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凯南意识到自己的遏制理论对美国的危害，他反思说：“如果是6个月前，国务院接到这样的电报，大概会皱着眉头，撅着嘴，表示不能赞同。再迟6越，也许会使人听起来似乎是多余的回复，好像是对虔诚的信徒说教。
虽然凯南提出了遏制政策，但当他看到遏制政策与愈演愈烈的常规武器及核武器军备竞赛联系到一起时，他极为沮丧。 因为他一直深信，美国无法根据自己的设想来改造其他国家。为此，他反对美国干涉越南及发动越南战争。反对里根政府的军备竞赛； 对于自己在1948年提出的对苏” 政治 战“计划——这一计划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行动 信条——后来遗憾的说，这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1957年，凯南重新诠释了自己的遏制理论：
国人常常问我，对付苏联威胁最应该从何处着手，我的回答是：在美国失败之处，在我们眼中自惭形秽的事物之上，或者令我们担心惊悸之处；针对种族问题，我国大城市的情形，我国青少年的教育与环境问题，以及专业知识和普遍了解直接的差距。

这个时候，凯南已将批判和斗争的对象从”共/产/主/义“转向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认为美国批判自己才是胜利之道。1953年，也就是在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和李普曼的观点实际上已经一致了“。
凯南离开国务院后，曾到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历史，回顾与李普曼的那场争论说，他与李普曼的全部争执都是由于”一种误解，其范围之广几乎是悲剧性的“[126]。凯南声称，他从未认为遏制主要是就军事方面而言，并且对人们如此理解遏制政策十分遗憾。20世纪50年代未，”凯南再度使用并进一步扩展了李普曼关于从欧洲撤军的计划，并给这个计划贴上了他自己的标签：‘脱离接触’“[127]。

有经验的人总比没经验的人看问题清楚：有过古巴导弹危机失败经验的赫鲁晓夫，在法国撤出中南半岛时就不像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那样再与美国在此争夺；
看到美国被遏制战略拖垮了的凯南就对克林顿和奥尔布莱特的北约东扩政策持批评态度，而有过科索沃战争经验的奥尔布莱特则对小布什和赖斯的入侵伊拉克则持批评态度。[130]
2005年9月24日，她在艾奥瓦州出席一个研讨会时发表措词严厉的声明，抨击布什的伊拉克政策，指出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仅没有赢得朋友，伊拉克战争毒化了美国与中东地区和穆斯林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现在没有好的选择，坏日子也许还在前头“[131]。那么，不知现在的莱斯或小布什对希拉里·克林顿2010年初那咄咄逼人的”重返亚洲“的讲演会作何感想呢？至少没有见到这位前任国务卿对此有过支持性的任何评论。

186曾说：”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主义，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它是不愿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132]
2010年的美国又进入了尼克松之前那种外交无哲学状态。与尼克松的逻辑完全不同，而与当年麦卡锡有些近似，2010年希拉里·克林顿如此意气风发地要来”发挥其传统上的经济与战略领导作用“，结果却没有在南海得到呼应。这是因为希拉里·克林顿”重返亚洲“讲演的逻辑显得很霸道，希拉里的逻辑是：因为美国需要亚洲，所以亚洲离不开美国，所以美国一定要领导亚洲，所以亚洲也应当”十分愿意“接受美国领导。这不能不令亚洲人反感。
　　今天的美国外交在亚洲遇到了与尼克松当年同样的困境。但同样的困境，在不同的政治家手中竟演绎出如此不同的结果。这是由于自从小布什起，美国政治家们已失去了战略哲学，美国外交已进入”无哲学“状态。
楼主还要插话：希拉里只是一个旗手，是被人当枪使，其目的是为了重新构建一个新的平衡制度，而非是为了为难奥巴马。 奥巴马看到了美国的衰落，从而选择战略收缩，但是巩固与欧盟关系，试图打造新的 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因此奥巴马在政策上是支持所谓的重返亚洲计划的。 否则他也不会选择希拉里与其搭档，他的目的在于 使欧盟从地图左边对大毛进行战略施压，美国主要在太平洋对兔子进行施压，干扰，放开美国在中东和北非等地的代理权，从而节省资源，遏制中国。这点不是楼主凭空猜测，而是最近的新闻等一系列活动隐隐可以看出。
第一：利比亚问题再次爆发，英国高调介入，看看利比亚在地图的位置，就知道这是欧盟最为关注的地中海腹地，得利比亚则得地中海，得北非。得地中海，则扼杀大毛西南下战略，迫使大毛在资源战略上畏手畏脚同时从而对兔子进行资源打击。
第二：欧盟与美国开始自由贸易区谈判
第三：朝核问题，欧盟，北约高调谴责。美国态度强硬。
第四：在中国军舰借助希腊撤侨后，欧盟针对希腊的债务问题进行的责难。
第五：高卢鸡在马里一系列的清扫工作。
第六：默克尔与法国奥朗德的高调媒体秀 ”亲密战略关系“
第七：欧盟针对互联**察的工作，推进大一统欧洲的战略
第八：英国财务部门针对欧债危机督促欧元区的一些政治一体化呼吁。
至于美国在东亚所做所为，我们就不必细说~ 更是明显。
但是希拉里明显太高调了，东盟等国不买美国账这点或许出乎了美国的意料，希拉里算是美国政策下的牺牲品，保全了奥巴马，所以有人说希拉里还能竞选总统，或许吧。但是这不代表奥巴马一定会乖乖退出东亚。朝鲜这次给兔子上”眼药“的时机真是太好了，好的让美国不得不发出声音，留在东亚，维护稳定。

