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

马克

我类个去，

教授也不了解淮安和淮阴楚州之间关系 嘿嘿

第十一章　南通

【南风北韵】
　　南通市长介绍自己管辖的这座城市，曾做过一个生动形象的说明。如果长江是条巨龙，长江的入海处便是硕大的龙头，仔细观察一番这个龇牙咧嘴的龙头，不难发现享誉中外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其实只是龙的下嘴唇，有下必然有上，龙的上嘴唇又在哪里，答案就是南通。
　　镇江人说起自己的优势，是江河交流，江苏境内的城市紧挨运河，又能依靠长江，仅此一家。南通人说起自己的优势，是江海交汇，既滨江，又对着大海，江苏境内包括全国范围，也是仅此一家。镇江位于长江南岸，是江南的最北端，南通位于江北，却是江北的最南端。江苏境内的长江弯弯曲曲，从纬度上看，由于长江从镇江开始又蜿蜒流向东南，南通实际的位置，比镇江还要偏南，基本上是与南京平行。
　　镇江人不愿意别人说自己是江北人，因为事实上，镇江就在江南，说此地的居民是江北人带有明显的非吴语歧视。常州人或许还好一些，毕竟离得太近，不能信口雌黄乱说，无锡人苏州人上海人浙江人，即使嘴上不说，心里总是会想到镇江人太像江北人。南通人也不太愿意别人说他们是江北人，虽然从区域上来说，南通毫无疑问是在长江北岸。很多南通人都带着十分浓郁的吴方言口音，这些人跑到真正的北方去，譬如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他们说自己是上海人苏南人浙江人，保证不会有人不相信。
　　历史上的北方人看不起南方人，后来南方富裕了有银子了，一阔脸就变，江南人开始掩饰不了对江北人的不屑。想当年东晋南迁，镇江附近一下子来了很多北方难民，人口之多甚至超过了土著，客大欺店，那年头原住民遭受歧视，不得不卷着舌头学北方人说话。南通的情况正好相反，到了唐朝的时候，南通很大的一部分还是长江中间的沙洲，这里是古代流放犯人的地方，而这些“流人”大都来自江南。今日的南通大致可以分为吴方言区和江淮方言区，江淮方言区的人在政治上一度绝对占着上风，他们是原住民，说的是官话，店大欺客，而吴方言区的先民，不是流放的犯人，就是跑来垦荒的江南人，人生地不熟，甘心被领导和管辖也就在情理之中。
　　南通话是最让人头疼的一种方言，它夹在两大方言之间，既是一种变了形的“江淮官话”，又是一种蜕变了的吴语，因此有学者把它称为具有吴语基础的江淮方言。说到江南江北的交流，南通要比镇江更走极端。历史上，南通曾被称之为“小扬州”，也被称之为“小上海”，这些称呼充分反映了南通的善变。同样是不南不北，与镇江相比，南通的南风北韵特征更为明显，变化也更加诡谲，关键是看何种文化占据主导地位，有时候是南风劲吹，北韵隐退，有时候正好反过来，是北韵凸现，南风渐去。
　　进入近代以后，南通人不愿意把自己看作是江北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在江苏境内，江南江北往往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可能是代表着一种贫富差异。人穷志不穷，谁也不愿意为了穷让人看不起，更不愿意自己本身并不是很穷，却仍然还被人看不入眼。南通是整个江北区域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根据最新的gdp总量排名，南通在2006年统计数字方面，已经超过了常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信号，自从1128年黄河改道进入江苏境内，整个江北地区贫穷落后的帽子，就再也没有摘掉过。南通的腾飞具有很重要的示范意义，毕竟江北要比江南大得多，一个江北要抵得上几个江南，这里的经济真要起来了，江苏的前途不可限量，而要想建设和谐江苏，江北的经济不上去，显然也只是一句空话。南通人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实干家，将是最先打破大江南北差异魔咒的先行者。

同样，为纪念文天祥南归修建的“渡海亭”，不但是很好的旅游景点，同时也可以作为当年这里是边远蛮荒的见证。1276年，文天祥在被押随元军北上的途中脱逃，几经磨难，在通州卖鱼湾附近渡海南下，与惊恐逃亡中的小朝廷会合，重举义旗，最后虽然没有能够完成挽救南宋的大业，但是南通人永远忘不了这位忠贞不贰的民族英雄。

