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尼采那样。福柯反对那种试图在某一种哲学体系内或从某一种处于优势地位的核心观点出发系统地掌握所有现实的哲学虚妄。福柯相信，“话语....是一种如此复杂的现实,以至于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从不同层面用不同的方法来接近它”。没有哪一种单一的理论或解释方法可以凭其本身抓住构成现代社会的多元话语、制度及权力模式。因此,尽管福柯深受诸如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观点的影响,但他拒斥任何单一的分析框架,而是从精神病学、医学、犯罪学和性等多种视角来分析现代性，所有这些视角都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交错，从而提供了观察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之性质的不同角度。

福柯在其早期著作中把自己的立场称为知识考古学。他采用考古学这个术语,其目的首先是想把他的历史学方法同那种追求隐藏在话语后面的深层真理或寻求阐释主体意义图式的解释学方法区别开来。现代理论所使用的表层一深层模式和因果模式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并非由因果纽带联系起来的话语的非连续表层的后现代描述。“从事怀疑的解释学”本身成了怀疑的对象。考古学同时也区别于那种“混乱的、缺乏结构或结构错误的观念史领域”，福柯反对那种从传统或主体的意识产品中追溯思想之连续演化史的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写作模式。
与这种作法不同,考古学试图弄清知识的可能条件，以及使推论性理性得以形成的决定性规则( 这些规则隐藏在意识层面或主题内容之下发挥着作用)。“这些形构规则正是我想要努力揭示的。尽管它们从未凭其自身资格被系统地阐述过，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广泛不同的理论、概念以及研究对象中发现它们。我可以通过隔离的办法来揭示出它们的具体所在，我把这种级别上的所在称为...考古学的所在。”和结构主义不同( 尽管福柯的早期分析同结构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 ，这些规则并不具有普遍和永恒的特性,也不是以心灵结构为基础,而是历史地变化着的,并且随着推论领域的不同而同。这种规则构成了所有知识、感觉和真理的“先验历史条件”。它们是“文化的最基本符码”，构成了“认知”或知识的框架,决定着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经验秩序和社会实践方式。

与现代历史学研究方法不同，非连续性不再被视为一种有损于历史叙事的、原则上应予以指责的因素。相反地，福柯把非连续性视为一个积极有效的概念。他用他的一般历史概念来反对现代的总体历史概念,并把总体历史概念的形成归咎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福柯把这两种历史概念之间的差别概括为:“一种总体历史叙事将所有的现象都聚拢到一个单一的中心一一种原则、一种意义、一种精神、一种世界观、一个包容一切的范型一之下，与此相反，一般历史叙事展现的则是一个离散的空间。”福柯所反对的总体类型包括大尺度的纵向总体，如历史，文明，和时代等，和横向的总体，如社会、时期,以及人类学或人本主义的中心化的主体概念。在福柯看来，像黑格尔或马克思等人所描绘的那种演化的历史，实际上是以一种非法手段,通过构造抽象概念体系而达到了其叙事的总体化的。这种抽象概念体系所造成的混乱比其所能揭示的东西要多得多,它遮蔽了复杂的相互关系、分散变化的多元性、个别化的话语系列、各种不能被还原为某种单一规律、模式、统一体或纵向体系的事物。福柯的目标是要打破那些大的统一体，“然后看看它们是否能够重新得到合法的确认,或者是否能以别的方式分类组合”。这种非总体化之举的潜在效果是:“一个完整的领域被解放了”一推论性的结构领域,复杂的分散系统。因此，考古学作为一种后现代历史学方法，“不会产生某种单一的后果，而是带来多种多样的后果”,它能够使历史学家在知识领域内发现话语的多样性。

尽管系谱学表明福柯的关注点发生了新的转变,但这并不是他著作中的一个断裂，而毋宁说是对分析范围的一次拓展。同考古学样,福柯把系谱学也视为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把系谱学家称为“新历史学家”，这两种方法都试图从一种微观角度重新审视社会领域，以便使我们发现推论的非连续性与分散性，而不是连续性或同一性，并抓住历史事件的真正的复杂性。因此,这两种方法都试图拆解历史连续性的巨大锁链及其目的论的终极归宿，历史地看待那些被认为是永恒的东西。福柯试图以话语领域的多元化来摧毁历史的同一性，通过使主体非中心化来涤除历史写作中的人本主义假设，并通过对人文科学史的考察来批判地分析现代理性。
不过，在向系谱学阶段的过渡中，福柯更多强调的是话语的物质条件。他从“制度、政治事件、经济实践及过程”等方面来界定话语的物质条件，并着重分析了推论领域和非推论领域之间的关系。为此，他把权力的运作(尤其是当权力以躯体为目标来生产知识和主体性时) 当做主要研究课题。由此可见这种转变并不是唯心主义考古学的福柯同唯物主义系谱学的福柯的决裂，毋宁说是福柯对他先前著作中一直不明确的社会实践和权力关系的更加妥适的理论阐述。

现在，考古学与系谱学在理论/实践形式中结合到了一起,理论具有直接的实践品格。正如福柯所说的:“‘考古学’应当说是分析局部推论性话语的适当方法,而‘系谱学’则是一种策略,借助这种策略，只要弄清了局部推论性话语,那些曾一度处于从属地位的知识就会得到解放并开始发挥作用”。考古学试图揭示主体是一种虚构物,系谱学则力图强调构成主体的物质背景,揭示“主体化”过程的政治后果，并帮助形成对主体化实践的抵抗。考古学指责人文科学建立在人本主义假设之上，系谱学则把这些理论同权力的运作联系起来，并试图使历史知识在局部斗争中发挥作用。考古学从理论上揭示了人文科学在现代认知背景中的诞生过程以“人”的形象的诞生过程，系谱学则强调它们所产生的权力及效应关系。

