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搬运Michael Crawford自传

“别担心，”我对他说，“她很喜欢……”“我不想再告诉你了……”他警告我。为了强调他的话，他把手伸进了夹克的胸前。
“嘿，随你怎么说吧，”我赶紧向他保证。“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即使她喜欢——我也会剥夺她的！这对她有好处！”
几年过去了。然后，他突然把一台非常老式的录音机放在一个破旧的公文包里（仍然散发着烟草味）送到了纽约的 Majestic 剧院，当时我正在那里出演歌剧魅影。里面有两盘弗兰克·辛纳屈的磁带和一盘胖子多米诺的磁带。还有一封他写的小粉丝信——当然没有地址。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作纪念品；这台旧机器运行得非常慢，但我做梦也不想用其他东西来放我的声乐热身磁带。
正如我所说，黑色喜剧就像一台精密的仪器。如果演员中有人上台晚了一点，或者说话早了一点，那么，就像瑞士手表一样，整个剧目就不行了。事实上，在几个月没有约翰·德克斯特的专业眼光帮助下，这部剧的原始时间安排确实失去了平衡。我认为在我们在纽约的首演之夜之后，剧团再也没有见过约翰·德克斯特；从各方面来看，他都完全消失了。虽然观众的反应总体上还不错，但他们并没有看到约翰在我们首演之夜描绘的原始画面，我们也没有得到同样程度的笑声。
我向亚历克斯·科恩讲述了我的问题，当我问我们是否能让约翰·德克斯特回来看演出时，他非常同情我。显然约翰当时不在，所以当时住在纽约的彼得·谢弗 (Peter Shaffer) 好心地接了电话，并暂时接手了导演工作。
如果我没有向一位记者朋友发泄我的不满，纽约的演出可能会以更平静的方式结束，这位记者朋友非常高兴地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了我对该剧不够专业的导演工作的评论。我看着他那双充满同情的眼睛，张大嘴巴——我又学到了一次惨痛的教训。这部剧可能存在问题，但看到周日报纸上详述我们的困难，这几乎无法鼓舞士气：剧团连续几天拒绝与我交谈。
我一直很后悔讨论这部剧，也后悔自己在一时冲动下让彼得·谢弗感到尴尬。即使过了三十多年，我相信道歉也不存在时效。

【在美国拍电影】
第 14 章
在我离开《黑色喜剧》之前，我有幸结识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德克萨斯人罗杰·伊登斯，一天晚上，他来到后台自我介绍，并谈论他的最新项目。罗杰的职业生涯始于音乐家，后来成为米高梅的主要制片人，与朱迪·加兰、弗雷德·阿斯坦和吉恩·凯利等人合作。他告诉我，他刚刚被任命为 20 世纪福克斯电影《你好，多莉！》的副制片人。正是罗杰安排我与导演吉恩·凯利一起试镜，这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被邀请和迪克·莱斯特一起去旧金山宣传《我如何赢得战争》，这部电影被选为 1967 年旧金山电影节的开幕片，我被安排在加州的三天里与吉恩·凯利见面。当我写下这些话时，我感觉非常平淡：吉恩·凯利！但是让我告诉你，光是期待见到那位伟大的美国舞蹈家就足以让我心烦意乱。
从伦敦起飞的航班深夜抵达旧金山，时差让我难以忍受，但我根本无法入睡。我感觉浑身翻了个底朝天。当我到达酒店时，有一条消息在等着我：“吉恩·凯利打来电话，稍后再打来。”我还留着那张纸。天哪，我怎么能把它扔掉？吉恩·凯利给我打了电话！我脑子里全是这个。吉恩·凯利给我打了电话！吉恩·凯利给我打了电话，迈克尔·克劳福德！事实上，听起来就很美妙。我不停地给接线员打电话，让他们重复我的信息。他们认为我疯了。“先生，您确定不想让这些消息发送到您的房间吗？”
“如果您愿意，可以，”我说。 “但我还是希望你保留一份副本，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些话重复给我听……顺便问一句，”我又玩起了我的小把戏，“谁打来的？”
他们会回答，“吉恩·凯利。”
“哦，”我说，“那个吉恩·凯利。”
他的代表最终打电话说凯利先生将于早上十点在酒店与我见面。很好，很好，很好：早上十点。当然我六点起床。我要泡个澡来消磨时间。我估计如果我洗头和刮胡子的话，那将需要一个小时。好了，都做完了。我穿好衣服。现在是七点十分。
我想我需要一个项目，需要做点什么。我知道，也许再洗一次澡——但这次我会慢慢来！我脱下衣服，重新开始这个过程，慢慢地洗头（求求上帝，任何事情都可以打发时间！）然后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清晨的当地电视节目上。八点一刻。神经质的歇斯底里开始在我的脑海里稳步蔓延；思维永不停歇，只以感叹句的形式运作。
还有几个小时！该死！我不能再洗澡了！我会看起来像一个被剥了皮的梅干！我已经用颤抖的手又开始刮胡子了——结果好坏参半。坏消息是：我的下巴和脖子上全是卫生纸的小痕迹。好消息是，我至少从覆盖我脸的雀斑地图上去掉了三层。
为了找个项目让我忘记时间，我又换了衣服，心想，不，这对吉恩·凯利来说还不够聪明。我又换了一次，然后又换了回去。我只有三套衣服。在那些摩登的日子里，一切都是不同的条纹和图案，离谱的东西。门铃响的时候，我还在换衣服，穿着格子夹克、花衬衫和条纹裤，什么都不配。我打开门，看到那著名的和蔼可亲的爱尔兰式微笑。吉恩·凯利站在那里。
“哦……哦……”我嘶哑地说道。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我，听到我的声音。我又说了一声“啊！”，并为我的怪异打扮道歉。“什么？”他说。
我结结巴巴地说：“哦，没什么，先生。你想进来吗？”
他走进我的房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想他以为我要拿刀威胁他。但这不会让他感到困扰——他显然比站在他面前的穿着裤子的管道清洁工要好得多。
“请……请坐，”我结结巴巴地说。他已经坐下了。
“好吧，”我说，“我也会。”
“我们别闲聊了，”他说。我还没说话。他显然不想浪费时间问我旅途是否愉快，或者我是否完好无损地到达了。他显然知道我已经到了——他心里在想我是否精神饱满。“你会跳舞吗？”他问道。
“嗯，实际上。我试图放松，若无其事地把一只胳膊搂在沙发背上。它没抓住，我的肘部从膝盖上弹了起来。“嗯，我在浴缸里跳了一会儿，哈哈。”
“什么？”
“哦，这只是一点幽默，凯利先生。啊。”（停顿。）“嗯，你知道你在浴缸里唱歌吗？我只是说我在浴缸里跳过舞。”
我怎么能告诉他我这辈子都没跳过舞呢？
他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我这是怎么了？我从洛杉矶一路赶来看这个！
“实际上，凯利先生，我并不以跳舞闻名！” “那么，你以什么闻名？”他说。
“嗯，其实没什么。”
然后他说，“那么，听着，你能试试……也许给我跳几步舞吗？”
“现在怎么办？马上？”
“嗯，是的，”他说，“站起来做点什么。”
“但我还没吃早饭。而且我有时差。这影响了我的腿，特别是我的脚。”
他一直盯着我看。“试试这个，”他说。他清理了咖啡桌，站起来，跳了几步踢踏舞。
“哦，那个！”我说，现在真的慌了。“对。”我站起来，笨手笨脚地走来走去，跟我的腿说话，徒劳地要求它们去它们从未梦想过的地方。
他那双充满同情的眼睛紧盯着面前无助地挥舞着的橡皮筋——直到我终于可怜地停了下来。‘我害怕……飞行……’我说。‘我做得不太好，是吗？呃，看起来好像……‘现在，听着，’他说。‘我在听着……’‘坐下，’他说。‘好吧，我在坐下，’我说。‘我们在这里要找的是，’他说，‘找一个扮演 Cornelius Hackl 的人……他是个有魅力的白痴。’他停顿了一下。‘现在，我的妻子，她认为你很有魅力。而我……认为你是个白痴。所以，我们私下里说，’他说，‘我认为你非常适合这部电影。我要你回英国做个测试。我要你唱“只需片刻”。我会找个人教你跳舞。跳几步，唱几首歌，然后寄回去。我们会给制片人看，然后我就可以看看你了。
“哦，非常感谢！”我跳到他面前，几乎把他的手从手臂末端摇下来。当他终于挣脱出来时，他走出门，沿着走廊走下去。我发誓我听到他在自言自语。
我在他身后喊道：“谢谢你，凯利先生。你知道我从来没有错过你和金杰·罗杰斯的任何事情。”
我后来提醒吉恩这个故事。“我读过这个故事，”他说。“如果这是真的，那会很有趣，但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他眨了眨眼。“你不会活着谈论它。”
回到伦敦后，我与一位名叫利奥·卡比利的舞者一起工作了数周，他曾是《西区故事》原剧团的成员。利奥教了我一些吉恩想看的基本舞蹈编排，我们为 20 世纪福克斯公司安排了半小时的测试，将四个多莉舞蹈的歌舞结合在一起。之后，我们只能等待。你们都看到了演员接到重要电话时的数百个老套场景。几个星期以来，他每隔十五分钟就缠着他的经纪人：你听到什么消息了吗？然后好莱坞打来电话。演员疯狂地拥抱眼前的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完全疯了。就是这样！他要成为明星了！对我来说也一样；当电话打来时，我完全疯了。在那一刻，这意味着一切。
我签了合同，为 20 世纪福克斯工作室拍摄三部电影，现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加布里埃尔和我将有一些钱。我们仍然住在我从特里·肯德尔 (Terry Kendall) 手中买下的位于克拉珀姆 (Clapham) 的小公寓里。另一个孩子很快就要出生了，艾玛唯一可以睡觉的地方——她已经长得太大，衣柜已经塞不下了——就是浴缸。我与福克斯的合同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这套公寓，就在我们离开洛杉矶之前，我们能够抵押贷款买下我们的第一套房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可以回去了。
我当时不可能知道的是，未来新事业的所有光辉都只是好莱坞华丽、昂贵的音乐剧时代落幕的倒影。伟大的电影制片厂及其大亨的时代即将结束——20 世纪福克斯及其董事长达里尔·F·扎努克也随之而去。

当时，《音乐之声》似乎是 20 世纪福克斯的摇钱树，但事后看来，更准确的说法是，它成为了该工作室的败笔。1968 年，即该电影上映几年后，该工作室仍在试图复制其惊人的利润，并制作了一些非常昂贵的电影（当时），如《星星！》（我最喜欢的朱莉·安德鲁斯主演）和《怪医杜立德》，但这两部电影都无法收回原始成本。
20 世纪福克斯在 1968 年和 1969 年承担了这些成本，导致公司陷入严重的消化不良：该工作室财务状况极差，负债累累。
该工作室迫切希望重拾《音乐之声》的辉煌岁月，决心继续制作《你好，多莉！》。毕竟，这是美国戏剧史上最成功的电影之一，怎么会错过呢？版权以 200 多万美元的价格从百老汇制片人 David Merrick 手中买下，并签订了合同，规定完成的电影在百老汇制作结束后才会向公众放映。（当时谁能想到这部剧会继续上演几年？我们在 1968 年完成了拍摄，但直到近两年后才上映——而且是在与 Merrick 达成了一大笔现金和解之后。）
所有停工停产都已完成，制片厂新闻部每天都大肆宣传，引发了公众的极大期待。在服装和大型布景上不惜重金。他们花费了 200 多万美元将制片厂的主要街道布景变成了纽约市的街道，又花费了数千美元将纽约州加里森小镇变成了一个完美的世纪之交村庄——距离制片厂布景三千英里。当芭芭拉·史翠珊签约出演主角时，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了这一消息。其余演员包括沃尔特·马修、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汤米·图恩，以及一群出色的年轻舞者和歌手。为了拍摄一个庞大的游行场景，他们雇佣了四千多名临时演员。
芭芭拉·史翠珊饰演的角色多莉·莱维是一名“婚姻经纪人”，她对“扬克斯最富有的人”沃尔特·马修怀有浪漫的幻想。科尼利厄斯·哈克尔是他的职员，一个非常天真的年轻人，从未找到过爱情，只能和朋友巴纳比（丹尼·洛金饰）一起在扬克斯工作，他只想出去冒险，认识一个女孩。我和科尼利厄斯在各方面都有共鸣。他就像我年轻时一样。当然，多莉把他介绍给了艾琳·莫洛伊，他梦寐以求的女士，从此以后每个人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对于我的女主角艾琳的角色，吉恩选择了一位名叫玛丽安·麦克安德鲁的女演员，她是一个美丽而迷人的女人。她实际上并没有唱歌，电影中部分内容是配音。但吉恩认为她的外表很完美；她有很强的风格和气质。
沃尔特·马修一开始对我有点谨慎。我似乎是凭空而来的；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他很惊讶能和我一起出演头条新闻（我也不惊讶！），但我们很快就开始合作得很好。和芭芭拉·史翠珊这样的传奇人物一起工作怎么会不令人兴奋呢？有传言说芭芭拉很难相处，但我发现她非常专业。她总是做好准备，她总是做足功课，她总是排练得很好。有传言说芭芭拉对多莉的角色感到不舒服——过去这个角色总是由年长得多的女演员扮演——但我认为她只是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挑战。
我唯一一次和芭芭拉吵架——而且是友好的话，我想补充一下，是带着极大的幽默感说的——是在一个场景中，当时我正站在她对面，她进来了。“吉恩，”她喊道，“我需要把迈克尔移到这里”（与我站着的地方相反）。
但是，”我争辩道，“在笑话开始之前，我没有音乐能让我走到那么远……
“好吧，我们必须这么做，”她说。实际情况是她不想让摄像机从那边拍摄。
“芭芭拉，”我说，“我需要站在我所在的地方……”
“不，我不能这么做，”她说，“我不能……”
“我不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说，“你那边也一样丑！”
“那张嘴！”她说，“他看上去那么无辜，他看上去那么无辜。那张嘴！你用那张嘴吃饭吗？”
我最终帮她解决了问题。我们达成了妥协。我完全站在她希望我站在的地方。
但就我而言，芭芭拉从来都不是问题。事实上，我完全不确定工作室本身是否应该为鼓励艺术家“难相处”负责。
例如，前台会问芭芭拉，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一辆拖车，对吧？所以，我们会给你一辆拖车，芭芭拉。你想要什么，30 英尺的拖车，20 英尺的，还是10 英尺的？芭芭拉并不傻，她说：“哦，当然，我想要一辆 30 英尺的拖车。”很好。
芭芭拉，你想要什么风格？维多利亚风格？爱德华风格？还是简单一点？她会说：“哦，不，我要维多利亚风格。我喜欢，所有的红色、蓝色，我想要窗帘、马桶上的流苏……”于是芭芭拉买了一辆 30 英尺长的拖车，里面有空调、漂亮的床、躺椅，还有各种设施；她还请了三个理发师。（三个人怎么能同时打理一个头？）
然后制片厂高层找到了沃尔特·马修。你想要一辆 20 英尺长的拖车，还是 10 英尺长的？你想要什么？沃尔特——他可不傻——说：“我要 20 英尺长的拖车。”你想要什么风格？你想要不同的颜色、躺椅、电话、空调吗？很好。