南通篇，完

第十二章　盐城

【人生曰盐】
　　盐城是江苏最大的城市，当然只是指它的管辖区域，是1．5万平方公里，这个面积相当于江南的苏州无锡常州的总和。盐城人口名列江苏第二，它的gdp总值，根据2006年的排名，只相当于苏锡常的十分之一。大家都知道，江苏是个出了名的经济强省，如果盐城经济状况能像苏锡常一样出色，江苏的经济将大大地又向前迈出一步。
　　盐城在南通的北面，与自己的这位近邻相比，盐城显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注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问题，不可能用三言两语就解释清楚。简单地说，盐城的落后是与交通不方便有关。试想一个古代旅行者来到江苏，不外乎经过两个途径，或者像李白出川那样沿长江顺流而下，或者像康熙乾隆下江南那样沿运河一路巡视过来。长江和大运河是江苏境内最主要的交通要道，历史上发达一点的城市不是依靠着运河，就一定是紧挨着长江。盐城距离长江运河都有着相当长的路程，历史上这里曾经出过一些很不错的名人，譬如建安七子中的陈琳，南北朝的名医徐道度，清代的治水专家冯道立，评书的开创者柳敬亭，然而相对于省内其他城市却要逊色许多。翻阅古代文献，真正到过盐城的历史文化名人，数量和质量都是非常有限。
　　有了津浦铁路，轨道交通开始全面代替航运，沪宁线将江南的重要城市都串联起来，然而列车在南京跨过长江以后，却一头扎进了安徽腹地，一直要快到徐州，才重新进入江苏境内。这一交通史上的重大改变，使得原本还有些繁华的苏北运河沿线，开始急转直下地萧条，交通瓶颈限制了这些地区的发展，进一步加大江南和江北的经济差异，而借助运河辐射的盐城受到的打击就更大，因为津浦铁路在运河的西端，离盐城的直线距离更为遥远。
　　盐城东临黄海，西接淮扬，南对南通，北至连云港，自古就以出产淮盐而著名。淮盐粒大色白，饮誉古今，长江沿岸的川鄂赣皖苏等地，均视淮盐为上品食盐。盐城的置县设城，无疑也是因为这里的得天独厚。“煮海之利，重于东南，两淮为最”，相传湖南和江西一带嫁女，多选淮盐为馈物，云南一些地方的少数民族嫁女，必以淮盐相陪方为嫁妆齐全。盐和卤物质意义上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汉朝许慎在《说文》上指出了它们的区别，“天生曰卤，人生曰盐”，自然形成的是卤，经过人力加工而成的才可以称之为盐。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出人类什么时候开始“煮海为盐”，日积月累光阴似箭，食盐的生产技术已经一变再变，能确定的也许只是盐城人民的日常生活，与盐业生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说白了，历史上的盐城，就是一个淮盐的生产基地。盐是人类活动不可或缺的物质，在古代中国，盐不仅与老百姓日常生活休戚相关，也与封建王朝社稷之安危密切联系。因此，历朝历代都是十分重视盐政。官府募民制盐，然后官收，官运，官销。在元代，“国家财赋，盐利为盛”，通过对盐的控制而产生的巨额收入，竟然占了当时国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明朝为盐官设置的最高头衔是从三品，清朝有巡盐御史，这个御史的官衔并没有定品，由于他管辖的都转盐运使已是从三品，在三品之上是理所当然。围绕着盐政，不但可以派生出一大批官僚，还造就了许多富可敌国的盐商。盐商又分垣商和运商，垣商负责从盐民那里把盐收集起来，运商则是把盐运往全国各地。
　　千百年来，盐城人默默无闻做了太多贡献，自己并没有过上富裕生活。古代盐民又称“灶民”或“盐丁”，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不仅生活上艰苦，政治上也备受歧视和奴役。在封建朝代他们是最被看不起的人，从宋代开始，包括后面的元明清三代，都用特殊的户籍管理盐民。这种特殊的户籍不能改变，盐民们只能世世代代积薪，晒灰，淋卤，煎盐，蓬头垢面胼手胝足，所产食盐全部交公。盐民甚至都没有行动的自由，若出灶区需经官方批准，且不能持器械或三五人结伴同行，生活水准完全跟奴隶差不多。