不得要领者，赢人往往靠不着边际的气势。今天美国”重返亚洲“，来势汹汹，这从国家战略能力的角度看，实在是不得要领。
今天美国的形势，既与20世纪50年代初的杜鲁门时期不能相比——这是由于那时的美国刚刚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与90年代的威廉·克林顿时期不能相比——那时的美国刚刚赢得与苏联的”冷战“，甚至也不能与同今日美国形势有些类似的尼克松时期相比——今天的美国实在推不出像尼克松、基辛格那样有哲学思维的政治家。
尼克松从越南撤军的同时，发表关岛讲演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他放下身段，低调地来到北京请求186与他讨论哲学问题，结果他在失掉越南的同时却得到了中国；得到了中国，美国就得到了亚洲；得到了亚洲，当时的美国就赢得了世界。

历史上能有所建树的，一定是真正的而不是庸俗的和经院式的哲学家。今天的美国正在重复着昨天因失去外交哲学而衰落的故事，但可能不会有昨天尼克松那样的成果。因为今天美国政治家们不可一世的霸道阻碍了美国推出尼克松那样的战略哲学家。1000多年前柏拉图的话似乎是对当前世界这”五洲震荡风雷激“[136]的形势做的很好的角注：
　　除非是哲学家们当上王，或者是那些现今号称君主的人象真正的哲学家一样研究哲学，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让现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137]

19世纪末的美国正值欧洲完成了从自由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帝国主义的转变，欧洲列强在殖民地争夺中开始进入衰落时期。这时的美国已是一个经南北内战实现了国家统一并在统一的民族市场中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到1894年已跃至世界第一位。生产量约为欧洲各国生产总量的一半左右，其中煤、铁和钢的产量的增加尤为显着。1860～1900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三倍，占世界小麦总产量的23%。[139]1900年，美国人口在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列强中仅次于俄国，居第二位；其中城市人口及其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及与此相关的人均工业化水平、能源消耗等仅次于英国，均居第二位；而钢铁产量、总的工业潜力和制造业产量，均居世界第一。[140]美国已实现了工业品替代原材料出口。与此不相适应的是，拥有巨大的工业能力的美国却没有相应的海外市场。直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外贸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左右，而英国则占26%。[141]这就促使大财团向政府施压，要求提供更多的海外市场。18601～914年间，美国出口额增加了7倍，美国的机器和钢铁大量涌入欧洲引起了英国的恐慌。
　　经济的崛起又加大了美国在国际金融中的影响和地位。由于美国在同欧洲的贸易中具有巨大的顺差，欧洲必须以资本转移弥补逆差。尽管从欧洲向西流出的黄金可以通过欧洲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和由美国支付的航运业、保险业等服务行业部分回收，但欧洲黄金外流量仍是与日俱增。这种状况又因美国财政部储备黄金的政策[142]而使这种形势更为严重，以致美国金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成了一个“巨大而无法断定的风箱，它不仅可以随时兴风作浪，而且偶尔还能戏剧性地将世界体系的动荡平息下来”[143]。