我只有第三个人，别无选择。我订了 10 英尺长的拖车，他们把我的拖车放在 30 英尺长的拖车末端，这样我就能享受到芭芭拉空调从窗户吹出的凉风。我想把我的拖车装饰成什么样子？红色还是绿色？我很难为情：我说我想把它装饰成淡蓝色。于是他们把它漆成了淡蓝色，我得到了一张沙发和一面镜子，周围有灯。

我真正的化妆间在镇医院里的 Peyton Place 地段。由 Ryan O'Neal 主演的电视剧正在 Dolly 场景旁边拍摄。有几天我被关在化妆间里，因为 Peyton Place 的工作人员就在我家门外拍摄。有一天，当我接到拍摄电话时，我决定不再等待：我戴上草帽，大步穿过 Peyton Place 的中央，穿着世纪之交的服装，面带微笑，轻快地说着“早上好，医生们！” （我仍然能从那次小小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发。）
在洛杉矶，这个城市基本上是围绕汽车的使用而建的，拥有一辆合适的汽车一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我们逗留期间，我租了一辆红色的敞篷野马，我很喜欢那辆车；我为它感到无比自豪，喜欢开着敞篷车往返，经常穿着戏服，一套相当独特的老式灰色粗花呢羊毛套装，搭配一件硬领衬衫、背带和一顶草帽。工作室提供了八套相同的服装，供日常和应急使用。通常我会在家里留一套备用的，早上穿上，然后总是带一套干净的回家换上。这只是懒惰；如果省去了去更衣室换衣服的麻烦。脱下夹克从来不会太显眼，但穿上它，我看起来像一个开着我那辆耀眼的红色敞篷车的花花公子。
一天早上，我穿着戏服开车去上班，遇到一位过分礼貌的保安。“名字？”他问道。“克鲁弗德，”我回答。我仍然会说：在美国，当他们问我时，我叫“迈克·克鲁弗德”——如果他们还记得的话，他们就是这么发音的。（当我出演《歌剧魅影》时，我在洛杉矶的化妆室门上出现了“迈克尔·克兰福德”这个词，这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在百老汇出演黑色喜剧的经历。纽约的工作人员永远都记不住我的名字：我一直叫“克兰福德”。演出结束后，我在两场演出之间带他们出去吃晚饭，他们送给我一个公文包，上面写着“迈克尔·克兰福德”的字样。）
但回到 20 世纪福克斯的大门：“名字？”“克鲁弗德。”
“克鲁弗德？”他说。“你在拍什么？”
当时，片场只有一部电影在制作中。为了给他提供更多线索，我坐在那里，头戴草帽，身穿羊毛西服和硬挺的高领衬衫——汗水开始往下流。（作为典型的英国人，我决心要把最后一滴阳光都榨干，所以我在超过 100 度的气温下把敞篷车顶放下来。）我只是叹了口气，说多莉。
“多莉？不，我还没把你带到这里……”
“好吧，”我解释说，“这是第三个名单，是史翠珊、马修和克鲁弗德……”
“哦，我明白了……给你……不，他已经进去了……”
“哦，好吧，”我说，“我想我们已经尽力了……如果吉恩·凯利碰巧打电话到门口问迈克·克鲁弗德是否到了，就告诉他我来了，但你不让我进去，所以我又回家了。”然后我就离开了。但我不得不打电话给工作室，让他们通知门口，当那个“克鲁弗德”开着一辆野马车、穿着羊毛西装、戴着草帽的家伙到达时，可以让他进入片场。
二十年后，当我回到洛杉矶拍摄《歌剧魅影》时，我和艾玛和露西一起开车，怀旧地试图找到福克斯的地块。一点一点地，这块土地几乎被卖给了开发商，现在这片地区已经膨胀成世纪城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我完全迷路了，开车绕了一圈，终于在曾经的后院附近找到了唯一剩下的工作室入口。“就在那儿，就在那儿！”我大叫起来，终于认出了那片区域。我们把车停在外面，下了车，女孩们拍了几张我的照片，我看起来像个十足的游客，我指着大门时，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几乎立刻，一个保安冲出来大喊：“嘿，你，滚出去！”
“但我以前演过《你好，多莉》/我试着解释。‘是的，我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他喊道。‘滚出去！’然后我们被赶了出去。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
加布里埃尔和我在洛杉矶一个叫贝莱尔的地方找到了一所房子，那是那些高耸在山上俯瞰城市的修剪得令人惊叹的地方之一。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Elvis Presley) 拥有我们楼下的房子，为了能一睹这位伟人的风采，我常常一大早就起床，走到我们家周围的一堵小装饰墙的壁架上，这堵墙沿着常春藤覆盖的山坡一直延伸到普雷斯利的花园，在那里，在那堵墙上，我大声练习我的一首多莉歌曲，“穿上你的礼服，外面的世界很大……”大约三天后，他家门前立起了一块“待售”的牌子——然后他就搬走了。我们一家人度过了一段美好而阳光明媚的时光。正如歌里唱的，“南加州从不下雨……”加布里埃尔和我就像一对晒伤的、追星的、初出茅庐的孩子，教我们自己的孩子游泳，与迪诺·马丁 (Dino Martin) 和潘乔·塞古拉 (Pancho Segura) 的儿子斯宾塞 (Spencer) 等运动员打网球，并会见格里高利·派克 (Gregory Peck)等传奇电影明星。那是一种梦幻般的生活——略显不真实，但令人眼花缭乱、郁郁葱葱、极具诱惑力。
这是公司八个月的艰苦工作，也是一段充满情感的时光。1968 年 6 月，当我们在纽约拍摄时，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被暗杀。他代表着许多美国人拥有伟大可能性的时代，我们都为他的离去感到悲痛。吉恩被击垮了；他是肯尼迪家族的朋友。芭芭拉和沃尔特也被这个消息击垮了。悲剧发生的第二天，片场就关闭了。没有人想着工作，当在加州夏季的酷暑中重新开始制作时，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心情都很低落。然而，吉恩·凯利能够非常平静地处理这一切。他非常理解和同情他的艺术家。
吉恩相信排练的重要性，比我以前经历过的排练次数要多，但我马上就知道我喜欢排练，从那以后我就一直保持这种工作方式。我花了无数个小时与罗杰·伊登斯一起排练，他与艺术家一起进行音乐编排。我欠罗杰一份大恩：他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对自己声音的信心，鼓励我用更轻松、更“自然”的方式唱歌，而不是使用剧院里少年主角长期以来喜欢的有点做作的演唱方式（我称之为喉后男高音）。浪漫的《只需片刻》是我在《多莉》中的主打歌，也是该剧杰里·赫尔曼令人眼花缭乱的配乐中最动听的歌曲之一。在罗杰的指导下，我以我所知道的尽可能真实的情感强度演绎了这一幕，全神贯注于歌词。我是一个年轻人，半夜在公园里和一个美丽的女孩在一起，一个几乎从未和女孩说过话的年轻人。突然间，我感到心悸，身体的每一根神经末梢都竖了起来，我开始唱一首真正的情歌。唱完后，我抬头看着吉恩，发现他泪流满面。他走过来搂着我。“那是我的儿子！”他说。我认为这场戏效果很好，但如果没有罗杰·伊登斯的支持和不断的鼓励，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你好，多莉！》于 1968 年夏末完成制作，但从未取得我们所期望的那种成功。这是一部可爱的、老式的情人节音乐剧，但由于上映时机不佳和好莱坞的新经济形势，它受到了阻碍。事实证明，这是最后一部大制作音乐剧，也是好莱坞时代的终结。但我永远感激有机会参与其中，并感激与业内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的学习经历。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被邀请为该工作室拍摄我三部合同电影中的第二部。这部电影名为《奥运会》，我很高兴与迈克尔·温纳重聚。这部电影围绕四位来自世界各地参加罗马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马拉松选手的生活展开。这部电影似乎一切都很顺利。演员阵容十分强大，由瑞安·奥尼尔、斯坦利·贝克、杰里米·坎普和夏尔·阿兹纳沃尔领衔，剧本由“当红”作家埃里希·西格尔撰写。西格尔是耶鲁大学古典文学教授，他曾写过非常成功的书籍和电影《爱情故事》，阿里·麦格罗也因这部小说而成为大明星。此外，我们还拥有维也纳、伦敦、澳大利亚、意大利和日本的绝美风景。
大家都认为，我是英国年轻跑步运动员、送奶工、英国“瘦老鼠”的完美人选。我塑造的角色大致基于一位真实的英国马拉松运动员吉姆·彼得斯，他在 1954 年参加温哥华帝国运动会时，跑了 26 英里后完全脱水，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在比赛的最后一圈跑反了方向。触碰处于这种状态的跑步者是违反比赛规则的，惊恐万分的裁判所能做的只是大声喊出指示并做出手势，并祈祷上帝能以某种方式阻止这个可怜的人的悲剧进程。我记得小时候看过比赛的新闻片：那是一件让人难以忘怀的事情。这就是我最终像吉姆·彼得斯一样在电影中逆向奔跑的原因，现在我不禁将此视为当时我电影生涯走向的象征。
我决心确保我的跑步看起来真实可信。在开始拍摄之前，我与伟大的英国奥运会跑步运动员戈登·皮里一起训练了三个月，他曾创下三千米和五千米的世界纪录。戈登每天早上都带我去训练。首先，他从萨里的家跑来，那里离我们在温布尔登的家有十英里，然后他带我进行十五英里的训练跑，跑完后，他再跑回家！我想，这家伙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支付公交车费。
就我的训练而言，他有一句最喜欢的格言：“你总是要在出发前吃一点早餐”——我立即决定忘掉这句话。我边跑边吐。然而，戈登言行一致。我知道他在我们见面练习之前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因为他在跑步时不断放屁。我发现过去在训练中，我跟在别人后面跑更容易——但相信我，跟在戈登·皮里后面跑就不是了！
但我发誓，那是他的训练技巧：他会放屁。“哦，戈登！”我会痛苦地抱怨，气喘吁吁地跟在他后面。“快，快，快！”他会尖叫。我会跑到他上风处，所有这些都让我成为了四分二十秒跑完一英里的选手。无论如何，所有这些训练肯定会激发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我的身体状况非常好，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早上，加布里埃尔会故意等我跑步回家后才起床。
她也尽力帮助我，晚上带我出去训练，开车陪我。一天晚上，我直奔而去时，她左转车，不经意间，碾过了我的脚。至少过了十分钟，她才注意到我没有跟在她后面跑，因为她的收音机里播放着披头士乐队的《米歇尔，我的美女》。最后她回来了，看到我躺在她的头灯照射范围内。“*****子，”我喊道。“你弄断了我的脚！”（她没有。）但她笑得前仰后合，无能为力，根本帮不上忙。

我认为，正是迈克尔·温纳对整个制作过程的巧妙处理，更不用说预算，使得《奥运会》不仅仅是一场拍摄的体育赛事。我相信，只有迈克尔，凭借他巨大的干劲和他傲慢的拒绝接受任何不符合他意愿的事情，才能做到这一点。
高潮场景发生在罗马的体育场。但是，如何在不那么巨大的预算下雇佣数千名临时演员来填满体育场？很简单，你做不到。相反，迈克尔雇佣了数千个塑料假人（每个真人临时演员配备三个假人）。当然，意大利临时演员工会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但迈克尔什么也不听，而是通过扩音器对他们大喊大叫。我们最终雇佣了五千到一万名疯狂挥舞的临时演员，在成千上万的假人中挥舞着手臂。
在拍摄期间，加布里埃尔和我与联合主演斯坦利·贝克和他的妻子艾伦在罗马合租了一所房子。斯坦利，后来成为斯坦利·贝克爵士，是一位伟大的威尔士人，也是深受喜爱的角色演员，擅长演绎通常需要穿着制服或佩戴剑的坚定角色。他在拍摄《游戏》几年后去世，悲惨地年轻，深受业界爱戴。
我发现，斯坦利·贝克对待工作至少和奥利弗·里德一样认真。在《游戏》中，他扮演我那位颇为怨恨的教练，他把这个角色放在心上，在片场内外都尽力激励我，他对我的速度下了很大的赌注，想知道我是否真的能爬上我正在训练的山顶。有一天，他甚至打赌说我没法把他背上那座山。当然，像个傻瓜一样，我无法抗拒这个挑战。“上来！”我大喊，200 磅重的斯坦利爬到了我 120 磅重的身上。我跑上山来证明我的观点，斯坦利输了赌注，我最终矮了半英寸。
一天晚上，我们吃完晚饭回到阿皮亚大道尽头的房子，发现房子一片狼藉。我们被盗了，大部分贵重物品都不见了，可怜的埃伦·贝克尤其丢了相当多的珠宝。我们损失不大，因为本来就没什么东西——只有加布里埃尔的皮大衣。（我把我的每日津贴藏在挂在橱柜里的几双袜子里，那不多。）他们显然把所有的赃物都装进了我们的美国旅行者手提箱。
后来我们讨论了保险，在听了斯坦利对他相当可观的索赔的解释后，我以我最好的胜人一筹的方式傲慢地说：“哦，好吧，那和 ouis 差不多。”
“什么！”他转过身来。 “你这个小混蛋，”他笑道，“你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你只带了一条牛仔裤和一双运动鞋就走了，这就是你的旅行方式！”
“嗯，我妻子丢了她的皮大衣！”我回答道，听起来很荒谬地为自己辩护。
“你把那叫做皮大衣！”他嘲笑道。“那不是皮，那是臭鼬！我们住在隔壁的房间——我知道那是臭鼬，而且，”他补充道，“它才刚死不久！谁会给妻子买一件臭鼬大衣呢？”（他说得对，是臭鼬。我想让我的妻子有一件皮大衣，但由于钱有限，我们别无选择。加布里埃尔总是告诉别人那是兔毛，因为听起来比臭鼬好听。但我觉得她穿上它看起来棒极了。）
“好吧，”我冷冷地反驳道，“我希望在保险索赔通过时能解决这个问题！”从那天起，斯坦利确信我们提交了虚假的保险索赔，他决定给我一个教训。
我们不断地向警方查询我们物品的消息，直到有一天，在片场等待的时候，我抬头看到斯坦利从四百码外慢慢向我走来，那是回家的直道的长度。他笑得合不拢嘴，脸上带着胜利的喜悦，享受着这一刻。他提着我们的美国旅行者行李箱，身边还有一位身材魁梧的意大利绅士。
接下来的紧张时刻，斯坦利几乎要说服我，他的同伴是一名保险评估员，来逮捕我，因为我提出虚假索赔。实际上，他是一名警察，斯坦利拦截了他，因为他来归还我的手提箱，我的手提箱被发现漂浮在那不勒斯三英里外的海上，是空的。我仍然保留着那个手提箱；由于经历了水上冒险，内衬已经松动，这激怒了海关官员，导致内衬更加松动。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把它泄露出去。