也许，过不了太久，随着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在生态学观点的指导下，享受和认识自然将成为一种必然。到那时候，盐城将成为江苏境内最为时尚的城市，去湿地尽情享受自然风光，看仙鹤飞舞，看麋鹿奔跑，将自己置身于相对古朴和原始的自然区域，将成为一道独特的生态文化景观。

第十三章　连云港

【孔子望海】
　　连云港有一个孔望山，据说是孔子望海的地方。当地的老百姓相信，孔子虽然是山东人，但是他老人家第一次见到大海，却是在江苏境内的连云港。关于这个孔望山，史籍中确有记载，《舆地要览》上说，“孔子问官于郯子，尝以登山，以望东海，故名。”不妨设想一下这个两千多年前的情景，一辆马车或者牛车从历史的风尘里走了出来，车上坐着一个满面忧患的老者，几个衣衫褴褛的弟子紧跟在后面。到了山脚下，孔子兴致勃勃地下车了，在弟子的搀扶下，登上了这座无名的小山，面对一望无际的浩瀚大海，他会说些什么呢。
　　孔子活着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后来成了圣人，他到过的地方便有了意义。孔望山不仅仅是孔子来过，苏东坡也来过，而且不止一次。连云港人编过一本《海州诗赋》，上面竟然选了苏东坡的九首诗词。同样是沿海城市，连云港说起自己的历史文化，显然要比南通和盐城强得多。能和孔夫子联系在一起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相对于江苏境内的其他城市，这恐怕也是绝无仅有。连云港除了十分的古老，而且非常的青春，如果以命名的时间计算，和江苏的其他城市相比，连云港差不多可以算作是最年轻的城市。
　　连云港在江苏的东北角，正好与西北角的徐州对峙，它们像两个牛角一样戳向北方。与徐州一样，连云港也是地道的苏北，与遥远的江南几乎没什么关系。从性格上来说，说连云港人徐州人更像山东人，绝对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事实上，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初，它们就都属于山东管辖。由于连云港在淮河的北边，而淮河又是中国公认的地理分界线，因此说连云港人是地道的北方人，显然也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在今天的孔望山，因为孔子的传说，可以看到几座洁白的雕像，这是后人根据自己的想象塑造的。或许是太现实了，反而让我们的思古幽情大打折扣。望海的意境是不能简单复制的，虚了会让人感到实在，实了会让人感到虚妄。相对于孔子望海故事的无迹可寻，孔望山的另一处名胜更值得游人去观，这就是位于绝壁上的东汉摩崖造像。许久以来，谈论中国佛教造型艺术的源头，言必称敦煌莫高窟，要不就是龙门和云冈，直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才有专家发现原来孔望山摩崖造像是“含有佛教内容”，然后经过许多位专家的一致论证，最终认定这些造像“是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东汉摩崖造像”，它们要比著名的敦煌莫高窟造像还早二百多年。
　　孔望山摩崖造像就山石自然形势凿成，整个画面东西长15．6米，高9．7米，有100余尊人像，有佛，有菩萨，有力士，有供养人，还有老子和黄帝，有门亭长关令尹喜。造像大小不一姿态各异，最高的是1．14米，最小的只有10厘米，或聚集相拥，或孑然一身，形象生动风格古拙，精彩程度让人叹为观止。几百年来，并不是没有人知道摩崖造像的存在，但是在口碑流传和历代著录中，大都认为它只是表现了汉代的世俗生活，因为在观察这些造像的时候，人们发现其中个头最大的两个造像是黄帝和老子，不仅位居画面的中心，而且高高在上。大家并不知道这种以道教为正宗，以佛教为辅的石刻造像艺术，恰恰是佛学刚传入中国时的独特景观。孔望山摩崖石刻是地道的汉化了的早期佛教造像，它形象地记录了东汉时期释道交糅的一段历史，那时候的佛教初来乍到，要想深入人心，得到老百姓的喜爱，就必须借助于土生土长的道教，而外来的文化也必须与本土的汉画石刻结合在一起，才可能真正地获得自己的艺术生命。
　　因此，当我们面对这些神奇的造像时，实际上就是在走进历史。陈寅恪先生曾说过道教起源于滨海地区，汤用彤先生则认为东汉的佛教最初是依附于道教而存在，连云港的孔望山摩崖石刻显然提供了非常好的实证资料，我们在庆幸自己眼福的同时，不得不为这两位极有学问的先生没能亲眼目睹这些石刻造像而感到可惜。