经济和金融地位的提高使美国政府意识到美国国内经济政治的持续发展需要加大海外市场的拓展力度。美国军事历史学者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在其着作《美国军事史》中对美国选择制海权政策的目的作了明白的解释：
　　“决策者们在寻找新的边疆，主要是为了扩展商业而非扩张领土，他们把扩张主义者的能量引向对海外市场进行侵略性搜寻，以便缓和工业生产过剩的局面，恢复市场繁荣，维持国内安定。然而，美国并不具备通向海外市场的自由通道，欧洲各国控制着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市场，一些欧洲国家还用贪婪的目光盯住拉丁美洲，切斯特·阿瑟总统确认美国是‘太平洋的盟主’，同时也把加勒比海视为自己的内湖。然而，如果美国不参加帝国主义争夺，列强们就会剥夺它在这两个地区进行出口贸易的机会。因此，政策制定者们极力主张捷足先登的帝国主义政策：即在其他对手动手攫取之前，美国就应抓住某个理想的地区。”
[144]
　　“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领悟到，电报和快速蒸汽巡洋舰的出现给商业性的袭击带来了困难，而且，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滞留在海岸附近来保卫重要的港口，而应该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一位国会议员在1887年所说，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145]

战略框架的设计属于战略哲学层面的工作。其基本内容包括战略目标、战略时空，其次是确定战略对手。历史上从来没有脱离特定时空的战略对手。格物才能致知。格物，就是确定事物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致知，就是在这确定的时空中确定战略对手和战胜对手的原则。战略哲学研究的是战略对手向战略伙伴转化的边际。明智的战略是对手越打越少，而不是相反，更不是战事未开已是四面楚歌。朋友和对手在不同的战略时空中总是不停转化的。从哲学意义上说，战略是将敌人打为朋友，从而将战争转化为和平的工作。

（二）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好最坏的准备
　我们必须知道，20世纪以来的太平洋稳定主要是中国和美国合作的结果。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中美合作才平息了日本在这里的搅局，20世纪下半叶又是中美合作平息了苏联在这里的搅局。那么在21世纪，中美不管哪一方如果为对方所打倒，那结果对谁有利呢？那只有对日本这样不服从雅尔塔体制的国家有利，其代价就是受惠于雅尔塔法权体制的亚洲国家间再经历一次更为残酷的“太平洋战争”。
　　中美在太平洋上的合作是否有可能呢？不仅有可能，而且有深厚的历史前提。中国和美国一样，均是拥有广大版图的世界性的大国，双方之间横隔太平洋近两万千米的广阔海面决定了依中美各自的国力及由此决定的各自的扩张能力不足以撼动任何一方的国力根基，两败则俱损，两和则俱荣，因此，和平对这两个大国的未来具有长远的、可持续的因而是不可估量的价值。
　　太平洋战争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太平洋稳定的前提是中、俄、美三国均未脱离雅尔塔体制。当时苏美间的冷战，只是雅尔塔体制内的利益调整和巩固，而不是打破雅尔塔体制重新展开的利益分配。同理，未来太平洋的稳定也离不开中国、美国和俄国间——在中南太平洋区域更多的是中国和美国间——在雅尔塔体制中的合作。只要这种合作及其雅尔塔体制前提不被破坏，那么中美之间的雅尔塔利益就能得到保证。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的战犯只有日本一家，因此，维护雅尔塔体制，也就保证了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的雅尔塔法权利益，保障了这些国家的根本利益，也就保障了这一地区的和平。

但是，雅尔塔框架内的中美合作应当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不能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做出巨大牺牲并为雅尔塔体制建立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的雅尔塔法权权益有过分挤压。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已经成为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这时如果还将中国压迫在“第一岛链”以西的浅海海域，既不可能，也不公平，更不能为中国接受。事实上，“第一岛链”的防务已成了让美国感到巨大压力的包袱，美国已没有必要——当然也日益没有能力——守住“第一岛链”。既如此，为了美国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为了保持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应有的大国地位，美国何不借鉴19世纪60年代沙俄远东总督穆拉维约夫看到美国南北统一后美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便建议沙皇迅速放弃阿拉斯加于美国的智慧——正是这份智慧保证沙俄后来近半个世纪的持续发展，并为后来的苏联打下了可以守得住的国基——向中国放开包括台湾在内“第一岛链”呢？