加布里埃尔最终得到了一件新的皮毛大衣。保险理赔支付后，她得到了升级——狼皮大衣。就我而言，我更喜欢旧大衣。至少它没有给她带来新款的麻烦，新款配有拉链延长部分，这样皮毛可以延长到脚踝，适合出席更正式的场合。在纽约的《你好，多莉！》首映式上，她看起来和任何电影明星一样光彩夺目。我们的朋友帕特里克·沃克陪同她，他一直在照顾她，直到我和芭芭拉·史翠珊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合影后与他们会面。当我的妻子穿过一排闪光灯走上楼梯时，她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帕特里克惊恐的“哦，我的天！”的声音。“来吧，帕特里克，”她说，但随后转过身，看到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楼梯底部，凝视着现在已经完全解开的延长部分，像一条长长的毛茸茸的裙裾一样拖在她身后。当所有的闪光灯都亮起时，她跳来跳去，疯狂地拉上拉链。帕特里克理所当然地当场放弃了他的护送责任，彻底与她断绝了关系。
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原谅了我购买的有缺陷的皮毛假发。但我认为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的意思是，这种事绝不会发生在臭鼬身上。
我们刚刚拍完《游戏》，正要返回伦敦，突然有消息说，伟人达里尔·扎努克邀请我拍摄他的下一部电影，一部名为《你好，再见》的爱情故事。因为他是制片厂的负责人，显然是专门邀请我拍摄这部电影，所以我感到很荣幸他想要我。
制片人达里尔·F·扎努克的职业生涯横跨了美国电影界一个非凡的创造力时代。一些最优秀的美国经典电影——《愤怒的葡萄》、《关于彗星的一切》和《君子协定》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制作的。秀兰·邓波儿、詹姆斯·卡格尼、泰隆·鲍华、格里高利·派克和众多其他银幕名人都是在扎努克的领导下开始或走上明星之路的。扎努克的领导确实名副其实。他是你所读到的好莱坞最后一位巨头，在福克斯拥有绝对的权威。在照片中，他是一个身材瘦削、充满活力、非常健康的男子，留着修剪整齐的胡子，抽着昂贵的雪茄。扎努克性格复杂、干劲十足、竞争激烈，同时也是一位极具创造力的电影制作人。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曾用三个假名写过几十部剧本，是电影剪辑和工作室管理方面的大师。
我对工作室和好莱坞场景的运作方式一无所知。•我感到欣喜若狂：前台的大人物们真的知道我还活着！这件事，以及罗纳德·尼姆刚刚凭借《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大获成功，被签下执导这个剧本并不出色的电影，是我所知道或真正关心的。在我看来，罗纳德·尼姆是一位电影传奇人物。他与导演大卫·里恩合作，制作了一些我认为是英国电影黄金时代的最伟大电影——其中包括《相见恨晚》和《远大前程》；后来，他又执导了亚历克·吉尼斯的《马嘴》和《荣耀之曲》。这意味着我将与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我的电影制作前景又开始变得非常好。
当然，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扎努克决定制作《你好，再见》时，他是在违背福克斯前台的建议的情况下这样做的，而只是为了吸引他最新的女友，一个名叫吉纳维芙·吉尔斯的 23 岁法国女人，扎努克决心让她成为明星。
在与经纪人、经纪人和更多经纪人进行了看似无休止的谈判之后，我被召集——真的没有其他词可以形容——去见这位伟人本人，他在比布鲁斯酒店安排了住处，这是一座俯瞰圣特罗佩湾的华丽公寓和酒店综合体。我和扎努克安排在一起吃晚饭，还有他的门徒。我非常紧张，但也很好奇。但我对扎努克的外表感到失望：他完全不是我所期望的那样。他身材矮小，身高五英尺五英寸，与我对这位好莱坞传奇巨星的想象相去甚远。他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抽着他那根巨大的雪茄，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这个项目和剧本。我自己并不认为这部电影能获得奥斯卡奖，但我认为，在罗纳德·尼姆的指导下，这部电影可能会成为一部令人愉快的浪漫喜剧。

在最初的谈话中，扎努克终于抽出时间把我介绍给我的搭档，她正静静地坐在房间另一边的角落里。她的脸上有一种平淡无奇的美，周围环绕着大量非常昂贵的珠宝。我想我并没有太注意她，直到她简短地回应了扎努克对这个项目的热情，我很快意识到她会说的英语有限：“你好……这是一部很棒的电影……”我相信，一旦演员参与到一个项目中，他都会对自己说，并打心底里相信：就是这样，这是一部大片，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电影（或戏剧、诗歌朗诵甚至商业广告）。梦想总是这样，不管有什么相反的迹象，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我的梦想即将在《你好，再见》的片场得到极限考验。
从一开始，我们谁也没有怀疑过，扎努克先生对吉尔小姐完全着迷。只要吉尔小姐有戏，他就会到场。他指导她，检查她的情况；他为她加油，哄她，研究她的每一个动作。
吉尔小姐和我只有几次排练时没有扎努克在我们身边徘徊。我们在车里拍一些场景，我试着指导她一下。还没等我们完成任何事情，扎努克就会拿着那根巨大的雪茄探进车窗。“怎么样？”他怀疑地问。“一切都好。
然后是电影中的另一位搭档，德国演员科特·尤尔根斯。不知为何，我只记得他总是扮演一名 U型潜艇指挥官。他看起来非常适合这个角色：那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仍然非常英俊——身材高大，金发碧眼，有着相当优雅的军人气质。有人向我描述他为“冯·施特罗海姆风格的老派明星”。我曾与像吉恩·凯利这样自律的“老派明星”合作过，因此我不太准备好与尤尔根斯先生打交道。他每周每隔一天就开着不同的劳斯莱斯来到工作室。他和他的随从们一起，与其说是来，不如说是来到片场，有时在我看来，他脑子里只背着价值一德国马克的台词——这让我难以置信地恼火。
终于，有一天，当我再也忍受不了的时候，我完全忘乎所以，在一次大声的演讲中，我成功地将对他专业精神的批评与一场完全重演二战的长篇大论结合起来。当然，我知道我做的任何事都无济于事，但至少我感觉好多了。
拍摄刚开始几周，罗尼·尼姆就离开了剧组。我记得当时我们坐在我的大篷车里，停在马赛海滨的码头旁，他告诉我他的决定。他非常抱歉，因为他知道我非常想和他合作，但他解释说，考虑到他和扎努克之间遇到的问题，他根本无法继续下去。第二天他就离开了，我的大部分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罗尼被扎努克的老朋友让·尼古莱斯科取代，让·尼古莱斯科曾在 1954 年为福克斯执导了非常受欢迎的《喷泉中的三枚硬币》。此后，情况开始恶化，因为尼古莱斯科无能为力，不敢和扎努克争论任何与我们的女主角有关的事情。他自己也感到沮丧，所以他有时会对我发脾气，这让我很讨厌他；我几乎每个周末都会飞回伦敦，只为了逃离片场。
从那以后，一切都开始出错了，甚至连特技表演也不例外。剧本要求我开着一辆劳斯莱斯冲进游泳池。整个场景必须一次拍摄完成——我先说了一段话，然后开着劳斯莱斯从车库里出来，穿过一些敞开的大门，穿过拱门，直接冲进游泳池。（当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实际上，游泳池边上建了一个斜坡，这样一旦前轮驶上斜坡，汽车就会以正确的迎角滑向游泳池。斜坡下放置了一个小型炸药，当它爆炸时，它会掀翻汽车的前部，否则汽车就会机头朝下，我可能会被淹死。我练习了好几天开车上斜坡，以精确的速度撞上它。）汽车顶上、车内、大门上、游泳池边上都有摄像机，总共有 12 台摄像机，但第二天我们看样片时发现只有两台摄像机在工作。
如果要我指出一个小事件来总结这部影片，那就是我们在戛纳郊外的乡村池塘拍摄一个相当愚蠢的场景的那一天。我站在水边看着吉纳维芙游泳。这个场景的玩笑相当平淡，我指着一个写着“Défense de Pécher”的标志，告诉那位女士，这个标志意味着水被下了毒，于是她赤身裸体地从水里走出来，说：“Défense de pécherees no feeshing！”
在这场戏开始之前，吉尔斯小姐显然对某事感到不安。我一直不太明白她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她在对扎努克大喊大叫时只用法语。但那天早上我们被告知，她不确定水有多深，这显然让她很不安。“让我来处理吧，”扎努克用英语告诉她。
扎努克先生一言不发，他穿着衬衫和狩猎短裤，嘴里咬着雪茄，大步走进水中，想试试水深，以平息她的疑虑。“不，没问题，”他冲她大喊，“水没有孔……这里都是实心的。”我们只能站在那里，盯着这个行业巨头，他穿着衣服在池塘里涉水，不顾一切地取悦他的年轻女友。这一切看起来都太可悲了。
扎努克几乎接手了尼古拉斯科的导演工作，我们拍了一遍又一遍。我们的预算远远超出了预算，好莱坞对吉尔斯小姐的衣服花了多少钱感到不满。每个新地点都有新衣服——所有衣服都是迪奥或香奈儿的。
整个冒险的后果是工作室的惨败，对扎努克来说更是灾难性的。影片上映后不久，为了防止股东造反，福克斯董事会剥夺了他最后的权力，投票将他赶出董事会，赶出他创办的制片厂。《你好，再见》是他拍的最后一部电影。此后，吉尔斯女士的明星光环迅速消退，除了在扎努克死后作为一场错综复杂的诉讼案的主角之一而受到关注。
当电影结束，我终于可以回到伦敦时，我感到非常欣慰。这段经历让我多年来甚至都不想再拍电影了。

【投资失败，加布里埃尔开店和婚姻破裂。】
第 15 章
认识我的人都不会否认，我对高级金融的了解连蚊子的肚脐都填不满，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和约翰·巴里谈谈商业投资。自从为《诀窍》作曲以来，约翰这些年干得非常出色。尤其是他为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创作的音乐，使他成为英国顶尖的电影作曲家。所以，当我和加布里埃尔开始考虑投资我在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挣得的一部分钱时，约翰似乎是可与之商量的合适人选之一；他是我的好朋友——而且他看上去确实非常富有。
1970 年——我一瘸一拐地回到伦敦后不久，身上还留着“你好和再见”战争留下的血迹——加布里埃尔和我决定制定一项计划，包括为孩子们设立信托基金，约翰给了我他私人银行家的名字，这位银行家过去显然为他的客户做得很好。
约翰是个神秘的人，但他对时尚服装、美食和美酒有着极好的品味，开着一辆漂亮的白色 E 型捷豹。他最初在约克他父亲的一家电影院当放映员，
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仿佛在和自己开玩笑。
“你为什么笑？”我会问。
“我他妈没笑，”他会用他朴实的布拉德福德口音回答，“只是你看起来太可怜了。”
那天晚上，我有点可怜。我和那位先生约了一次会，他提出了一项专门为我家的需求而设计的计划，说他可以保证我们的投资能获得 12% 的收益。他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完全合法的，他还滔滔不绝地谈论离岸公司之类的事情——正是这种谈话让我眼花缭乱。（我唯一关注的是关于保证收益的部分。）
为了用最简单的术语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只能说，我把我从福克斯交易中赚到的所有钱都交给了一位来自布莱顿的能言善辩的小个子男人，让他处理他所谓的“金字塔”投资。他解释说，“金字塔”的底部将稳固地投资于单位信托，而我自己的资金中只有一小部分将承担风险，放在“投资金字塔的顶端”。他说：“我们只会冒一点风险，但请放心，克劳福德先生，我们绝对保证能赚到 12%。”他还建议我享受从多莉那里赚到的一些钱。“花点钱吧，迈克尔，享受它吧！所以我买了一辆二手劳斯莱斯，花了整整两万英镑。”
几个月后，加布里埃尔和我与约翰·巴里夫妇在伦敦共度了一夜，约翰的客人——他最近聘请的新财务顾问，负责调查约翰目前的一些业务——向在场所有人简短地宣布，这位老顾问将约翰和我的钱（以及其他客户的钱）集中起来，并在一系列可疑的投资中损失了我们的大部分资金。
这次我听到了这样的话：“他投资了已经破产的公司”和“他投资的钱都收回来了”。 （我仍然不明白整个骗局。）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我们的 25 万英镑投资没了的部分。
加布里埃尔和我只是震惊地坐在那里听着。我感到麻木和尴尬的愚蠢，无法理解他们说的话。我们俩都想不出合适的回应。我只是不停地重复，“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所有？”
正如你可能猜到的，这个消息给晚上带来了些许的挫败感，我们的聚会很快就失去了活力。加布里埃尔和我离开餐厅，走到外面，来到我们的劳斯莱斯面前，这是好莱坞大肆宣传的最后一件豪华纪念品。“我想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开着这辆车回家了，”我说。（几乎是，但不完全是。第二天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卖掉那辆车，很快发现买一辆劳斯莱斯比卖一辆劳斯莱斯要容易得多。）回家的路上，我们一直唱着那首老歌的歌词，“振作起来，掸掉身上的灰尘，重新开始。”
好吧，为什么不呢？我们还年轻，我们会没事的。我只需要再努力一点，继续工作。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所寻找的工作并不适合我，而且提供的工作似乎总是完全不对劲。
我承认这很大程度上是我的错，但拍摄《你好，再见》的经历让我崩溃了。我很早就知道自己的处境，但因为这是我与制片厂签订的三部电影合同中的最后一部，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留在这个项目上。现在我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会接那些我自己都无法完全接受的工作，而在我看来，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到我的剧院根源。在那里，至少我知道我可以控制我所做的事情。所以我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找一部戏上。但是，一旦受了伤，我就变得非常害羞，不敢再接任何新项目；我感到无能为力，害怕做出错误的举动，当然，当我拒绝了一切的时候，已经没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了。