在《性史》 中，福柯试图写出“多形态的权力技术”史，自16 世纪末期起,这种多形态的权力技术在由求知的科学意志所统治的性话语中严格地雕琢着躯体。权力不是通过对性的压抑来起作用,而是通过对性和“具体性本质”的主体的推论性生产来起作用。“对性的利用本身要求..以一种越来越精微的方式繁衍、改造、吞并、创造和穿透躯体，并以越来越广泛的形式控制大众”。性躯体的生产过程就是使躯体在一个规范化的权力网络中接受雕铸的过程，这个权力网络限定并控制着整个知识一快感体系。

福柯拒斥所有那些认为权力仅停泊于宏观结构或统治阶级手中，并认为权力本质上是压迫性的现代理论。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后现代观点，认为权力是分散的、不确定的形态多样的无主体的和生产性的，它构造了个人的躯体和认同。福柯声称，两种目来从理论上阐释现代权力的主要模式，即法权模式和圣济学模式，都因为包含着陈腐错误的假设而使自身受到了损害。马克思主义者所拥护的经济学模式由于以还原的方式把权力日属于阶级统治和经济上的必然性，因此遭到了拒示。而法权模式(这是他的主要攻击目标)则是从法律、法定权利和道德权利以及政主权等方面来分析权力。福柯认为,尽管资产阶级革命砍掉了社会政治王国中的国王的头颅，但是，主权一法律模式的许多概念和假设仍然继续影响着现代思想( 如一般的自由主义理论和权力的压迫性理论)。因此，他试图用系谱学的断头台“砍去理论王国中的国王的头颅”。
福柯做了一项划时代的创举,他提出了一种与法权模式所描绘的完全不同的权力模式，这种权力在本质上是生产性的非压迫性的，它“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而不是专心于威胁、压制和摧毁它们” 。这种权力的运作无需借助肉体的力量,也无需借助于法律,而是借助于具有霸权地位的各种规范，借助于政治技术，借助于对躯体和灵魂的塑造。

政府感觉到，它们不是在直接地与主体打交道,甚至不是在同“人”打交道，而是在同“人口”打交道，同它的具体现象以及它的特殊变量，如出生率、死亡率、寿命期望值、生育力、健康状况、疾病发生率、伙食起居模式等打交道。随之而来的对人的监控表明“生命进入了历史”，进人到一个密集地构建起来的知识、权力和技术领城。因此，性在18 世纪成了推论性管理和控制的对象。按照权力的规范化策略“对性的利用”，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性变态以及对性行为的分类。

现代的个人既是知识的客体，又是知识的主体，他并不是一个“受压制”的存在物，而是一个在“科学一规诫机制”之母体中被积极地构铸的存在物，一个通过一整套的力量与躯体技术被精心组织起来的，道德的、法律的、心理的、医学的、性的存在物。按照福柯的理解，“主体”一词具有双重含义: 主体“既可能由于统治或依赖关系而受制于他人,也可能由于良心或自我知识而受到自身认同的束缚”，福柯拒斥那种把良心、自我反省与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启蒙运动模式，他继承了尼采在《道德系谱学》中提出的主张: 自我知识，尤其是表现为道德意识的自我知识，乃是权力借以使个人将社会控制予以内化的策略，以及这种内化的后果。

福柯把他的方法称为一种“分析法”，而不是一种权力“理论”。后个词汇意味着一种系统的、统一的观点，而这正是他力图要取缔的，因为他所支持的是一种多元的、片断性的、差异性的、不确定的、属于特定的历史和空间的分析模式。
因此，我们应当在后现代权力理论与对现代权力的后现代分析之间作出区分。尽管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色，他把权力分解为多元的微观力量，并且还预想了一个新的后现代时期，但是，对于被某些理论家认为构成了后现代权力的那些技术和策略，他却从未作过系统的理论描述。对于像博德里拉这样的理论家来说，后现代权力意味着电子媒体、信息技术和符号体系瓦解了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界限，并迅速地繁衍出了一种由图像和**纵的能指构成的抽象环境。事实上，既然福柯意在从理论上阐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下时刻”,那么,有一点就令人感到疑惑不解了，即他何以竟然会对这些出现于本世纪的、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新的权力形式缄口不言? 对于这些同信息的流通以及抽象符号系统有关的新权力形式,规诫性的生物性权力模式只能提供部分说明。由此看来,在福柯的图式中，自19 世纪以来,权力体制及其运作情况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福柯的这一看法受到了博德里拉等理论家的强烈反对,因为在这些理论家看来，一种新的后现代社会以及一种“脱离了实体的”符号性权力已经出现了。

德勒兹与加塔利以“欲望在其本质上是革命性的”这一赖希原理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作为一种革命力量，欲望试图颠覆其一切社会形式。他们在一种后现代语境中重写了赖希原理,将欲望诠释为本质上是非中心化的、片断的、动态的。欲望“运作于自由的综合领域,在那里,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并且，它总是寻求超出任何社会体所能容许的更多的目标、接触和联系，追求“游牧且多音的”而非“隔离且单音的”流动。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首要任务就是驯服和压制欲望,将欲望“辖域化”到一个封闭的结构当中。“为欲望制码....乃是社会的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