尽管我们找到了中国实现西太平洋制海权的绝对目标和相对目标，但我们也不排除美国与中国“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可能，为此，我们还要考到较坏和最坏结果，并着手做好准备。
　　较坏的结果是虽然美国“重返亚洲”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打压中国的色彩，但也不排除美国政界有清醒的政治家，这些人知道中美合作的雅尔塔框架基础及其对于太平洋和平的深远意义。因此，每当中美关系跌到底谷时，总有一些前朝老臣及现任总统特使来华化解矛盾，比如1998年6月份中美关系跌到谷底时，乔治·布什总统就于7月和12月两次派他的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将军访华；2010年9月，就在美韩在黄海演习的当口，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美国前总统卡特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多尼隆先后访华，以保持沟通，化解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一如既往地像当年286那样抓住这些维护雅尔塔合作框架的机会，但前提也是要像286那样不放弃中国在雅尔塔体制既有的利益，尤其是其中最核心的中国对台湾主权利益。20世纪30年代欧洲英法绥靖外交的沉痛教训说明：为合作而合作的外交，与为和平而和平的外交一样，其结果都将是事与愿违。

　　因为每每在经济衰退之时，美国首先借助宏观政策的调整来缓解衰退，而这种宏观政策的变化首当其冲地反映在政府支出的变动上，美国政府往往在经济衰退时骤然增加军事开支，军费的迅速增加虽然不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它是政府强制行为的结果，但军事开支的增加与政府其他类型开支增加的效果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衰退之时的政府军费开支无疑为全社会生产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庞大市场，尤其军事工业生产（包括专用武器装备和通用军事消费品等）短期内扩增，迅速将军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引致到消费和投资走向上，从而使得社会总需求大幅上升，进而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总量产生的强烈刺激作用，最终达到国内当时既定资源得到完全充分利用、释放经济衰退压力的目标。
由于军费开支本身对宏观经济的涉及影响和刺激作用非常显着，军费开支的财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战争决策者对战争红利的非理性预期，以致将缓解经济衰退寄希望于军费开支的顶峰阶段——战争时期。总之，美国在打击战争对象之时都与当时的国内经济衰退有一定关联。从总体态势上看，美国国力状态和战争频数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在每次具体战争爆发前，美国经济却大多数处在低迷或者衰退状态，这种奇妙的现象在美国战争决策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165]

从9?11事件”后，尤其从“天安舰事件”后的美国内政外交走向看，确有这样一种将世界拖入战争的趋势。2010年10月5日，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和曾在里根总统时期担任过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德斯坦，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目前华盛顿的政治瘫痪使政府仅用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不可能实现经济复苏。只有诸如一场大规模战争这样的有强烈影响的外因震动——有点类似于克鲁格曼所称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战闻名的协调的财政扩张”——可能足以打破循环。“我不认为我们即将对任何人发动一场战争，”费尔德斯坦说，“但是保罗是正确的。那是把我们从能与这次衰退相比的上一次衰退即大萧条解救出来的财政手段”。[166]　当然，战争是谁也不愿意见到的最坏的结果。应对最坏的结果当然需要做最坏的准备，这就是不得已而进行的军事斗争的准备。

（三）军事运用原则与战略力量配置
楼主说声抱歉了亲：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是论述呆弯和岛的关键性。大部分的兔子一定对此有基本的战略认识。所以楼主省略了这一部分的内容，防止过于敏感度娘吞贴。
海防力量配置及运用策略
鉴于湾湾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外部的干涉，因此，中国解决弯弯问题的力量配置的重点应当是弯弯南北两翼即黄海和南海方向的战略力量的配置；又鉴于在中国弯弯统一问题上，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乃至和美国有着完全不同性质的立场，因此，在日本明确承认“弯弯是 兔子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则之前，黄海则是中国海洋力量配置的重心所在。比较而言，黄海的海上力量应当是积极和具有强大攻势的，而在南海的海上力量则应采取具有巨大威慑力的防御政策，其作用仅在于侧应北面战略力量的有效发挥，以保证中国弯弯统一在尽可能和平的条件下完成。
　　但是，近代史英国海权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绝对制海权的实现永远需要绝对陆权的配合，正如19世纪的英国在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正是依托其在印度大陆的绝对制陆权而实现道理一样，用于支持海上作战的岛屿资源的总量，决定海上战斗力持续时间的长短。
而中国大陆对其近海的作战力量的资源供给线最近而资源供给总量几乎无限，因此，与日本、美国相比，中国在其近海的制海权具有日本、美国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关于此，2010年8月，日本《中文导报》刊出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美国南海动作没那么大威胁》一文说得明白：“美国确实比中国强大，但美国也确实无力在军事上挑战中国，尤其在中国家门口，更是如此。”[171]据当年12月13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美国首任国家情报总监、前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表示：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将越来越强大，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现实，并且以此为基础制定外交政策。如果误判形势，制定错误的外交政策，那将糟糕至极。他说：“我们无法阻止中国崛起，中国必将崛起，我想我们对此必须现实些。”[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