那是漫长而曲折的十八个月。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已经习惯了不断地工作，有时在重大项目之间休息的时间甚至只有一个长周末。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无法像任何演员一样施展技艺，简直是地狱般的折磨。我脾气暴躁、孤僻、不爱说话，这也让加布里埃尔的日子过得非常痛苦。不知道如何支付下一笔账单的持续压力只会让问题更加严重。加布里埃尔有自己坚韧不拔的决心和勇气，她投身于一项基于她哥哥罗杰（她家里的吉普赛人）想法的冒险。当时，他靠用廉价布料填充坐垫为生；这是玛赫西的时代，坐在坐垫上变得相当时髦。加布里埃尔想到从阿富汗和印度等地引进豪华布料，并开设一家以巨大的地板坐垫为特色的高档商店。我们在切尔西开了一家小店，把它叫做“绝对其他地方”。（这个想法也来自罗杰，他可以说是水瓶座时代的儿子。）这家店很快就成了一个相当“时髦”的地方。（特伦斯·康兰和约翰·刘易斯连锁店都从我们这里购买产品，但后来开始自己生产；你不能为垫子申请专利。你仍然可以在伦敦的Annabel's 找到我们的一些垫子。）
Gabrielle 包揽了从设计到推广和销售的所有工作，还经营了这家商店——我或多或少被禁止进入这家商店。我在顾客面前完全没用。他们中只要有人表达意见——“哦，我不喜欢那个”——我就会扑上去。
“你不喜欢它！有什么问题？！你怎么会不喜欢呢？”我会说。“我们一路从阿富汗运来的！”
突然，我听到从商店后面传来“Michhhaaaeeelll！离开商店！！”
所以他们同意我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外面的工作上，我协调让 Wadings 夫妇制作衬里，他们是一对亲爱的夫妇，在巴特西开了一家裁缝店。我忠实的朋友兼电影替身史蒂夫·科里 (Steve Corrie) 帮助我在我们的“工厂”里用小块海绵填充那些巨大的地板垫，那是富勒姆切尔西足球场后面的仓库。最初的交货是用我们的劳斯莱斯进行的（这让我们的一些客户感到困惑），直到汽车最终售出，我为企业买了一辆福特 Escort 货车。我们在上面画了“Florra's”（我们为地板垫起的名字）；我拒绝开一辆侧面潦草地写着“Absolute Elsewhere”的货车。
这项事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加布里埃尔的努力。她已经成为一名女商人，这家商店帮助我们度过了一年甚至更久。我们也很幸运有好朋友帮助我们度过了黑暗的时刻，比如杰基·柯林斯和她的丈夫奥斯卡·莱尔曼，他们非常慷慨，坚持每周带我们去 Tramp 吃晚饭。这让我们感觉不那么孤独。这样的事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非常有爱心，即使我们倒霉了，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没有改变。
就在我开始相信制造地板枕头一定会成为我一生的事业的时候，安东尼·马里奥特和阿拉斯泰尔·富特邀请我主演一部新剧。这是一部典型的英国性闹剧——一部相当简短的作品——但其中包含了一些极富想象力的时刻。
我们大多数朋友都知道我已经拒绝了各种其他看似更严肃的机会，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像《请不要做爱，我们是英国人》这样的剧目会激励我重返剧院。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位年轻的新婚银行经理，由于地址错误，他发现他的银行分行收到了色情作品。银行检查员即将到访，岳母不满意，还有几个几乎赤裸的女孩来参加某种性爱聚会，这一切都变得更加复杂。经理指派他那瘦弱、笨拙的初级职员负责处理色情作品，然后……好吧，剩下的事情，你可以想象。
我和制片人约翰·盖尔谈过，我建议我不要扮演银行经理，而是扮演银行职员；我认为我可以用这个角色做得更好，在我看来，这个角色结合了一些美妙的悲情元素，还有绝佳的闹剧喜剧机会。我从这个角色中看到了一些东西，为我作为一名演员开辟了另一条道路；我觉得它提供了一种独立性，一个尝试的机会，并希望能够摆脱自从我第一次涉足好莱坞电影领域以来一直在塑造的浪漫少年角色。
我们开始了漫长而复杂的排练，幸运的是，我们有一群绝对一流的演员：安东尼·瓦伦丁饰演银行经理，琳达·索尔森饰演他的妻子，英国戏剧界的杰出人物伊芙琳·莱耶饰演贵妇婆婆。我饰演布莱恩·鲁尼克尔斯，神经质、笨手笨脚的初级职员。剧本不是特别好，所以排练必然成为一段充满想象力的创作时间。我们的导演艾伦·戴维斯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托尼·瓦伦丁和我一起花了几个小时，即兴发挥和塑造身体部分，为晚上的表演增色不少。例如，舞台上堆满了厚厚的书，所以我们用这些书作为道具，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视觉噱头，让我在书的重压下摇摇晃晃，或者在试图接电话时，跪在地上保持平衡和玩弄一大堆书。我还从舞台上一个小小的厨房的舱口跳了好几次。
有一场戏，我被两个半裸的女孩追到浴室里，这让我很开心。（这可是个不错的赚钱方法！）不久之后，我又出现了，只穿着短裤，看起来完全昏迷了，我被抬着穿过舞台，坐在一个身材高大、性感的女人的肩膀上。我的胳膊高高地举过头顶，摆出一种恍惚的姿势。
在排练中，当抱着我的女演员走到门口时，我们都意识到我的身体站得太高了，进不了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把一幅画牢牢地固定在门上方的墙上；她可以穿过它——但我的双手却被挂在拱门上方的画上。然后，我似乎仍然完全失去意识，放下一只手，而我的身体其余部分则被挂在画上的一只胳膊挂着，以蜗牛的速度旋转着面向观众。这曾经让满堂喝彩。
我们计划在苏格兰开演：我想，在首演之夜上演一部英国闹剧，这可真是个好地方！戏剧界有这样一个传说，英国喜剧和喜剧演员到格拉斯哥去送死。我遇到的每一位音乐厅喜剧演员都能讲述被一群不领情的苏格兰观众扔烂蔬菜的可怕故事。我害怕开演，只希望爱丁堡的人比他们的格拉斯哥同胞更温和。我们辛苦工作了很长时间，等我们到达爱丁堡时，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努力和制作效果感到相当满意。
事实上，我们根本不必担心：爱丁堡的观众非常热情。遗憾的是，阿拉斯泰尔·富特没能活着看到首演之夜，也没能听到观众的笑声。他总是对我们的创造力非常热情——这在剧作家中并不常见。观众们非常高兴，他们的口口相传让我们的演出座无虚席。
演出转移到曼彻斯特，在歌剧院上演——对于这样的闹剧来说，剧院太大了——我们的演出并不理想。但托尼、琳达和我把醒着的每一刻都花在剧院里，为我们在伦敦的首演之夜设计、即兴创作和磨练新业务。到 1971 年 6 月斯特兰德剧院的帷幕拉开时，我们的合奏表演已经磨练得尽可能接近喜剧的完美。

首演之后，加布里埃尔和我出去吃饭，后来开车去伦敦西航站楼买报纸的早期版本。对戏剧本身的评论相当保守，但对我们公司的赞扬是一致的，几天后，《星期日泰晤士报》著名戏剧评论家哈罗德·霍布森写了一篇我将永远珍视的评论，称我的角色塑造既有天真无邪的美丽，也有运动技巧，这让一个为戏剧感到骄傲的人很难相信这篇评论是在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塞地板枕头谋生的几个月后写的。戏剧生活中的沧桑总是让我震惊。
在舞台上塑造一个角色，部分是成长为那个想象中的人的自然节奏的问题。这句话中的哪个句子强调了这一点？在激烈的对抗中，什么时候腿部的典型抽搐会暴露出平静外表下沸腾的神经？喜剧中，尤其是银幕上的喜剧，很多东西几乎都是潜意识的，但在舞台闹剧中，你需要让身体的每一寸都为你服务。你会发现，闹剧往往基于高度戏剧性的场景，随着剧情的展开，你的身体可能会被每一刻的混乱所折磨，仿佛越来越不受控制，身体上的导火索一个接一个地从身体上脱落。
许多演闹剧的人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为了时间而牺牲了人物的个性。我不认为那行得通。如果你不相信一个角色的真实性，你就不会和他们一起笑或哭——这肯定适用于所有形式的戏剧吧？
我记得小时候，奶奶和蒙特费力地把衣柜搬下楼。妈妈主动提出帮忙，但蒙特说：“别管，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是一个团队。”妈妈和我互相看了一眼。衣柜的重量对南来说不可避免地太大了，她重重地坐在楼梯上，松开了衣柜，整个重量都落在了蒙特身上，蒙特在下面支撑着衣柜。现在他也向后倒了，衣柜从楼梯上滑了下来——露出了南叉腰的双腿和藏在下面的从未见过的灯笼裤——当蒙特的后脑勺撞到门厅的地毯时，衣柜的门突然打开，一个怀抱孩子的圣母玛利亚的石膏雕像飞了出来，飞过空中，正中蒙特的两眼之间。随着一声“叮”的响声，婴儿耶稣的头掉了下来。后来我们把它粘回去了，但从那以后它就有点歪了，婴儿的头嵌在圣母玛利亚的怀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把它放在楼梯下的橱柜里……
如果我想在舞台上重现这一幕，我会强调两点：首先是 Nan 和 Mont 的浮夸，这样他们的报应才会有趣；其次是这种最初的浮夸所带来的后果是如何失控的。
《No Sex Please》开演后不久，我接到了 John Barry 的电话，问我是否有兴趣在音乐剧《爱丽丝梦游仙境》中扮演白兔的角色，他正在为这部电影创作配乐。我告诉他，只要他不想让我投资，整个想法就让我着迷。失业这么久了，我决定不错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导演 Bill Sterling 向我保证，我的场景会在白天早些时候拍摄，这样晚上就有充足的时间回到剧院，但日程安排比我想象的要紧张得多；更糟糕的是，我几乎没有时间过家庭生活。化妆过程异常复杂，我早上六点就得赶到工作室。我们整天都在拍摄，然后傍晚我赶到剧院，完成表演，午夜左右回到家。我连续六周每晚睡眠时间不足五个小时，拍完电影后几乎崩溃了。那时，疲惫的身体压力和我持续不在家的状况开始加剧我们的婚姻压力。
在与加布里埃尔相识并坠入爱河后的几年里，我第一次开始得到很多认可，尤其是来自异性的认可。我以前从未得到过这种关注——现在，突然间，我有了选择。我可笑的男性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男人的思维是如何运作的，以至于他相信不忠不会干扰他生命中心的爱情？在一个人可能犯的所有错误中，这个错误是最严重的。但后来我担心我加重了所有的伤害：我告诉了加布里埃尔我所做的事。
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你会认为忏悔是忏悔和获得赦免。你认为你可以放下它，得到宽恕，不再为此感到难过。但加布里埃尔再也没有完全信任过我。我敢肯定，如果情况相反，我也会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追寻自己的孤独之路，以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互相吸引。我认为我需要做尽可能多的工作，承担随之而来的一切有价值的事情，并以某种方式弥补我无法练习手艺的漫长岁月。她更希望我待在家里，无论我多么不在家，我仍然希望她在我回家时在。由于我外出工作，我们双方都精疲力竭，我们关系中的弱点暴露无遗——而且总是在背后想起我的不忠。
争吵让位于长时间的怨恨沉默，这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可怕的几周，几乎没有交流。我不断地逃到剧院避难，在那里我可以把家里的问题拒之门外，有时下午八点才到剧院，但这并没有帮助事情的进展。加布里埃尔开始花更多时间与家人和与剧院无关的朋友在一起。怨恨和摩擦给我们婚姻的机制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直到一切似乎一下子破裂。
《爱丽丝梦游仙境》拍摄完成时，我去加勒比海度假了一段时间，希望这次分居能化解误会。但我回来后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直到周末加布里埃尔带着孩子们回家见父母，却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开始了“试行分居”，经历了所有不愉快的事情，一个人的生命被交到了法律机构的手中。此外，还要保持面子，不让分居的消息见诸报端——至少在这方面，我们做得非常成功；直到十八个月后，我们的问题才被公众知晓。
1972 年 11 月，我搬出了温布尔登的家。但在分手前几个月，我们就已经分道扬镳了，加布里埃尔很清楚我们的婚姻已经结束，尽管当时我坚决拒绝承认这一点。后来，加布里埃尔发展了一段友谊，这给了她面对我们关系现实的力量。我一直都是足球的狂热粉丝，喜欢去看比赛，但整个过程让加布里埃尔感到很无聊。我经常就此对她说：“如果我们必须振作起来，”我告诉她，“我们必须成为彼此的一部分，所以你为什么不来看足球比赛呢……”这种争论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她终于让步，和我一起去看了一场切尔西的比赛。讽刺的是，她最终和切尔西的中锋住在一起，并为他生了两个孩子。•我讨厌说我告诉过你——但我知道，一旦她真的去看了比赛，她会很开心的。
无论我多么爱加布里埃尔，我都不认为我对她的爱足够，但同时，我不认为我过去本可以爱她更多；也许如果我们认识的时间点推迟，等到我更成熟，我们的婚姻会持续。
当你毁掉了我们曾经拥有的爱情时，一个危险是你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另一个危险是，之后发生的一切永远无法与它相提并论。从很多方面来说，它都无法与它相提并论。但我的看法是：我很幸运能拥有这份爱。每次见到我们的女儿艾玛和露西，我都会想起它。自从我和加布里埃尔分手后，我当然又爱上了，但我还没有达到足够自信再婚的地步。
我们的朋友支持并帮助男人。帕特里克·沃克和他的朋友马丁·托马斯建议我和他们一起住在西班牙的度假屋里——这是他们一生都后悔的邀请。我一下飞机，第一句话就是“你认为我来这里是对的吗？”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让他们疯狂；我真正想做的就是回家。帕特里克特别有耐心；他几乎每天都开车送我去机场。半路上，我决定不去了，他又得开车送我回家。
晚上，帕特里克和马丁常常在露台上看着我悲伤地徘徊在下面的海滩上。然后我会在水边坐上半夜。（你总能知道我去过哪里：我留下的吉尼斯啤酒瓶乱七八糟，标记着我去过的地方。）
到了那一天，我决定是时候离开了。不再犹豫不决。我甚至订了下午飞往伦敦的航班。这一次，帕特里克和马丁不想再冒着再开两个小时去机场的风险，而是把我送上了出租车，真心实意地挥手说“有你真好”，因为他们高兴地意识到他们不必再忍受我一天了。他们看着车子消失在视野中，然后他们一起松了一口气。
