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战争”的目的并非要传播暴力,而是要把差异和强度从国家机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它的原始模型就是那些前现代的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漫游于解辖化的空间,抵抗国家权力对他们的征服。如同他们早先推崇分裂主体那样,德勒兹与加塔利现在拥护游牧者。游牧式的运动是一种比喻说法，用以描述强度在无组织躯体上的流通方式以及后现代主体的规范性目标，亦即“保持运动一一即使是目前正当其所也应保持运动一绝无停息”。游牧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生存与斗争模式。游牧式的自我摆脱了一切克分子区割,并谨慎地解组了自身。游牧式的生活是一种创造与变化的实验，具有反传统和反顺从的品格。后现代游牧者试图使自身摆脱一切根、束缚以及认同，以此来抵抗国家和一切规范化权力。

这样,犹如福柯从古希腊伦理学中发现了值得肯定的自我驾取概念一样，德勒兹与加塔利从前现代社会中找到了一种后现代主体模式。和尼采一样,他们也把部落的英雄视为自由的理想典范,不过他们没有像尼采那样对战争作军国主义式的颂扬。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精神分裂者、块茎、游牧者都是后现代主题一一打破压制性和再现性认同，产生片断化的、力比多型的躯体一的不同表现形式。精神分裂者从压迫性的社会现实中退缩到了离散的欲望状态;游牧者以小股方式自由地漫游于广阔的原野;而块茎则是解辖域化了的欲望之线，它将各种欲望躯体彼此联系到了一起,并把它们与部分客体领域连接起来。因此，精神分裂者、游牧者和块茎都代表眷获得解放的非法西斯主义存在模式,并且都被转译成了不同的理论模型( 分裂分析、游牧学以及块茎学),这些模型图绘了社会机器内部的欲望流并对抗于总体化的思维模式和社会管制。

需要再次加以指出的是，这些概念只代表由德勒兹与加塔利推动的概念机器的一部分。他们著作的后现代特色并不在于任何一种概念或模型，而在于概念和模型的多样化,在于他们试图把块茎概念之线同其他多样性相连接。他们著作中最具后现代特色之处就在于这些著作是由不同层次的分析、概念和多样性组成的千高原。大多数现代理论都试图从某个核心概念出发,在统一的、线性的、层级化的思维模式中，采用稳定的概念来再现真实,与此相反,德勒兹与加塔利则在多样性的层面上，通过变换概念平面来避免陷人终极性的体系，以此来进行他们的块茎式思维实验。

德勒兹与加塔利运用后现代微观分析法，分析了发生于社会分子层面上的对欲望、无意识以及躯体的社会管制，从这一角度对现代性理论提出了批判。不同于几乎所有的其他后现代理论家，德勒兹与加塔利将现代性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并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话语,而不是把它简单地斥责为一种恐怖的大师叙事。他们通过一种推崇尼采的躯体理论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凸现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借助文化、媒体及医疗工业来生产和控制欲望这一现象相关的各种问题的重要性。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和对需求和欲望的控制之间的联系，揭示了政治经济学与力比多经济学的关系。他们还从理论上阐述了国家控制欲望并将之引向受压抑状态的具体方式，从中心化的国家机器与游牧式的战争机器之间的斗争这一视角提出了问题。

德勒兹与加塔利由此使我们注意到了，在一个以主体的麻醉化和机器人化为基础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寻求创造性的、富有生机的存在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们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同那种渴望坚固的中心、权威、稳定性以及顺从( 偏执狂) 的人格类型展开斗争,因为这种主体不能容忍别人的不同之处，而且很容易成为法西斯运动的一分子。像福柯那样,他们的著作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从中可以引申出语言政治、欲望政治和日常生活政治。虽然他们怀疑现代性的解放事业，但这种怀疑并没有严重到使他们悲观地否认社会变革的可能性。相反，通过对激进运动的偶然性和欲望的两歧性的强调，他们有效地质疑了那种旧的、主张通过革命来实现超越的解放模式。对德勒兹与加塔利而言，欲望在本质上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它只是动态的和生产性的; 欲望机器既可以沿着成为革命机器这一路线前进,也可以沿着成为法西斯主义机器这一路线前进;逃逸线既可以转变为解放之线,也可以转变为毁灭之线。

尽管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概念和模型为激进理论与激进政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但我们还是认为,他们在这些主题上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商榷的。他们执著于形而上的欲望概念,宣称欲望“在本质上是革命性的”，它具有创造性的、生产性的而不是应受控制和抑制的本性本质或倾向。然而，这种欲望观依旧是一种武断的假定，它并不能成功驳倒那种认为欲望即匮乏的理论。

事实上，在德勒兹与加塔利对欲望的解释中，存在着一种本质化冲动与历史化冲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他们认为欲望乃是社会地和历史地构成的，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诉诸一种不因历史而改变的欲望本质，认为欲望在本质上是生产性的和多样性的,这种本质为各种社会体制所压制，并且或许能够获得解放。他们没有想到，即使是欲望的多样性与生产性,也可能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而有可能是明显的现代产物。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仍然保留着一个本质上是本体性的而非文化性的欲望领域，而这一点却是福柯在其更为严密的历史框架中力图予以屏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