代的英国。一旦欧洲大陆统一，英国外交特有的“离岸平衡手”的优势就荡然无存，面对统一的陆洲大陆，英国在地缘政治上不免落入与日本在亚洲同样的边缘地位。英国人明白，没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正如张伯伦先生预见的那样，欧洲的世界霸权就会为美国或俄国所取代[167]；英国人更应当明白，一旦欧洲统一，英国的欧洲优势地位也将不复存在。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二战一结束就呼吁“欧洲合众国”却直到1973年才加入欧共体的英国，至今还在欧元区外踯躅的原因。但就对地缘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能力的英国人而言，这种为欧洲而自觉牺牲的尺度，随欧洲统一的进程加快，将会变得日益减少。

对美国人而言，20世纪后期美国虽承诺支持欧洲统一进程，但当时也只是认为那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出现”，甚至“不能设想”的事。这一点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说得清楚；
　　美国在明确宣布它不但准备接受欧洲成为真正欧洲的后果，而且准备采取相应行动之前，已在1995年12月美欧马德里联合宣言中强有力地重申美国对欧洲统一的承诺，但这听起来依然空洞无力。对欧洲来说，最终结果必须是它与美国结成真正的伙伴，而不是受优待但仍是小伙伴的那种地位。真正的伙伴关系意味着共同决策并分担责任。美国对欧洲统一事业的支持将有助于使跨大西洋对话充满活力，并促使欧洲人更认真地致力于在世界上发挥一个真正举足轻重的欧洲可能发挥的作用。
　　可以想象，在某个时候，一个真正联合和强大的欧盟可能会变成美国的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对手。欧盟当然可能变成一个难以驾驭的经济技术竞争者。与此同时，它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也可能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然而，事实上这样一个强大的和政治上专心致志的欧洲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出现的。与美国立国之初时的情况不同，欧洲对复兴民族国家有很深的历史渊源，面对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热望则显然已经消退。[168]
　　不能设想，有朝一日会有一个真正联合的欧洲，却同时又有一个仍然以一个超级大国加上15个依附国为基础的一体化联盟。一旦欧洲伴随着欧盟逐渐履行某些超国家政府的职能而开始表现出其自身的真正政治特性，北约将不得不在“1＋1”（美国＋欧盟）公式的基础上作出改变。[169]
　　这不会在一夜之间一蹴而就。再重复一次，走向这个方面的进展将是步履蹒跚的。

布热津斯基同时也意识到苏联的解体和欧洲的统一意味着由罗斯福在欧洲建立的有利于美国控制欧洲的“雅尔塔”平衡将要消失。他一厢情愿地自我安慰说：
　　最后要说的是，伴随着雅尔塔欧洲的消失，还必须使凡尔赛欧洲不再重现。 [170]
利比亚战争中北约已出现了“1+1”，即布热津斯基最不愿看到的“‘美国+欧盟’公式”，不仅如此，欧洲大陆已完全回到一个统一欧洲下的“凡尔赛欧洲”，美国人已“很好地兑现了承诺”，将来欧洲是否也会重复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的作法，对美国“请君入瓮”呢？可以肯定，一旦它们的合作遇到困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二战期间，当苏联在反法西斯战场上获得了不容置疑的胜利后，罗斯福立即抛弃丘吉尔、选择斯大林并与其建立了针对欧洲的雅尔塔体制，同样的道理，未来国际战略合作也只能是实力而非血缘的合作。列宁说得比较透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种瓜分基础，另一种瓜分原则。”[171]
　　粗略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迄今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苏联解体和欧洲的快速统一并没有使欧洲减弱消耗美国的步伐。欧洲用“狐狸赞美乌鸦”的捧杀方式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将美国忽悠到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21世纪始，美国又被英国等欧洲盟国忽悠到阿富汗、伊拉克战场，致使美国于2008年进入全面的经济政治危机，这迫使美国于2010年8月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

目前决定世界格局上述变化的关键是中东政局的走向及结局，而决定中东政局变化的关键是利比亚冲突的结局。
　　一般说来，在现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中东地区，美欧利益的统一性大于其对立性。美国确实需要地中海出现有利于欧洲的稳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欧洲腾出手来，按计划支持美国在远东针对中国的行动。但特殊说来，美国不需要利比亚形势过早出现有利于欧盟的结局，不然，美国在北约的地位，甚至美国在非洲的利益，就会因欧洲可以独立完成作战任务而被边缘化。要达到这一目标，在当时最有利方式是让利比亚冲突诸方事实上接受利比亚东西“分治”或分裂的事实。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北约没有消化独吞利亚比全境的能力，即如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所说，“重复另外一场阿富汗或者伊拉克战争——入侵、镇压、管理一个很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可能非常低。”[182]如果消化部分利比亚地区的“战果”，北约还是有这个能力的，但这还要看利比亚人民形成的抵抗力量的强弱。
　　就在法国向利比亚开战的同时，它又派出“独角兽”特种部队介入科特迪瓦内战，培植亲法政权。这表明欧盟在利比亚之后还有更大的战略布局。略瞥一眼地图就可知道，欧洲人已在为利比亚之后进行着更大的布局。可以预料，在北非搞定后，法国将乘胜向几内亚湾南进，接着就是欧盟发布欧洲人的“门罗宣言”，以恢复其在非洲的传统影响。这个进程不会比欧洲的统一进度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