帕特里克当晚举行了晚宴，但他发誓，不是为了庆祝我的离开。他的客人坐在露台上欣赏日落，这时有人注意到一辆出租车停在附近的悬崖顶上。“哦，天哪，不，”帕特里克说，“不可能。”是的。我的航班被取消了。“你为什么不在机场睡一觉？”帕特里克问我。“我的意思是，你一定要回来吗？我的意思是，好吧，并不是我们不想要你。
第二天早上我永远离开了。我敢肯定街上会跳舞。
我的足球朋友们也大有来头。另一位切尔西球员戴夫·韦伯是我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和他的妻子杰基很好心地邀请我在分居后和他们住在一起。但当时我很不开心，我知道我会让他们发疯，就像我让帕特里克和马丁发疯一样。我最需要的是独立生活，所以戴夫在奥林匹亚铁路路堑后面的罗素花园马厩为我找到了一套小公寓。
麦克·萨默比曾效力于曼城和英格兰队，他是另一位好朋友：我们是在一天晚上认识的，当时我们都是那些快嘴电视游戏节目的嘉宾（这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节目）。在问答环节，我们俩都出尽了洋相，表现得像个彻头彻尾的无知者。（当麦克被问到“每年春天，泰晤士河上的几座桥下会举行什么比赛？”我想他回答的是“轮滑德比”。当我被问到亨利·纳伊尔有多少个妻子时，我说“八个”。这是我听到的最后一个数字，也是我唯一记得的数字。）当然，麦克和我当场就成了朋友。
在我和加布里埃尔分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他给我打电话，催促我和他、他的妻子蒂娜以及他们的孩子雷切尔和尼古拉斯一起过圣诞节。我感到非常难过，尤其是因为几天前我感染了水痘，而这种情况似乎对迈克来说并不在意。“孩子们总有一天会得水痘的，”他坚持说。“他们可能会一下子得上来。你开车过来吧。”当我在圣诞前夕到达时，迈克和蒂娜牵着我，直接把我送到床上，给我喂了大量的甜朗姆酒。他们一直想去参加一个派对，所以我自愿当保姆，这很管用，直到尼古拉斯晚上十点左右醒来，我不得不去他们的房间。我当时一定看起来像沼泽人，把他们俩吓坏了。当迈克和蒂娜半夜回家时，他们还在尖叫。圣诞节那天，我的病情更严重了，发高烧。当然，那个假期早上没有医生来，所以迈克和蒂娜请来了第二好的医生——当地的兽医。他显然很高兴自己即将与马后侧以外的其他动物作战。他带了一根奶昔钻头大小的针头，给我打了一针，让我睡了两天。对于迈克和蒂娜来说，这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假期，因为他们担心楼上的病人，但他们的善良让我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圣诞节。
如果我知道我带着一份难以想象的圣诞礼物，即一部名为《Some Mothers Do'Ave 'Em》的新电视节目的剧本，我甚至可能会欢迎那个假期周末出水痘。
对于那些从未看过该节目（或其主角弗兰克·斯宾塞）的人，让我简单地将它定义为那些定期出现在我职业生涯中的奇迹之一——几乎总是在有人问迈克尔·克劳福德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它们出现的频率令人吃惊，这让我确信有人在天上照顾着我。

【因为《没出息的孩子》成名，以及成名带来的影响。】
第 16 章
我演艺生涯中最大的成功总是与他人密切合作的结果，因此，现在我无时无刻不在意识到我欠他们多少。我发现在我的创作旅程中得到这些非常特别的人的支持和理解至关重要，其中一些工作伙伴关系的强度就像爱情一样。在《Some Mothers Do 'Ave 'Em》中尤其如此。
我在《No Sex Please》中扮演了几个月，BBC 电视台就给我寄来了《Some Mothers》的剧本。据我所知，只有在诺曼·威斯登和罗尼·巴克都拒绝了弗兰克·斯宾塞的角色后，才有人想到要给我这个角色。我非常感兴趣，并安排与 BBC 轻娱乐集团喜剧总监邓肯·伍德以及该剧的制片人迈克尔·米尔斯见面。迈克尔正是这个项目的合适人选。他曾是一名海军，咄咄逼人，专横跋扈，但能力超群，富有创造力——是个实干家——我喜欢这种态度。迈克尔是个冒险家，愿意尝试任何事情。他可能很粗鲁，甚至专横跋扈，但如果没有他和他的干劲，我怀疑《Some Mothers》会不会成功。
因为和加布里埃尔分手，我在剧集开始时情绪不稳定——有一半时间，我早上起床都觉得很困难——我找借口不参加一些早期的计划会议。但随着工作的进展，我越来越被迈克尔的热情和干劲所吸引。他本来希望一天 24 小时都在为这个节目工作，并鼓励我在前期制作期间与他合作，这样我们就能就剧集的发展方式达成一致。
《Some Mothers》是一部荒诞的闹剧，围绕着人们过去在老无声电影中看到的那种特技和情节展开。在弗兰克·斯宾塞这个角色中，我们试图塑造一个现代默片角色，融合了我早期的一些英雄，如哈罗德·劳埃德、巴斯特·基顿和劳莱与哈代。
我一直觉得这部剧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弗兰克被真实地刻画成一个真实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搞笑人物。事实上，我相信弗兰克·斯宾塞的温暖、积极的品质确实存在于雷蒙德·艾伦身上，他是《一些母亲》的作者。雷蒙德是一个善良、非常温和的人，是一个天真的娃娃脸邻家男孩。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是如何进入竞争激烈的电视界的，在那里，为了生存，你需要自负、傲慢和各种各样的防御机制。他和迈克尔·米尔斯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但也许正是这些差异让他们成为了如此成功的团队。
迈克尔、雷蒙德和我着手塑造弗兰克的角色。我们让他成为身体（和精神）混乱的典型代表——出乎意料地容易发生意外，笨手笨脚，永远处于劣势。他的声音听起来像一个十岁小孩的鼻音，每一句话似乎都以震惊和难以置信的语调结束。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Malaprop”。（“我不知道你在诱惑我什么。”）我们的服装设计师迈克尔·罗比为弗兰克做了最后的修饰，他给弗兰克穿上了一套奇怪的不相配的套头衫、一件破旧的雨衣，还特意戴了一顶旧贝雷帽，这顶贝雷帽成为了斯宾塞的标志。我们甚至还给弗兰克讲述了他自己完整的（和愚蠢的）个人历史：
他早产了，出生在电影院：
弗兰克：斯宾塞家五代人都没有按时出生——我的祖父早产了三个星期，我的母亲早产了，我自己也很不成熟。她当时正在看约翰·韦恩的电影。
贝蒂：发生了什么事？
弗兰克：我不记得了，哦，我想他最后被杀了……
在两次试图让医院把他带回去之后，他的父亲在帕丁顿车站抛弃了他，在那里他的内裤出了问题——当时弗兰克穿着一件裙子：
弗兰克：一个吉普赛女人告诉我妈妈她要生一个小女孩了，她出去买了所有的东西……我不得不留着衣服，一直穿着它们——还有娃娃——直到头掉下来。
随着剧情的推进，我们又添加了其他细节。我们让弗兰克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每天都去忏悔，让他的教区牧师抓狂（和 21 岁的克劳福德很像）；我们甚至给了他一段短暂的（一天）军事生涯（当然是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
在我们最初的几个剧本中，弗兰克是个单身汉，但我认为让他成为一个已婚男人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他需要一个非常关心、耐心和理解的妻子——对于看过这部剧的人来说，这完全是轻描淡写。他的妻子必须是他生活中的稳定支柱，一个无论他的行为多么古怪，都绝对相信他的人，否则他就会显得太奇怪而难以令人信服。
弗兰克长期受苦的妻子贝蒂的角色最终由优秀戏剧演员米歇尔·多特里斯扮演，她是著名演员罗伊·多特里斯的女儿。这个角色非同寻常：她走进来的那一刻，我们就知道她就是合适的人选；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她天生就是喜剧演员，这部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的才华。
除此之外，米歇尔对迈克尔·克劳福德和弗兰克·斯宾塞的支持和关心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她成为我成功和生活的关键部分；没有其他人能给我她所给予的一切。米歇尔是我从未有过的姐妹，她的善良帮助我度过了生命中最痛苦的时期之一。她让我再次感到完整。
米歇尔的对手戏令人愉悦；她有勇气、慷慨和极佳的幽默感，我相信我们从未停止过欢笑。每当我们一起排练时，她都会确保我们能做到接近 100 秒。我喜欢讲一个圣诞节剧集，其中弗兰克和贝蒂参加了圣诞庆典。米歇尔扮演圣母玛利亚，我则打扮成上帝的天使，带着翅膀和铁丝光环。
剧本要求我被一名工作人员拉起来，用安全带高高悬挂在观众上方。拍摄当天，我们的技术人员（他当时正在举办自己的私人圣诞派对）把我吊在铁丝上，几乎把我切成两半。然后他突然松开铁丝，把我扔了下去——但他及时恢复过来，在我真正摔倒在地之前抓住了我。我勉强喘了口气，即兴地说了一句——“好吧，这毁了我的圣诞节！”——整个工作室都笑了起来。我忍不住笑得在钢丝上蹦蹦跳跳，离地面只有几英寸远，当我瞥了一眼身着圣母玛利亚服装的米歇尔时，我发现，除了歇斯底里地倒下，她还明显弄湿了淡蓝色的袈裟。
在这一切混乱之中，迈克尔·米尔斯从制作室猛扑下来，像老师责骂学生一样扑向演员和观众。他提醒我们，电视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行业，并警告观众，他们的咆哮只会鼓励更多这样的恶作剧。在重拍时，观众被彻底惩罚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没有笑，什么也没有。迈克尔再次冲出制作室，拔掉胡子。“当我说电视是严肃的时候，那不是我的意思！”第三次拍摄时，演员和观众终于都说对了。
围绕贝蒂和弗兰克的孩子出生的剧集是 BBC 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剧集之一。其中一些内容大致基于我自己女儿的出生。这些剧集标志着我与约翰·D·柯林斯的重逢，他是我在诺丁汉剧院时的室友，他在剧中扮演年轻的博伊德医生，不情愿地被要求为弗兰克和贝蒂接生。约翰在排练期间笑得非常开心，以至于在录制当天他告诉我，他实际上在前一天晚上去了教堂祈祷他不会在演出期间分手。
我记得约翰的一句台词——他说这句话时他的脸离我只有几英寸——“我去看了你的妻子，她一直告诉我你来的次数不够多！”我没有回答。我只是困惑地看着他，嘴巴撅成一个愤愤不平的“O”字，然后我把目光移开，然后又转回来。我肯定干了一分钟的活，一直抬头看着他，斜眼看着他，鼻子对着鼻子。他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他撑不了多久了。我终于说：“但我遇到了一点麻烦……”
“你遇到了麻烦？”他问道。
“是的……”我回答他，“但我可以……”哔……
医生的传呼机离我的脸只有几毫米远，响了）哦哦哦哦哦哦！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在没有完全合体的情况下完成这场戏的。这很有趣，就像在诺丁汉又变成了孩子一样。
排练和不断练习是我工作的规则。我在《Some Mothers》中做过一些相当疯狂的特技，但无论是在卡车下溜旱冰、被火车拖拽，还是在衣柜里从楼梯上跳下来，成功的关键在于计划、控制，以及知道如何像死神一样坚持下去！
但有几个时刻是没有人能预料到的。
我非常信任和尊重我们出色的特技顾问团队——德里克·韦尔、斯图尔特·费尔、马克·博伊尔和瓦尔·穆塞蒂——我们在排练节目特技时一丝不苟。然而，有一个明显的例外，那就是特技的关键部分必须在没有任何排练的情况下完成。
这个想法是让弗兰克·斯宾塞接受培训成为一名窗户清洁工。我和我们的顶级特技演员德里克·韦尔（他扮演我的教练）一起被放低到建筑物的顶部和侧面。我们站在一个窗户清洁工摇篮里，这是一个大约七英尺长、三英尺深的钢制容器。它有一个离底座约三英尺的栏杆，当你俯身清洁窗户时，你可以抓住它。摇篮在建筑物上上下滑动，由扶手中间金属盒中的一系列按钮操作。
这个视觉笑话让非常紧张的弗兰克开始清洁窗户，他恐高，然后回头看了看自己有多高——我们离地面大约两百英尺。弗兰克的紧张情绪占了上风，他吓得往后跳了一步，脚被水桶缠住了。然后弗兰克的脚飞到了空中，把水桶从窗户清洁工支架的边缘翻到了下面的停车场，砸碎了老板汽车的挡风玻璃。
现在他非常害怕，开始和另一个窗户清洁工搏斗。“我想出去，”他哭着说，“我恐高，我想出去。”说完，剧本要求我从支架的边缘掉下去，挂在外面，拉着另一个人，这样我们俩最终都挂在离街道几层楼的地方。
一根里面有电线的绳子绑在我身上，可以掉到离支架大约五英尺的地方。然后德里克，他和我有独立的电线，掉下来时会落在我的肩膀上。我们从来没有在高出街道的吊篮里排练过，拍摄当天，我们摔倒时，我们合起来的重量把吊篮拉了下来，吊篮翻倒了，卡在了建筑墙壁的滑轨上。我们完全被卡住了——它既不能上去也不能下去——所以我们无助地挂在吊篮外面——离伦敦北环路两百英尺高。

周围一片可怕的寂静：我们好像在飘浮。唯一的声音是电线扭动时发出的吱吱声，先是朝一个方向，然后是朝另一个方向。我几乎不敢低声说，我说：“让他们打开收音机，把我们拉上来。”我甚至不想动一下下巴。我害怕最轻微的动作都会让我们坠落而死。在远处，我可以看到温布利球场、威尔斯登、哈尔斯登，还有大理石拱门。然后我们又慢慢地转回来：马布尔拱门、哈尔斯登、威尔斯登和温布利。
我低头一看，看到我们的摄影师一边用相机镜头看着我，一边摇摄整个场景。天哪，我想，他是想把这个拍到十点新闻上！他实际上是在等着，并对焦，以防我摔倒。我意识到我的肩膀湿透了——我挂在那里，一个湿漉漉的特技演员压在我身上。我们俩都在大汗淋漓。我想，我就要失去我的水瓶了。好吧，如果我真的失去了，我希望那个该死的摄影师就站在我下面！
经过似乎无休止的二十分钟，工作人员设法把一个人放下来，试图把我们拉回摇篮里，但救援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特技演员从我的肩膀上被抬了起来，但现在，救援队来了，摇篮里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不得不继续挂在建筑物的一侧二十分钟。也许这听起来并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是——相信我——这确实是很长的时间！
我们其中一名工作人员的真实冒险经历被用作一集非常受欢迎的剧集的基础。一名业余橄榄球运动员发来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讲述了他和他的团队在一个下雨天沿着悬崖公路行驶时发现我们的一名编辑危险地被困在悬崖边上。他当时正在车里野餐，在暴雨中，汽车的后轮滑出了悬崖边——奇迹般地，他的前轮仍保持在顶部。谢天谢地，橄榄球队及时赶到。这是一个完美的弗兰克·斯宾塞故事。