【古朐流风】
　　连云港的历史很难描述，譬如这个“朐”，一般人看到了，首先是不敢读它，其次吃不太准它的确切含义。按字典上的说法，这个字不是看半边读“句”，而是应该念作“渠”，它可以是“屈曲的干肉”，也可以是古地名。
　　说到古地名就只能是今天的连云港了，连云港的古称除了朐县，还有郁州和海州，其中以海州的名称最响亮，时间也最长最有代表性。大致地说，在夏商时代，今天的连云港这一地区属徐州之域，是东夷的一部分。到了周时属青州，春秋时属鲁郯子国，战国时属楚。秦统一中国后开始设朐县，先属薛郡，后属郯郡，汉时属徐州东海郡，晋沿袭汉制。南北朝变化比较大，刘宋在此侨立青冀二州，萧梁时又设南北二青州，东魏武定七年，改青冀二州为海州，辖六郡十九县。这以后，这个区域基本上就叫海州了，地盘忽大忽小。
　　海州正式的建置时间是公元549年，这是连云港行政史上的一个大转折点，在此之前，尤其是汉代，今天的连云港辖地虽然已有了好几个县的建置，却分别属于琅琊郡和东海郡，海州的诞生标志着这一带从此有了“州”级的行政中心，以后名称虽有改异，辖区也有盈缩，行政区划基本上是在原海州的范围内省废或复置。连云港是大秦帝国的东方国门所在地，曾经在这修过一个象征国门的标志性建筑，这个绝不是传说，在司马迁的《史记》上有过正式的记载。关于这个秦东门在连云港的具体位置，历史上曾有过三种观点，通常的说法是在孔望山上，而且就在摩崖造像附近。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能说清楚的中央集权统治者，他在位期间，曾五次出巡全国，所到之处，刻石铭功颂德，耀武天下扬威边陲，其中四次巡海，三巡琅琊，两抵海州，可惜强悍的秦王朝生命太短暂，它留下来的很多东西转眼即逝。既然是国之东大门的所在地，连云港一开始就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存在着，有学者认为连云港是秦王朝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首发港，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秦方士徐福东渡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不管徐福出海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率众东渡，要比明代的郑和下西洋早一千六百年，比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早一千七百年，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
　　徐福是连云港赣榆人，博才多学，通晓天文气象，熟知航海医学，根据文献记载，他当时所携带的童男童女有数千人，还有相当数量的能工巧匠。大家都相信是他把中国的文明传到了日本和韩国，譬如稻作农耕锻冶纺织的技术。梁启超先生就曾撰文公开推崇徐福的殖民海外，认为他对“开化日本”有着不小的贡献。连云港人对徐福情有独钟，他们广泛地收集着相关的研究资料，热情洋溢地宣传徐福的事迹。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驻法国总领事廖世功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徐福到达的并不是日本，而应该是更为遥远的美洲大陆。十年以后，日本的《朝日新闻》上有文章称徐福为日本的建国天皇，即神话中的日本开国之祖神武天皇。这些极端甚至有点离奇的观点，并不代表连云港人毫无保留地完全相信，但是作为可以玩味的故事，却将信将疑地在民间到处流传。
　　由于在秦始皇专政的年代，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焚书坑儒，而徐福东渡的时间，却是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六七年前，也就是说，他完全有可能带走一批非常珍贵的旧文字书简。很多学者都十分关心这些资料，譬如江户时代的日本汉学家林罗山就认为，这些“蝌蚪篆籀韦漆竹牒”因为知道的人太少，很可能已毁于后来的兵火。如果真是这样，无疑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当然，既然是猜想，就更可能还有意外，或许有一天，人们会在无意间突然发现这些珍贵的文物。