这就是剧集中出现的情况。弗兰克和贝蒂在悬崖上被突然的暴雨困住，弗兰克大喊：“我想我们被困住了。别往下看，我们在悬崖边上。我要下车，爬上车顶，把车里的粪便弄出来……” '（他现在是一名肥料推销员，后备箱里装着一袋又一袋肥料。）为了拍摄特技镜头，我必须爬上汽车顶棚，然后头朝下滑行，翻过后备箱，最后挂在保险杠上，越过悬崖。然后，我用一只手打开后备箱，拉出一袋袋肥料，当然，肥料会盖住我，因为它们会掉进下面的海里。
我们在斯旺纳奇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拍摄地点，它位于英吉利海峡上方数百英尺的悬崖上。一台MiniMinor 被安装在悬崖边缘以拍摄这个场景。铁路枕木被嵌入悬崖边缘，接头被焊接到汽车底部作为铰链。工作人员完全控制着汽车的运动。我被绑在后挡泥板上。米歇尔和我一起爬上汽车顶棚：她和最好的特技演员一样勇敢。（我一直很钦佩她在离海岸数百英尺的高空完成这项特技的勇气，但她的母亲发誓再也不跟我说话了，因为我让她参与其中。）
这是一个复杂的场景拍摄：到处都安放着摄像机——悬崖下、悬崖顶上——我们甚至在远海的船上安装了一台配备变焦镜头的摄像机。（那天海岸警卫队接到了其他船只的各种电话，报告说悬崖边上有一辆汽车，上面悬着一个人。）
迈克尔·米尔斯也在安全线上，站在悬崖边，大声向船员发出指示。“我们准备好了吗，伙计们？！”我想这让他想起了以前在海军服役的日子，那时他常常在舰桥上发号施令。“来吧，伙计们，我们准备好了吗？”他又喊道。“我们走吧！
“坚持住！”一名船员大喊。他突然发现，似乎有人解开了迈克尔的安全绳。一切都停止了。
“是谁干的？”迈克尔咆哮道。
我想布莱顿的人都听到了他的怒吼。他的安全绳修好了，我们终于能够完成拍摄，这仍然是我最喜欢的场景之一。
《Some Mothers》在英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功。最初我只同意拍一季——总共七集。每个演员都梦想着塑造一个像弗兰克·斯宾塞一样有分量、有影响力的角色，但随之而来的是“我该如何摆脱他？”的噩梦。这个角色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的职业生涯完全重生了——但它也带来了一把双刃剑，那就是公众的认可，以及我作为一个容易发生灾难的笨蛋的几乎不可磨灭的公众形象。
我并不是要忘恩负义，但这种认可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这个角色占据了我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也占据了我的家庭生活。
女孩们在学校里被无情地嘲笑，显然加布里埃尔不可能找到愿意修理温布尔登房子的工人（邻居们都叫她“贝蒂”）。我记得她的锅炉出了问题，叫了修理工。当时我正在拜访，后来我走进房间，加布里埃尔正在向他解释锅炉的事。他看了我一眼，说：“我不修那个！”然后离开了房子。最初几次还很有趣，但家人开始讨厌这个节目给他们带来的关注。
我发现生活开始模仿艺术——似乎无法摆脱弗兰克·斯宾塞！我开车去伯明翰参加一个名为《我的职业是什么》的电视节目。之后，在一场绝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暴雨中，我开车经过“意大利面条路口”回家，这是一条纵横交错的道路网络，通向高速公路。我刚到达高速公路的顶端，车就抛锚了。
大雨倾盆，肯定会毁了我的西装。那几天对我来说还是相对拮据的日子，说实话，我只有一套西装。所以我爬到后座找我的行李箱；我拿出睡衣，脱下西装，穿上它。然后我爬出车外，开始试图重新启动它。我穿着睡衣弯腰躲在引擎盖下，这时一辆警车停在旁边。警察下车朝我走来，一边上下打量着我，一边用手电筒照着我。
“对不起，先生，”他说。“请问您穿着睡衣在高速公路上干什么？”“嗯，”我说，“下雨了！”“下雨了？”他重复道。
“嗯，”我恼怒地喊道，“您看得出来下雨了！”
“啊，是的，当然下雨了，”他说，好像突然意识到了这一切的逻辑。“是的，嗯……非常感谢先生。晚安。”他转过身，没有再说一句话，也没有提出任何帮助，就回到车里，飞驰而去。
两年后，我在一档广播节目中讲述了这个故事，一位听众打电话说他就是那个警察。他说，“我知道那一定是弗兰克·斯宾塞。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对我说的话！”所以我才把他留在那里，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回答。我是说，我知道外面下着大雨，但他为什么穿着睡衣？他没有解释他只有一套衣服，他不想把衣服弄湿！他只是说，“嗯，这很疯狂。”
一段时间后，我从乡下的一家苗圃买了一些植物，把它们装进车里，我沿着高速公路行驶，从每个打开的窗户里探出头来，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绿色植物——甚至还有一些棕榈树。车内唯一可见的人性化的东西是我的头。它看起来一定像是脱离了身体，栖息在方向盘上，而我的其余部分则隐藏在一片绿色植物的森林中。
很快，我就有一种偏执的感觉，觉得自己被其他车辆包围了。当我在中间车道行驶时，一排汽车会超车，减速，进入内侧车道，看着我经过，然后超车，再次绕行。有点像阿帕奇人围着马车转。时不时地，一个司机经过时会高兴地竖起大拇指。他确信他抓住了弗兰克·斯宾塞，他正放下植物！（对不起。）
然后，当然，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它开始雨天，我的挡风玻璃雨刷坏了。我别无选择。我折下一片长长的棕榈叶，卷起袖子，把手伸出窗外，来回移动棕榈叶以保持视线清晰。
在我下一次出现在电台时，一定有五十个人打电话说：“我们看到了弗兰克·斯宾塞！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他在高速公路上，身边还有这么多棕榈树。他用树枝当挡风玻璃雨刷！”
“但当时正在下雨……”
至少有一个在英国四处奔波的人以为他真的是弗兰克·斯宾塞。我见到了他。
一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在德鲁里巷剧院的舞台门外出演《比利》。我非常累，想回家。
“对不起……对不起……”
我听到身后传来熟悉的鼻音，转过身来，看到一个男人在路上紧跟在我身后。当我听到孩子们模仿弗兰克·斯宾塞时，我会笑；但当我在深夜一条漆黑空旷的街道上听到一个成年男子模仿他时，我会感到不安。
“什么事？”我试探性地问道。
“你能帮我做点什么吗？”他说，仍然用着那个可笑的弗兰克·斯宾塞的声音。
“对不起？”
“你能帮我做点什么吗？”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说。
“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拜托，”我说，“我真的很累。”（我正需要，一个可以去橡皮室的候选人。）我试图假装他不在，以为他可能会走开。
“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声音又响了。
“嗯，”我说，“其实不是……我必须走了，我有点着急。”但他紧跟在我身后。
我终于到了我的车旁，但找不到钥匙。哦，上帝，请让我上车离开这里。
但他不肯让开，还用那可怕的声音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我的意思是，”他说，“你需要替身吗？”
“不。”
“嗯，你需要替身吗？”
“不，”我说，“我自己做特技。”
“那是不是意味着……”
“听着，”我说，“我想我应该指出，我只是扮演一个角色，这不是我。这和我完全不一样。
“那是不是意味着你不需要我了！”他说。
“是的，恐怕那确实意味着我不需要你。
（最好慢慢来，他可能有某种武器。）“你看，我们有专业人士帮忙做特技。我从不用替身。”我低头看着他。“而且我觉得我们之间身高有点差距。”
“嗯，你不认识谁能帮我吗？”
我压制住想说“一个好医生也许有用”的冲动，终于上了车，逃之夭夭。我拐弯的时候，从后视镜里还能看见他站在原来的地方，盯着我的车尾。
大约一年后，我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说是有个人遇到车祸，被从挡风玻璃甩了出去。他起诉了司机和保险公司，要求赔偿他作为弗兰克·斯宾塞的替身可能挣到的收入。我有时候会想，那会不会就是那个小个子，他勒索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大约是我从原创角色那里挣到的四倍。
我以为我已经摆脱了他，直到最近，我收到一个粉丝的来信。信上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们了，但我们在太阳海岸见过你。我随信附上一张照片，是你在你的分时度假办公室外为我们的唱片封套签名。多一手准备总是好的！你很精明——而且比我想象的要矮一点。”

【MC的声乐学习，舞蹈学习。1974-1976年，演音乐剧《比利》。】
第 17 章
罗莎琳德·拉塞尔曾经将精彩的表演定义为“赤身裸体站在舞台上，慢慢转身”。我想我已经习惯了“赤身裸体”的部分——正是“慢慢转身”给我带来了麻烦。
我处于一个矛盾的境地，我热爱这份职业，觉得它很有价值，但它的本质却不断迫使我面对我最可怕的噩梦——在公众面前出丑。我一次又一次地摆脱自己的禁忌，鼓起勇气直面恐惧，却出丑无数次。
很多时候，我的名字出现在印刷品上，旁边是“完美主义者”，好像这是一个脏话。当然，完美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状态，但尽管一个人永远无法达到自己所追求的高度，但在我看来，错误在于停止尝试。无论如何，我在演出前花数周时间进行训练和排练的真正原因是，当我最终加入剧组时，这至少能让我看起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是 1973 年。我刚刚拍完《SomeMothers Do 'Ave 'Em》，独自住在奥林匹亚的小公寓里。《Some Mothers》的片酬不高，但它让我获得了职业上的成功和公众的认可，这比我想象的还要多，比在拍好莱坞电影的那些年里认可还多。我每一天打开电视，都会看到自己被戏仿为弗兰克·斯宾塞；以别人的眼光看待自己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但一旦这种陌生感消失，我就会喜欢上它。我的事业突然腾飞。经过几个月的抑郁，我被推上了天。我可能还在私人生活中挣扎，但在职业上……嗯，我感觉自己好像在飞翔。
有一天我遇到了约翰·巴里，他给我播放了一些他刚刚为一部名为《比利》的新音乐剧创作的歌曲。他告诉我，他写这部音乐剧时就想让我担任主角。当然，我感到受宠若惊。想到像约翰·巴里这样声名显赫的人居然真的为我量身定制一场演出，我感到十分荣幸。约翰在 50 年代曾组建过一个叫约翰·巴里七人组的乐队，他是一位非凡的音乐家，从摇滚小号手到奥斯卡获奖电影配乐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包括《生而自由》、《冬狮》、《走出非洲》和《与狼共舞》。几个月前，约翰一直在与著名的美国经纪人彼得·维特讨论未来可能的项目。彼得建议制作一部以《阿尔弗雷》或《比利·莱尔》为原型的音乐剧，这两部电影分别由迈克尔·凯恩和汤姆·康特奈主演。约翰拒绝了 Alfre 的想法（它已经有了自己的歌曲），但对比利的想法很感兴趣。
比利·莱尔是一个在殡仪馆工作的北方小伙子，他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他在家里和唠叨的父母一起过着平凡的生活，他梦想着幻想世界——他想要的生活。
唐·布莱克曾与约翰合作拍摄过邦德电影之一和《生而自由》，他同意为这部剧写歌词。这本书由基思·沃特豪斯和威利斯·霍尔撰写，由伊恩·拉弗雷奈斯和迪克·克莱门茨改编成舞台剧，我曾在《小丑》中与他们合作过。
我记得坐在约翰在河岸边的 Alembic House 的公寓里，他和彼得·维特像嘉年华上的叫卖者一样向我推销这部剧，他们兴奋不已，互相重叠，说着感叹句：“我们希望你成为弗雷德·阿斯坦！... 。我们希望你成为吉恩·凯利！’
我回到家，躺在床上，思考着这个项目。然后噩梦般的恶魔控制了我：“该死！我做不到。我不会跳舞！”
在《你好，多莉！》之后，我知道我唱得足够好，可以拍电影。但我的声音不够响亮，无法维持现场表演。所有关于我“早期古典训练”的媒体报道听起来都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我一直不愿意承认事实。我有一个足够悦耳的童声女高音，我设法在早期的布里顿作品中保持自己的风格，但后来我被管理层留了下来，因为正如科林·格雷厄姆所解释的那样，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演员”。但那时我不会读乐谱，现在我几乎不会读乐谱。
但这是一部音乐剧——在舞台上！我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尽管我很想做，但一想到它我就害怕。
约翰和彼得开始证明我能胜任这个角色，这可以说是一种令人惊叹的盲目信任——只需要一点训练就够了。约翰把我送到了声乐教练伊恩·亚当那里；虽然仅仅称他为声乐教练不可能公正地评价他的才能或他赋予学生的音乐天赋。伊恩是一个温和、温文尔雅的苏格兰人，他有着低调的专业精神，在我们见面的最初几分钟里，他就让我在他的小工作室里感到宾至如归。

“现在，”他说，“唱首歌给我听。”我不知道该唱什么：伊恩说我选了《丹尼男孩》。也许我选了。不管是什么，我记得我唱得很轻柔，非常轻柔。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钢琴家，我除了简短地问候你好之外，没有见过他或和他说过话。我所有的注意力突然都集中在这个弹钢琴的男人身上，想到自己在这个陌生人面前出丑，我脸色阴沉。在我看来，钢琴家和挤满皇家剧院德鲁里巷的三千名观众一样令人生畏和恐惧。
于是我开始唱歌，不时停下来道歉，最后再说一次。“对不起，唱得不太好。”
伊恩没有理会我的道歉，而是用他柔和的苏格兰口音喃喃地说：“哦，迈克尔，这声音真美！”他微笑着，“现在，可能高音部分还有点欠缺……”他轻快地说着，音调提高了一点，似乎在强调一个小问题。“我们可能还得在低音部分下点功夫……”他的声音稍稍降低了一点。“但声音是有的，是有的——现在我们必须努力了。”多么令人鼓舞的话啊。我简直愿意为他赴汤蹈火。
当然，声音不像身体那样能迅速得到改善——即使你每天像我为了《游戏》而训练那样，练声练上相当于跑十五或二十英里的时间。身体的肌肉能相当迅速地得到改善，但声音的变化要慢得多——实际上慢得令人痛苦，而且必须以极大的耐心来对待这个过程——耐心从来不是我的主要特点。然而，在伊恩·亚当的悉心指导下，我的声音确实开始进步，变得有力而自信。二十六年过去了，我仍然在努力；我想我会一直努力下去。
我很幸运能和比利合作。我从参与创作过程中获益良多，几乎在约翰·巴里身边，看着他创作每首歌，开始学习，开始唱歌，开始把比利的角色串联起来。约翰的编曲非常出色。他想只使用铜管和打击乐器，就像来自北方的煤矿乐队一样。我们还练习了我的约克郡口音，保持中庸。如果太多，美国人就听不懂你说的话或唱的话。
学习跳舞完全是另一回事。
制作《你好，多莉！》的经历，以及与行业无可争议的王者以及实际上发明了这种流派的人一起工作的经历，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音乐剧艺术。迈克尔·基德（一个活泼的布鲁克林男孩，他的“Nooo Yaawk”口音让我这个英国人听得津津有味）曾是我们的编舞。他在百老汇有着很高的声誉，是电影界最优秀的编舞之一；仅凭他在《七个新娘七个兄弟》中编排的舞蹈片段，他就有资格进入任何舞蹈名人堂。他和金·凯利是老战友，1955 年曾一起在一部名为《好天气》的电影中跳舞。
迈克尔·基德教我如何在《多莉》中移动，他和金的共同努力和鼓励给了我一些信心（翻译：勇气），让我像舞者一样运用我的身体；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我真的开始随着我扮演的角色而移动。我学会了在角色的界限内行走；迈克尔教我的所有动作都属于 Cornelius Hackl 这个角色——一个笨拙、粗鲁的年轻乡巴佬——他说话笨拙，动作也笨拙。迈克尔编排的舞步总是略显古怪，完全符合这个角色。所以我在《多莉》中“跳”了一点。但如果他让我扮演迈克尔·克劳福德，我就做不到。我扮演的是 Cornelius Hackl。而 Cornelius Hackl 不是 Billy Liar。Billy Liar 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圆滑之人，有时是一个真正的诱惑者。更重要的是，Billy 必须看起来像 Fred Astaire 和 Gene Kelly 模仿秀中的舞蹈和动作大师。 （而且他也必须身体强健！那个舞蹈持续了十四分钟，然后我必须唱一首歌来结束表演。我的心从来没有跳得这么厉害过。）
然后有人灵光一闪，请来了奥娜·怀特，她被描述为“一位泰然自若、井井有条的教练”，也是业内最好的编舞之一。奥娜曾经和旧金山芭蕾舞团一起跳舞，后来在多个项目中担任迈克尔·基德的助理。她为《音乐之人》创作的欢快舞蹈让她在百老汇声名鹊起。后来她在伦敦和汤米·斯蒂尔一起表演了《六便士》，并最终凭借在《雾都孤儿》中的表演获得了奥斯卡奖！
那位女士独自一人救了我的命。
奥纳从美国传来命令，在我做其他事情之前，我必须开始学习踢踏舞。有人建议我去看年轻的编舞吉莉安·格雷戈里，她后来的作品包括肯·罗素的《男朋友和我》和《我的女孩》。吉莉安和奥纳的伦敦助手拉里·奥克斯成了我的第一位老师。在奥纳抵达伦敦之前的两三个月里，她和我一起练习基本功。
吉莉安的课程完全是启示性的。她是第一个向我介绍舞蹈这项高强度训练的人——每天伸展身体，学会跟着音乐数数，连续几个小时敲击以锻炼我脚踝的灵活性。你必须不断地这样做，就像一个鼓手：day-de-dah-de-dah-de-dah。另一只脚：day-de-dah-dedah-de-dah。那只脚比另一只脚更有力；练习弱脚，现在要加倍练习那只脚……右边做四个，左边做八个……直到越来越强。
我即兴设计了一个系统来帮助自己，把所有的脚步跳和脚尖拍打动作都写在图表上，贴在厨房的墙上，每天在我的小公寓里练习五个小时。幸好厨房位于一个小车库的上方，这个车库只用来储藏东西，否则我会把邻居逼疯的。除了厨房，我的公寓里都铺了地毯，所以我需要光秃秃的木地板来练习——我必须听到我在做什么，听到敲击的声音。一切都必须看起来如此轻松和不假思索，每次敲击都必须听起来清脆。我记得，炊具有四个步球变化。洗衣机有八个步球变化。冰箱有十个变化——如果门是关着的。当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更自在时，我打开冰箱门，假装里面的八个吉尼斯瓶子是观众。
刚搬进 Russell Gardens Mews 时，我身无分文，而且没有家具。所以我把房子漆成了白色，为沙发和床搭建了一些低矮的平台，并用一些大垫子让平台更舒适。（那时我对垫子了解得足以写一本家居装饰手册了。）事实就是这样——与温布尔登的房子相去甚远，但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奶奶对离婚感到非常苦恼，但她和加布里埃尔仍然很亲近，当然奶奶也从未失去与孩子们的联系。现在我一个人了，她会偶尔来和我住在一起，她说只是为了照看我，确保我“没事”。那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我对公寓装饰的简约方法并不完全适合她的需求。她看起来滑稽可笑，半坐着——或者更准确地说，水平躺在窗边的软垫平台上，双脚刚好能碰到地板。她过去常常透过敞开的厨房门看着我几个小时，拨弄着念珠，低声念着无数遍的玫瑰经，祈祷奇迹发生，让我学会跳舞。
‘万福玛利亚，你充满恩典……’
‘拖着脚步，跳着踢踏舞……现在我在炉子旁。’
‘主与你同在……’
‘拖着脚步，跳着踢踏舞……现在我在冰箱旁。’‘祝福你……’
‘后退三步，我的屁股在炉灶上。’
‘圣母玛利亚，母亲……’
‘向前三步，尽量不要碰到那个旋钮。’‘阿门。’
‘我从来没想过，’她后来惊叹道，‘他会学会的。我看到他在里面跳舞，无论我念多少遍玫瑰经，他都无法将双脚并拢。但当我看到这场演出时，我明白了祈祷的力量有多大！”
排练开始前，奥娜的舞蹈助理马蒂·艾伦从美国加入我们，和吉莉安一起训练我。马蒂看起来身材魁梧，但动作优雅。他像鹰一样注视着我，眼睛经常翻白眼，寻求指引。这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但吉莉安、拉里和马蒂凭借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坚持和大量的辛劳和汗水，成功地把一些非常粗糙的材料塑造成了一个舞者。我祈祷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在排练开始时面对奥娜和整个公司时，不要让自己完全出丑。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公司。戴安娜·奎克将扮演朱莉·克里斯蒂在电影版中扮演的角色。布莱恩·普林格尔扮演我的父亲，出色的艾维斯·邦纳奇扮演我的母亲，新人伊莲·佩姬扮演我淫荡的女朋友，从她登上舞台的那一刻起，她就让整个演出焕然一新。排练开始于多米尼恩剧院后面大罗素街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后来，我们搬到了阿尔福德大厦，马蒂给这个地方起了个绰号叫“可怕的房子”，我觉得那里的生活条件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济贫院一样迷人。负责人认为，苦难对演员来说是好事。冬天冷得难以置信；大多数窗户都被裂缝和洞穿了，都是邻居家孩子踢足球的结果。
现在我终于开始和奥娜·怀特一起工作了。当我参加排练时，我已经学会了“阿斯坦和凯利”的风格和模式，以及比利在第一首歌“我们中的一些人属于星星”中的基本步态和动作。
尽管我花了数百个小时学习基础知识，但当我们开始排练时，我仍然落后其他舞者好几光年。如果没有 Onna 的持续帮助和耐心，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她天生善良——坚强，但充满爱心，她让我充满信心。一个好的编舞师会让你对自己有这样的信心。“啊，亲爱的，”她会安慰我，“你会很棒的，你会成为我的 Billy 的。”
她过去常常和我们的导演 Patrick Garland 站在一起看着我，默默地吸收着 Crawford 舞蹈排练中不可或缺的怪癖：我的左脚总是比右脚更难用——我会沮丧地对着左脚大喊，让它做右脚如此轻松就能做的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只脚能做某事，另一只脚却不能。Patrick 观察着我奇怪的行为，被我用脚进行的疯狂的单方面叫喊比赛迷住了。 “我曾听过，当别人没有做他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时，他会对他们大喊大叫，”他后来告诉别人。“那他肯定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但当你看到他对自己大喊大叫时，你就知道他很敬业。”我会花几个小时研究一个角色的动作。除非我明白每个步骤和手势的原因，否则我不会进一步深入这些动作。他怎么站？他怎么走路？这就是角色的创造方式——一点一点。细节可以为角色塑造或表演增添惊人的深度。想想阿斯坦和凯利在音乐剧中投入的精力，或者玛格丽特·拉瑟福德或阿拉斯泰尔·西姆在表演中点缀的细微之处。拉瑟福德和西姆创造了不可磨灭的人物，而不是漫画人物：你几乎可以闻到这个人的气味。（我敢肯定玛格丽特·卢瑟福扮演马普尔小姐时一定会喷上薰衣草香水。）喜剧天才巴斯特·基顿也对技术完美进行了研究，他事先设计好每一个动作，直到它成为第二层皮肤。我已经开始关注甚至像背心上的纽扣、鞋子上的磨损或光泽这样的小细节——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描绘出立体的人。
那个踢踏舞表演，我一直提到的吉恩·凯利-弗雷德-阿斯坦的模仿（也许是因为它差点杀了我），在第一幕的结尾，持续了将近十四分钟（包括换装），最后我唱了一首歌，最后被平着抬到更衣室。一开始我穿着休闲装，穿着运动衫和休闲裤，像幻想中的吉恩·凯利一样跳着软鞋舞。奥纳为接下来的弗雷德·阿斯坦设计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表演。
我打着白领带，戴着高顶礼帽，穿着燕尾服（还有什么？），手上还旋转着一根拐杖，周围围着一群金杰·罗杰斯，他们都穿着她在《高顶礼帽》中那首非常慵懒的《脸贴脸》中所穿的那件著名的“羽毛裙”。

金格·罗杰斯是奥娜的好友，她还打电话祝我好运。我告诉她我很难处理这些羽毛——我的问题是它们往往会从我的两腿之间长回来，看起来就像我有尾巴一样。她告诉我，弗雷德也有同样的抱怨。他说羽毛一直掉到他的衣服上，飞进他的眼睛和嘴里，他向制片厂请求更换她的服装。但金格自己设计了这件衣服，她和她的母亲（根据奥娜的说法，她是罗杰斯家族的真正掌权者）都很喜欢它。所以金格的母亲奋力拼搏，最终取得了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她可能是对的。在金格·罗杰斯在那些经典电影中穿过的所有华丽服装中，我认为那件覆盖着鸵鸟羽毛的白色缎子连衣裙是最令人难忘的。
拿着手杖跳舞带来了更多问题。
我是左撇子，学会用右手握住和旋转手杖很重要，因为我知道阿斯坦是右撇子，而且我相信观众中的某个人肯定会注意到这一点。（观众会注意到一切。）
Onna 带来了一种新的舞蹈概念，一首她称之为“The Bump”的摇滚舞曲。这是她和 Marty Allen 在加拿大工作时发现的变种。一天晚上，他们去了一家同性恋舞厅，但当他们到达时，Onna 被告知她必须待在外面，因为那里只允许男性进入。她毫不气馁，还是留了下来，并在晚上的剩余时间里透过窗户凝视着北美最性感的臀部扭动。她想，这非常适合她需要的 Elvis Presley 的舞蹈，Billy 是理想的性感表演者。
在《冲撞》这个节目中，奥娜选了一个热情似火、满头鬈发的活泼女孩乔安妮·鲁宾逊做我的搭档。我有点被这个女孩的能力吓到了：音乐一响起，乔安妮就能立刻本能地融入她所跳的角色；她跳得也非常性感，能跳出最棒的摇摆舞。她跳得赏心悦目，远远超过我，以至于我常常笨手笨脚地跳着，笑得直不起腰来。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排练，才让我的臀部扭动起来，跟上乔安妮的节奏。但她既有天赋又有耐心，到了首演之夜，我的臀部已经扭得很像样了。
我的个人生活仍然很痛苦，但在我离婚的那天，Jo-Anne 逗我笑了。我在排练中取笑过她，而她的反应是出去用剃须泡沫覆盖我的车。从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我们会相处得很好，于是我们开始约会。
《比利》的首次预演定于 1974 年3 月在曼彻斯特举行。几天前，伊莲·佩姬和我开车去了那里，出席当地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伊莲穿着你能想象到的最高跟高跟鞋，身材娇小，身穿邮票大小的迷你裙，让媒体眼花缭乱。仅凭她的出现，几乎可以保证票房大卖！
很高兴在新闻发布会上见到我的老酒友迈克·萨默比。迈克似乎无处不在：毕竟这是他的城市。他仍在曼彻斯特踢足球，同时还在那里经营一家衬衫制造公司。有了迈克，公司立即成为城里所有顶级餐厅的最爱；最好的桌子总是为我们准备好并预留。他为剧组的每一位成员都做了衬衫，并为我在《The Bump》剧中穿着定制衬衫。衬衫是鲜红色的，带有褶边。请注意，不是萨维尔街的那种——更像是你在哈瓦那市中心的街道上看到的那种。
在我们第一次预演的前一天，我得了喉炎——我的声音完全没用，我们不得不将首演推迟了四个晚上。我立即被送到了喉科专家那里，在做了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检查后，他严肃地告诉我，绝对没有问题。完全是心身疾病，他说，一切都在你的脑子里。我拒绝相信；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几乎说不出一个字。但我心里知道他说的话有些道理。我又一次被过去所有的恐惧击倒了；我感到羞愧和害怕——害怕我无法完成这份工作，害怕对剧组负有的责任。
但如果我感到沮丧，你可以想象彼得·维特被迫取消我们售罄的第一次预演时他的心情！
几天后，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声音又回来了，腿也开始动了，比利终于开场了。这是一场售罄的演出，一场由当地慈善机构赞助的闪闪发光的盛大晚会。
我的第一次出场被设计得非常戏剧化。演出开始前十五分钟，我被拉上舞台，挂在那里听着观众入座的声音，一直等到幕布拉开，工作人员把我垂直地放到舞台上，好像我是乘降落伞降落的，落地时，丝绸落在我脚边的地板上。
我听不到上面有什么动静——只有开场预演观众的喧闹声和街上偶尔传来的警笛声。反正我全神贯注。第一幕的所有台词都改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复习，还把几分钟前才完成的第一首歌的歌词复习了一遍。然而，在延迟了将近三十分钟之后，就连我这个笨拙的脑袋也意识到下面出了什么问题。（天啊，现在该怎么办！）
“喂！……”我哀怨地叫道，想象着难以言喻的灾难。 （天哪，事情不可能那么糟，我甚至还没上场呢！）一片寂静，除了我可怜兮兮的回声：“喂！……有人在吗？长话短说，剧院里发生了炸弹恐慌——这对演出来说可不是什么吉兆。警察清理了大楼大约三十分钟，然后又让所有人回来了。拆弹小组说他们什么也没发现——显然我不算在内。最后人们发现我像木偶一样悬在舞台的两侧。剧组人员匆忙赶往街上，忘记了我——这并不能说明我对剧组的影响有多大。被吊了那么长时间，我几乎无法走完演出的前二十分钟：注意，我没有抱怨。这对我的男高音有很大帮助！尽管有这么多延误，但我们的评价还不错，第二天的票房按美国综艺杂志的标准来看是“Boffo”。每场演出的票都卖光了。然后，正当我们期待伦敦的开幕式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
在曼彻斯特，我们使用的是伦敦大型布景的缩小版。我们的驻场设计师天才拉尔夫·科尔泰(Ralph Koltai) 设计了一个几乎完全由脚手架和木板组成的布景——与建筑工地的外壳没什么不同。一天下午，在一场日场演出中，我在脚手架结构的第一个平台上倾身过头，滑倒了，失去了抓握力。我头朝下摔倒，从十英尺高的地方摔到舞台上，手腕着地。
剧痛向我身体的其他部位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表明出了什么大问题。但我说服自己这只是脱臼，继续表演。开始唱歌时，我突然用力拉了一下手腕，用力一拉，以为可以把它放回原位……但没用。
我几乎痛得要命，继续唱着一首缓慢而悲伤的歌。我再次拉动手腕，试图操纵它。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打完这个电话的，但最后我踉踉跄跄地走到舞台边，向工作人员喊道。
“拜托，我不能再上场了……”我告诉他们，“我想我需要去医院。”然后，我放心地告诉舞台经理让观众等着，我去处理我的手臂。“只要他们把我的手腕放回原位，我就会回来完成演出，”我说。“只要告诉他们等着……”好吧，这听起来像是我可能会说的话：但对于最后这句话，我恳求的不是傲慢，而是严重的谵妄。
后来，当剧院管理层打电话来询问我的情况时，我向他们保证我会没事的。“我今晚就回来。”我补充说，只有一点不同，我会戴着石膏。不用说，我将被困在里面八周——最好一次面对一个问题。我们还有几周的预演要做，还有伦敦的首演要完成。（这里有一点讽刺：我的“好”胳膊，也就是左胳膊断了。但是通过坚持学习用右手做所有冒险的事情，就像弗雷德·阿斯坦那样，我能够继续表演，胳膊断了，只需要做最小的调整。）
我建议在演出前每晚都发布公告，告知观众我戴的石膏是意外造成的，与角色或演出无关。我知道白色的石膏袖口会立刻被发现，并会明显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我想，让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让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快演员就会被遗忘。这招很管用，我敢发誓它确实管用。
《比利》于 1974 年 5 月 2 日在伦敦首演，评论一致好评如潮。英国音乐剧终于崭露头角，我们的演出是第一部在德鲁里巷剧院取得成功的本土音乐剧。《晚间新闻》上詹姆斯·格林的评论标题高呼“征服者克劳福德冲击德鲁里巷！”（你可能会说，他太自以为是了。抱歉，但有些评论是演员一生难忘的。）但《每日快报》的赫伯特·克莱茨默更接近事实，他说：“如果迈克尔·克劳福德是英雄，那么奥娜·怀特就是女主角……无论我多么想做出自以为是的行为，我的奶奶总是在我身边纠正我。”奶奶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标准。当她在开场后不久来看比利的日场演出时，我给她安排了一张皇家包厢的座位，她和艾玛、露西坐在一起，周围都是她的朋友，显得非常气派。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我们演到一场戏时，我不得不说了这样一句台词：“啊，你们这帮人滚蛋吧……”，因为要解释这句台词，我得重印整个剧本。
突然，从那间巨大的剧院深处传来一个非常清晰而又傲慢的声音：“迈克尔！”它说，“我以前从未听过你用这种像聊天一样的语言……”
凝视着黑暗，我隐约看到南站在皇家包厢里，因愤怒而颤抖不已，艾玛和露西则拉着她的裙子。演出戛然而止，台上的每个人都像慢动作一样，先是转过头去看观众，然后又转过头来看我，脸上写满了“那是什么！”的惊讶表情。
我想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咳嗽一声来填补接下来的非常沉重的停顿。然后，剧组的困惑变成了欢笑，一阵无法控制的无声笑声席卷了舞台。有一秒钟，我以为我们都快要疯了，但不知何故，我们又恢复了理智。我不确定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但我猜有人毫不客气地从后面抓住了南，把她牢牢地重新放在座位上。
当她后来回到后台时，我对她非常生气，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南，你不能做这样的事……”她完全不为所动，还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如果你妈妈听到了你……”
“但是，南，”我说，“这只是一出戏……”
“好吧，没必要。”她哼了一声。“你不能用别的词来代替吗，比如‘哦，走开。’
‘但是，不行，’我争辩道，‘它没有同样的效果！’
‘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她反驳道。‘你是什么意思，它没有同样的效果。！’如果有机会，我相信她会用肥皂洗我的嘴。
随着出演《比利》，我开始了音乐喜剧的全新职业生涯。所有的辛苦工作都是值得的，个人满足感是巨大的。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亮点之一是吉恩·凯利参加演出，之后来到化妆室。‘所以，这就是我，是吗？’他说，‘这一部分？’他一步一步地跳起了我以前在舞台上模仿他的大部分舞蹈，而这些舞蹈我花了四个月才学会。
他看到我脸上的表情笑了：“别担心，孩子，”他说，“你做得很好。”当然，很明显他永远不必因为我的舞技而失眠。
比利还帮助我树立了一个全新的公众形象——如果成为一些奇怪而又奇妙的粉丝的浪漫焦点可以说明什么的话，比如公司称为“送餐上门”的女孩，两个十四岁的女孩每周给我送三顿饭。
在这些奇怪的人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个女人和一群祝福者出现在后台；她假装和那群人一起离开，但显然藏在后台的某个地方，等大家都走了才偷偷溜回我的化妆室。她吓得我屁滚尿流——显然是她的本意——因为她关上了身后的门，开始脱自己的衣服。
在这中间，一个合唱团的男孩敲我的门。“进来！进来！进来！”我喊道（祝福的声音：救援就在眼前！）。
他走了进来。“迈克尔，这里着火了……” 。。'然后突然停了下来。“哎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打扰的！”他的双手捂住了眼睛。
“不，不，”我喊道，“别走！”
“哦，不，”他说，“这不是我的戏份！”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抗议道。“你能把这个女人带走吗——真的，她正要离开！”
“哦，迈克尔，”他说。“你太酷了，太厉害了。
“帮我个忙，叫个人过来，”我咬牙切齿地说。“我们这里有点小问题。”
他终于注意到我眼里的杀气，几分钟后带着一个拿着斧头的消防员回来了。“不，不，我认为我们不需要走那么远，”我说，“但这位女士现在真的必须走了…… '
消防员扬起眉毛。“哦，你完成了？”他问道。
“我甚至还没开始呢！”我嚎叫道。
这时，一小群人聚集在我的化妆室外，那个衣着暴露的女人被护送出舞台门：她在街上穿好了衣服。每个人都看得出这个可怜的人身体不好，但公司永远不会让我忘记我令人心碎的名声。
不过，随着比利的成功，我开始怀念弗兰克·斯宾塞的幽灵，它一直跟着我。奥娜说，当她和马蒂·艾伦来到曼彻斯特参加首映式时，有一天他们走进了剧院附近的一家小古董店，开始和店主聊天。“你是美国人，对吧？”他问道。“你来曼彻斯特干什么？”“我们正在附近拍摄比利，”她告诉他。“和迈克尔·克劳福德一起。”奥纳说，那个可怜的人脸色苍白。“哦，天哪，”他严肃地说，“别让他进来！他会把我店里的所有东西都弄坏的！”似乎无论我当时在哪里，在做什么，弗兰克·斯宾塞的形象都会一直活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在拍摄《比利》期间，我被邀请为澳大利亚做一次电话广播采访。一些母亲在澳大利亚电视台开始工作后立即离开了。澳大利亚采访者里奇从悉尼打来电话：“哈罗，莫伊切尔·克罗弗德。”里奇的声音在电话线中噼啪作响，两秒钟后又重复了同样的话。“我们将接通您的电话（回声：“给您。”“给您”），我只需说，“哈罗，莫伊切尔”（“莫伊切尔”。“莫伊切尔”），您只需要说，“哈罗，里奇”（“里奇”。“里奇”），我们就可以开始谈话了……（回声：“好。”“好。”我说，“好的。”几分钟后，我又听到了他的声音：
“你好，莫伊切尔（Moichael）”（“Moichael”……“Moichael”）他说。“是的，我们正在和英格兰（英格兰……“英格兰”）的莫伊切尔·克罗尔弗德通话。你好，莫伊切尔，感谢你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在一起”）”
“你好，里奇，”我兴奋地喊道。
“现在，”他继续说，“《Some Mothers》在这里（这里……“牧群”）大获成功。收视率第一；每个人都在看，更重要的是——所有女孩都爱你！他们认为你太棒了！ （“哇”……“哇”）这有点奇怪，你不觉得吗，因为你有点像个 woofter，不是吗？（“不是吗”……“不是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对不起……你说什么？”
“Woofter，”他喊道，“woofter……Woofer”……“Woofte/）”
“好吧，我听到了！”我结结巴巴地说。“但我认为你的意思是这个角色可以被理解为有点女性化……”
“好吧，至少可以这么说，伙计，”他说（“至少，伙计”……“伙计”）。
“是的，”我打断了他，“但就我个人而言……” ……好吧，我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我的意思是，好吧，我现在没有，因为我正在办理离婚手续。但如果我没有离婚，听到这样的评论我肯定会离婚的……'
我没有等他的回答。我假装我们被切断了联系，在任何人说一句话之前就逃离了演播室。
在我们开演《比利》后不久，我被邀请参加伦敦帕拉丁剧院的皇家综艺表演。当晚的主持人是布鲁斯·福赛斯，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人；和他一起工作非常有趣。
布鲁斯结束开幕词后，宣布第一幕开始。‘现在，陛下……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演出现场……今晚的第一幕！’说完，帷幕拉开，但舞台上空无一人。（当然，都是布景。）
布鲁斯看上去十分困惑，他大叫道：“天哪，还没准备好，是吗？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一个幽灵从高高的天幕中出现：戴着贝雷帽和蓝色工作服，用一根绳子从舞台对面荡过，从布鲁斯面前经过，是弗兰克·斯宾塞，他扮演笨手笨脚的舞台助手：
“哦，对不起，陛下。我真的很抱歉。
（其实这是个很棒的场景。特技协调员在天幕上做了一个栖木，我可以跳下去，直接荡过舞台。这产生了奇妙的效果，而且据我所知，以前从未有人尝试过。）
他们想出了一个笑话，弗兰克·斯宾塞会在整个晚上不断出现，惹恼布鲁斯。有一次，我和他争论舞台上发生的事情；我把头伸进窗帘里，把它关上。
“还有一件事，”我对他说，“我不喜欢你的态度。你对每个人都大喊大叫……”
他冲我大喊大叫，“我不会对每个人都大喊大叫……”
“你看，”我说，“你现在大喊大叫……”
布鲁斯压低声音回答道：“我没有大喊大叫。现在，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介绍这位世界著名的杂耍演员……
弗兰克再次打断道：“我仍然不喜欢你……”说完，幕布升了起来——我的头（和我的其他部分）也随之升了起来——直冲天际。
这是我一直想做的特技。当我隔着幕布对布鲁斯大喊大叫时，我被绑在一个看起来像绳索摇篮和秋千座椅的混合装置上，这样当幕布升起时，我就会跟着它一起升起。整场表演我都躲在窗帘后面，等着杂耍演员表演结束。当幕布落下时，我也落下了帷幕。我径直穿过帷幕，走开了（扮演弗兰克·斯宾塞），一路上都在道歉：“很抱歉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麻烦……”，并朝着弗兰克认为是皇家包厢的方向鞠躬（当然，皇家包厢在剧院的另一边）。
我们在第一幕结束时表演了比利的十四分钟舞蹈，并受到了盛大的欢迎。第二天，其中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篇评论，称“比利小子抢尽了风头”。
我于 1976 年离开了比利。与这样的角色和多年来不可避免地与你越来越亲近的公司告别总是令人痛苦的。
这也标志着我与约翰·巴里三年特别合作的结束，他对我的信任从未动摇，即使在创作过程中偶尔出现的脾气和压力。我有一个珍贵的纪念品，是开幕前几天爆发的一次特别事件。
那是一段相当疲惫的时光，每天排练，每晚演出；我们都很紧张，脾气也有点暴躁。一天下午晚些时候，约翰带着一首新歌来找我，这是开幕前最后添加的一首歌。
“我们今晚必须把这首歌放上去，”他告诉我。
“你在说什么？”我回答道。“我今晚不会放那个歌——我不能……”
“你***必须……”他坚持说。“你必须学会它，并在今晚放上去——我会和你一起工作的。
“我不能……”我说。
“当然可以，”他喊道。
“不能，”我喊道。
“别叫我演员！”他喊道。
“我没有叫你演员！”我喊道。“我说的是‘不能’。”
“我他妈听见你的话了！”（现在他的声音已经达到最大了。）“别叫我演员……”
“哦，别管它！”我大叫着，大步走出了大厅：“我今晚不唱这首歌了。
结果是我学会了这首歌，并在那天晚上的演出中唱了出来。
不久之后，在 Billy 的录音会上，John送给我一块华丽的伯爵手表作为首演之夜的礼物，手表背面刻着精美的文字：“C t — 感谢 Billy，爱你的 John。”后来，他告诉我去伦敦 Asprey's 买手表的有趣故事。他对随后的购买场景和随后对话的描述非常有价值：
场景：伦敦 Asprey's。
进入：顾客 John Barry 穿着略带 Mod 音乐家风格的服装，向店员解释他想买一块伯爵手表作为给 MichaelCrawford 的首演之夜礼物。
Asprey's 店员（穿着正式的灰色晨礼服 — 非常 BBC 伦敦）：“是的，先生，我听说评论很棒。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您想在手表上刻字吗？”
John Barry（非常 BBC 布拉德福德）：“是的，我真的很想。必须尽快完成
【注：问ai答复是，Ct的意思可能是Crawford,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